陆侃如、冯沅君《中国诗史》是当时出版的影响最大的一部诗歌史。

陆侃如（1903—1978），江苏海门人，著名学者、文学史家、古典诗论家。冯沅君（1900—1974），河南唐河人，笔名淦女士，著名作家、学者。20年代中期，二人结识于上海，倾心相恋，结为夫妻。陆本有写作《中国文学史》的计划，考虑到中国文学史的材料异常丰富，自己只是一个“年轻学浅的人，自然不能一蹴而就”，所以，他选择了先写《诗史》，意待《诗史》做成后“再扩充做全部文学史”。^[7]遇到冯的时候，陆已完成《古代诗史》上册的著述，冯沅君对于诗词元曲也早有研究，尤其精于元曲研究，于是，陆、冯二人全力合作，由陆完成古代诗史与中代诗史，由冯完成近代诗史，三部分相合即一部《中国诗史》。《中国诗史》是冯陆二人初次合作的成果。此书由大江书铺印行，1931年出版。陆侃如1930年写的《诗史·序例》，说明《诗史》写作情况：“此书是我和沅君合写的。起初我打算一个人写，在北平读书时便写成‘导论’及‘古代诗史’。后来在上海教书，即以此作讲义，并续写‘中代诗史’。时沅君在上海讲词曲，故以‘近代诗史’托付她。我自己又写一篇附论，全书就此完成了。”

全书分三卷，卷一古代诗史（前1100—200年）分四篇，分别为萌芽时代、诗经的时代、楚辞的时代、乐府的时代；卷二中代诗史（200年—900年）也分四篇，分别为曹植时代、陶渊明时代、李白时代、杜甫时代；近代诗史（900—1900）四篇，分别为李煜时代、苏轼时代、姜夔时代、散曲时代。卷一所论诗的特点是自由，因而这一阶段的诗为“自由诗”；卷二所论的时代，诗歌越来越格律化，这一阶段被称为“诗的束缚史”；最后一卷所论时代，则被称为“诗的变化史”。陆、冯论诗歌，取的是广义的诗歌，包括传统意义上的诗、乐府、词、散曲等不同体裁形式，而全书对诗的论述只及于唐，唐以后则只论词曲。至于词，则只论及五代两宋，元代则论其散曲。元以后，包括明清，诗词曲，则一概略而不论。

《中国诗史》是继王国维《宋元戏曲史》、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之后又一部具有开拓性的分体文学史力作。它以史为序，着重论述诗体的流变、兴替，并对重要诗人的风格进行评论，勾画了中国诗歌发展的大概线索。1956年，经陆、冯两位先生修改校阅，由作家出版社出版了《中国诗史》修订本。此书被评论界称为第一部有系统的诗歌史，直至现在，仍然被学术界所看重。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重版《中国诗史》，1996年山东大学出版社印制精装本，1999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将之作为20世纪经典学术史之一出版。

对于《中国诗史》的写作，陆在自序中陈言，主要是因为“国人的不了解本国文学，不亚于不了解外国文学。无论哪一个伟大作家，很少有人能做详细传记的。无论哪一种伟大作品，很少有人能说他在文学史上的位置的。甚至有许多很荒谬的传说，行之千百世，而迄今无人加以改正的”。另外，当时的情况是，“个个人都诅咒中国无好文学史，个个人都希望中国有好文学史，然而没有一个人肯自己动手做一部文学史”。因此，陆侃如决定自己“尝试一尝试”。这一“尝试”就尝试出了这部深有影响的《中国诗史》。

在著作思想上，此书注重结合传统的朴学方法和西方现代方法。此书在史料方面作了许多辨伪工作，保持了乾嘉学派的朴学传统。与李维《诗史》相比，“此书在材料考证和作家作品研究上就要扎实、深刻得多了”^[8]。同时，此书在理论上倾向于西学的观点，在1956年新版序言中，陆侃如指出，当年曾受整理国故运动的影响，在古代诗史部分，还采用了一些汉学家如高本汉（瑞典）、康拉第（德国）、马伯乐（法国）的观点。同时承认，此书也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

《中国诗史》深受胡适、王国维思想的影响，^[9]尤其是胡、王二人“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进化论思想的影响，特别强调进化论。^[10]全书采用进化论和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将研究对象置于历史进化的环境中，力图揭示中国诗歌特定的演变规律。著者指出，“文学是渐渐演化而成的，不是一二天才所能凭空创造的”^[11]，并宣称“此诗史从诗经、楚辞叙起，一直到近代的散曲（按指元散曲），而词盛行以后的诗，及散曲盛行以后的词，则概在劣作之列则删去”^[12]。其近代诗史部分则将当时尚不登大雅之堂的元明散曲及清代俗曲，当作中国诗歌的主流。将以前不为学者重视的散曲、俗曲编入到诗史中来，起到了拓宽文学史研究视野的作用。

在这种进化论诗学的影响下，《中国诗史》对中国诗歌演变的大势，对多种诗体的产生和流变，以及一些诗歌的艺术技巧，大都能从动态的视角作以精到的论述。

对进化论的迷信也给此书留下缺憾。陆、冯《中国诗史》出版不久，浦江清先生就著有《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2年）一文进行评述。浦对陆冯《中国诗史》呆板继承王国维、焦循等“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文学进化论观念的做法非常不满，称该书：

虽然把苏轼标榜成一个时代的代表文人，但只是说他的词，没有说他的诗。在无论那个读者，就是作者自己，也总会想到足以代表苏轼者是诗不是词吧。黄庭坚、陈师道、范成大、陆游的诗，一齐在“劣作”之列，元好问以下的诗家名不见于《诗史》了！吴伟业不幸处在“散曲时代”，所以如《圆圆曲》、《鸳湖曲》那样琅琅可诵的诗，竟湮没无声。金和的《兰陵女儿行》不能不说是近代一首奇诗、长诗，亦竟不得在《诗史》里讨论。最可惜的是韦庄，因为他迟几年，身世入于五代，所以他的《秦妇吟》也变成“劣作”，不得与“如今忆却江南乐”等并论了。

以此，他认为陆冯二人只是写了“一部中国乐府史”、“一部中国抒情史”，而不是诗史。郑振铎曾在1958年第1期《文学评论》上的《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发表类似评价：

陆侃如的《中国诗史》，抱着每个时代各有其特殊的文体的见解（唐诗，宋词，元曲），在宋就不言“诗”只言“词”，在元就不言“诗”“词”只言“散曲”，尽管宋、元二代有着不少的写作诗词的伟大诗人们存在着。论宋诗能够忽略了梅尧臣、陆游、杨万里们么？述元诗的，可以把元好问、虞集、范梈、杨载、揭傒斯和杨维桢他们的名字删去么？像他那样的《中国诗史》，究竟是一部怎样的半身不遂或肢体残缺的“诗史”呢？在那里，怎能看得出中国诗歌发展的全貌呢？

总体看来，《中国诗史》标志着30年代时期，诗史撰述的模式和结构“已然成熟了”^[13]。

几乎与《中国诗史》同时，诗歌系统中更细类的分体文学史也出现了。数量最多的是乐府文学史。五四之后，乐府文学的研究在胡适等人的提倡下已经得到重视，黄节早先就出版过《汉魏乐府风笺》，梁启超也有《中国之美文及其历史》，二书都深入论述了乐府诗歌。稍后胡怀琛的《中国民歌研究》（1925），胡适的《白话文学史》（1928），周群玉的《白话文学史大纲》（1928），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0），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陈钟凡的《汉魏六朝文学》（1931）等书，都有关于汉乐府的深入论述。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孔德的《汉短箫铙歌十八曲考释》（《东方杂志》23卷29期），朱希祖的《汉三大乐歌声调辨》（《清华学报》4卷2期），黄节、朱自清的《乐府清商三调讨论》（《清华周刊》39卷8期）等，都从不同角度为汉乐府诗的研究做出了实绩。另外，关于《孔雀东南飞》一诗的讨论和考证，在这一时期也取得了重要进展。^[14]

而冠以史名的乐府研究撰著，则有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许之衡的《中国乐府小史》、王易的《乐府通论》，以及40年代出版的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众多乐府文学史中，出现最早的是罗根泽的《乐府文学史》，该书由北平文化学社于1931年出版。

罗根泽，字雨亭，1900年生，河北深县人，就学于清华大学研究院国学门和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师从梁启超、陈寅恪、冯友兰等名师，毕业后，曾任教多所大学。曾主编《古史辨》第四、六册，著有《中国文学批评史》、《乐府文学史》和《中国古典文学论集》。(www.daowen.com)

当时，罗根泽认为截至30年代，中国社会史的问题还没有解决，同样，文学史的问题也没有解决。中国文学史的历史很长，而文学史的研究、撰著历史则极短。因为文学史的历史很长，所以文学的材料很多，文学史上的问题也极为繁杂；因为文学史的历史极短，所以对极多的材料与极繁杂的问题大都未能充分地研究与解决。所以，那时写作一部合理的中国文学史的条件还不具备。因此，文学史的编写工作就不能仓促上阵。在他看来，当时的文学史，尽管各有各的见解，各有各的长处，似乎都遵循着刻板的时代叙述样式，即从盘古写到今的方式。

对这些纯粹依据时序叙述，缺乏创建的文学史，郑振铎曾于1934年10月在《文学》发表《我的一个要求》一文加以批评。他历举谢无量、曾毅、朱希祖、日本古城、林传甲、王梦曾、张之纯、葛祖兰、刘师培九种文学史，称王、张及葛著是中学师范的用书，“浅陋的很”，林书“名目虽‘中国文学史’，内容却不知道是些什么东西！有人说他是钞《四库提要》上的话，其实，他是最奇怪——连文学是什么体裁，他也不曾懂得呢！”王书是翻译的，朱书“太简略”。只有谢、曾二书，“略为可观”，“然而二书俱不完备，也没有什么自己的主张与发见”。刘书则只是论一个朝代，也没有什么“新的见解”。

罗根泽跳出这种常见文学史的写法，转向外国文学史的编写借鉴，主张先将文学根据体裁分出类别，再依时代叙述。他还提出自己撰写各种分体文学史的理由：

你要看各种文学生于何时？盛于何时，分化于何时？衰灭于何时？因何产生？因何而盛？因何而分化？因何而衰灭？则纯依时代叙述的文学史恐怕不甚方便。文学史的责任是什么？不是死板的排比，是要考察各种文学的流变及其所以有此流变的原因，察往知来，以确定此后各种文学的正当途轨。——假使此言不错，那么，我要拥护我的分类叙述法。^[15]

他计划编写出一部《中国文学史类编》，全书细分为八类。这八类文体的发展史，他已先后完成几种，乐府部分就用《乐府文学史》的名义先行刊出。

罗著《乐府文学史》是中国第一部研究乐府这一文体发展历史的专著。乐府的地位的确非常之重要，在著者看来，“曲出于词，词出于乐府，乐府为词曲之祖，数曲忘祖”，是不可以的。^[16]

此书约十一万字，共六章，依次为绪论、两汉乐府、魏晋乐府、南北朝乐府、隋唐乐府、结论。著者对材料作了初步的分析，并将各种杂乱的记叙条理化，每一阶段都进行小结。全书条理清楚，便于阅读。此书还对乐府诗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加以考订，如《胡笳十八拍作于刘商考》、《木兰诗作于韦元甫考》、《南朝乐府的故事与作者》等。

此书所用的材料，主要来自《乐府诗集》、《古诗纪》和史书《乐志》中的一些记载，对材料的把握不是很充分。著者后来曾在《我怎样研究中国文学史》一文中对此书的不足有所提及：?

研究中国文学史的人，应当从大处着眼，但必须从小处着手。十几年前，我感觉到中国文学通史的体大而思不易精，由是拟编中国文学分类史，已写了几类，但除乐府一类已出版，无法撤销，其余都不欲遽然问世。现在我的着手处又缩到比分类史更小的单篇论文。^[17]

许之衡（1877—1935），字守白，曲学家。浙江仁和（今杭州市）人，曾入广雅书院修业，康有为入室弟子。精研曲学，撰《玉虎坠》、《锦瑟记》、《霓裳艳》等传奇。1920年前后来北京，结识吴梅，共研曲律。后在北大讲授词曲学，在北大出版的讲义有《曲史》、《曲律通论》、《曲选》等。1933年出版了《中国乐府小史》。

王易（1989—1956），字晓湘，号简庵，南昌人，著名词曲家、诗人。著有诗集《南州二王词》（与弟王浩合集）、《修辞学》、《修辞学通诠》、《乐府通论》、《词曲史》等。其《乐府通论》，于1933年由神州国光社出版，1944年又由中国联合出版公司再版。全书分“述原”、“明流”、“辨体”、“征辞”、“斠律”等五个部分进行论述，旨在揭示乐府演变的轨迹与规律。

许、王二著的成就、影响远远不及罗根泽《乐府文学史》。

30到40年代另一部成就显著的乐府文学史作是萧涤非的《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1944年由重庆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1984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新版。萧著虽在40年代出版，而实际成书却在30年代。该书底稿完成于1933年，系著者在清华研究院的毕业论文。其时，黄节是著者的导师。黄系汉魏乐府研究方面的大家，此前已著有《汉魏乐府风笺》。在导师的指导下，萧完成了这部著作。1934年，萧任职山东大学，就曾以此作为讲义，转至四川后，1944年，萧又将底稿修改为此书，出版发行。从写成到出版，整整间隔十年。这十年正是中国战争动乱极为剧烈的十年，萧涤非曾在《自题<汉魏六朝乐府文学史>》一诗中写道：“稿成十年前，稿定十年后。虽非作始功，青灯写如豆”，真实地反映了作者潜心钻研、写作的艰苦过程。

此书主要特点是阐发汉乐府民歌“皆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现实主义精神，对“作品本事及背景，求之不厌其详”，使读者通过了解一时代乐府之得失而知其社会政治之状况。在写法上，“寓诵读于叙述之中”，凡所征引之作品，皆属全篇。这与以前一般概论的摘叙方法很不同。黄节先生曾写了两千多字的评语，对此书肯定备至，以为“宜置超等”。此书问世至今，深得学术界高度重视。如认为五言诗始出于西汉，乐府民歌不始自班固，颇有见地，而直论木兰诗为北朝作品，则以后成为定论。此书作者主张研究乐府应该“惟有舍声求义”的观点，也非常符合当代研究乐府文学的现实。此书不失为一部乐府文学的佳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