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论教育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30年代前的分体文学史概述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30年代前的分体文学史概述

时间:2023-07-20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此前,综合性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已经开始,相继出现林传甲、黄人、窦警凡、谢无量等人著的多种中国文学史。20世纪最早的分体史著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3]鲁迅则完成了20世纪分体文学史的另一部巨著——《中国小说史略》。王国维、鲁迅是中国分体文学史写作的开创者,也是两座高峰。20年代的分体文学史研究还涉及小说、戏曲之外一些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的领域。

20世纪中国古典文学学科通志:30年代前的分体文学史概述

20世纪分体文学史的写作开始于一二十年代。此前,综合性中国文学通史的撰写已经开始,相继出现林传甲、黄人、窦警凡、谢无量等人著的多种中国文学史。朱自清曾在《什么是中国文学史的主潮》一文中指出,当时还是文学史研究的童年,上述文学史甚至缺乏明确的文学概念,存在明显的不足:

早期的中国文学史大概不免直接间接的以日本人的著述为样本,后来是自行编纂了,可还是不免早期的影响。这些文学史大概包罗经、史、子、集直到小说戏曲八股文,像具体而微的百科全书,缺少的是“见”,是“识”,是史观

分体文学史的出现略晚于文学通史,与文学通史编写情况不同的是,分体文学史甫一出现,就取得较高的成就,具有一定的“见”、“识”。分体文学史最早出现于正统文学所不重视的戏曲、小说等通俗文学领域

20世纪最早的分体史著是王国维《宋元戏曲史》。[1]该书写成于1912年,原名《宋元戏曲考》,1915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时,改名《宋元戏曲史》。陈寅恪称此书“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材料互相参证”[2]。所谓“取外来之观念”,指的是王氏吸收西方戏剧思想,以及进化论的文学思想,为历来不受重视的戏曲立传立史;而“固有材料相互参证”则又说明,王氏此书沿用传统学术的考证方法,运用切实可靠的材料来探求中国戏曲发展的历史,“究其渊源,明其变化之迹”。

此书名为宋元戏曲史,实际是一部自戏曲发源直到元代的中国戏曲史。王国维秉承一代有一代文学的文学进化观念,认为元曲为中国古代戏曲成就的高峰,以后再无发展,对明清戏曲持否定态度,所以他的戏剧史研究只到宋元时期便戛然而止,有欠完整。[3]

鲁迅则完成了20世纪分体文学史的另一部巨著——《中国小说史略》。与王国维一样,鲁迅也关注“正统”文学之外的文学。他的目光集中在小说上。《中国小说史略》,北京新潮社发行,1923年12月出版上卷,1924年6月出版下卷,是中国古典小说研究的第一部重要著作。此书原是鲁迅于1920年秋在北京大学和北京高等师范讲授“中国小说史”一课时的讲义,本为油印本,原名《小说史大略》,后扩增篇幅,改名为《中国小说史大略》,后又修改排印,出版为《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史略》采用全新的体例。鲁迅先生在材料搜集上用功极深,讲究实证主义胡适对此也极为称赞。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序》中写道:

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

在进化论思想的影响下,《中国小说史略》顺着历史发展的时间顺序,清晰地勾勒出中国小说演变的轨迹。

王国维、鲁迅是中国分体文学史写作的开创者,也是两座高峰。对他们在分体文学史研究上的卓越地位,郭沫若的评价颇有代表性和总括力:

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而且是权威性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4]

此外,此期的小说史著作尚有:王钟麒的《中国小说史》。王氏自称在1907年编过此书。[5]该书也许是目前所知中国人编著的最早的《中国小说史》,然而,今天已经见不到该书原书。张静庐的《中国小说史大纲》,泰东图书局发行,1920年6月出版;郭希汾(绍虞)的《中国小说史略》,上海中国书局,1921年5月出版;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苏州秋叶社,1927年12月出版。张静庐(1898—1969)的《中国小说史大纲》在出版时间上先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但是,此书只有2万字,是张原计划要写作的小说史的一个总括性大纲。王无为曾为张著作序:“静庐兹书,分五编,本编特其总论。”张氏预计写五编,其他四编并未完成,只是以总论编成一书。郭希汾的《中国小说史略》,出版时间也早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此书只是日本人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关于小说一节的翻译。范烟桥的《中国小说史》,出版时间晚于鲁迅小说史,基本沿袭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以时代为纲,论及作品和作家。另有庐隐著《中国小说史略》,分别于1923年6月至9月间刊发在《晨报》副刊的《文学旬刊》上。此书承袭鲁迅与日人盐谷温较多,稍有新见,但体例并无创新

王国维之后的戏曲史著作尚有: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此书1926年10月由上海大东书局出版;贺昌群的《元曲概论》,此书1930年4月由商务印书馆印行。

吴梅也是20世纪中国戏剧史研究的先驱者之一。王国维写成《宋元戏曲史》一书,开戏剧史研究之先路。与王国维不同,吴梅更偏重于曲。他对当时“歌者不知律,文人不知音,作家不知谱”[6]的现状非常不满,所以,他主要从事曲学研究,他的曲学也主要是昆曲之学。他的《中国戏曲概论》一书,在王国维之外另立旗帜,推重场上之曲,即戏中之曲,将中国戏剧史研究一直扩展到明清时期。他深受传统曲学影响,偏爱昆曲,轻视花部地方戏曲,看不起当时最受民众欢迎的皮黄,甚至狭隘地断定:乾隆以上,有戏无曲;嘉道之际,有曲无戏;咸同以后,实无戏无曲。所以,《中国戏曲概论》并不是一部周全完备的戏剧史书。(www.daowen.com)

20年代的分体文学史研究还涉及小说、戏曲之外一些不为正统文人所重视的领域。如民歌,有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1925年9月出版;神话,有玄珠(沈雁冰)《中国神话研究ABC》,世界书局印行,1929年1月出版;寓言,有胡怀琛《中国寓言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1930年11月出版;民间文学,有杨荫深《中国民间文学概述》,上海华通书局发行,1930年1月出版;音乐文学,有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上海泰东书局印行,1925年8月出版。当时的文学史还涉及一些专题文学。如谜语,有钱南扬《谜史》,民俗学会出版,1928年7月;妇女文学,有梁乙真《清代妇女文学史》,中华书局印行,1927年2月出版,等等。

此时对传统观念“正统文学”中诗文史的研究,倒并不太发达。20年代,出现一些诗歌研究的专题著述,如胡云翼《唐代的战争文学》,商务印书馆印行,1927年9月出版;《宋词研究》,中华书局印行,1926年3月出版;《唐诗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1930年12月出版;《宋诗研究》,商务印书馆印行,1930年12月出版。

当时诗歌等韵文体裁,只出现了两部分体史著,一是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中华书局印行,1927年2月出版,一是李维《诗史》,北平石棱精舍发行,1928年10月出版。

陈钟凡《中国韵文通论》,所论述对象包括诗、词、曲、赋各类“韵文”,共九章,自《诗经》一直讲到金元以来南北各种曲。

李维的《诗史》则是近代中国第一部诗歌分体史著。此书是在词史专家刘毓盘建议下写作的。李维仅仅用了三个月的时间就写成此书。全书共约十一万字,分三卷,上卷十五章,自诗的缘起一直写到隋诗。中卷分十三章,从初唐写到五代。下卷十七章,从两宋一直写到明清。他认为汉魏六朝唐代,是古典诗歌的兴盛时期。盛唐时期,诗歌达到了鼎盛高峰,诗体至此也得到“大成”。诗歌进入宋代,“诗势”已经走向衰落,明诗则“再降”,清诗则“极衰”,而旧体诗也因此终结。李维从诗歌本身的特点考察其演进历史,因此,他对诗歌发展的阶段,以及在各个不同阶段的特点的分析与论述,与诗歌发展的真实情况比较一致,也比较准确、科学,后代对古典诗歌发展历史的研究基本上没有脱出他所划出的这条宏观的线索。在划分诗歌演进历史轨迹的同时,李维也对诗歌发展做出了一些论断,如认为两汉文学当以乐府为代表,建安曹氏父子有“侧平民文学于正统之间”的功劳,初唐宋之问、沈佺期等完成了近体诗绝句准篇的任务等,都颇为精准。

20世纪初到20年代末,是分体文学史发展的初步阶段。这期间,随着外来思想的输入,加上文学革命的推动,传统主流文学体裁的研究反而不太受关注,而近代以前受轻视的通俗文学研究,则得到长足的发展。所以,分体文学史从戏曲、小说等“俗文学”领域开始,不是偶然的。对这个过程及其意义,朱自清先生在《诗言志辨·序》中论述甚详:

西方文化的输入改变了我们的“史”的意念,也改变了我们的“文学”的意念。我们有了文学史,并且将小说、词曲都放进文学史里,也就是放进“文”或“文学”里;而曲的主要部分,剧曲,也作为戏剧讨论,差不多得到与诗文平等的地位。我们有了王国维先生的《宋元戏曲史》,这是我们的第一部文学专史或类别的文学史。新文学运动加强了新的文学意念的发展。小说的地位增高,我们有了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小说、词曲、诗文评,在我们的传统里,地位都在诗歌之下,俗文学除一部分古歌谣归入诗歌里以外,可以说没有地位。西方文化输入了新的文学意念,加上新文学的创作,小说、词曲、诗文评,才得升了格,跟诗歌和散文平等,都成了正统文学。

各种分体文学史的编写实践取得成就的同时,对于文学如何研究,以及如何作“分体”研究的理论思考和讨论,也逐渐展开。郑振铎、罗根泽都曾主张先作分类文学研究。郑在1922年《文学旬刊》第51期发表的《整理中国文学的建议》一文中,不仅将中国文学从体裁上分为诗歌、杂剧、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传记、论文文学批评、杂著等九类;还指出中国文学的整理,只是刚刚开始,不应该“做全部的整理功夫”,“最好是先有局部的研究,然后再进而为全体的研究,才能精密而详确”。他还详细地列出局部研究的分派,即:一部作品的研究、一个作家的研究、一个时代的研究、一个派别的研究、一种体裁的研究。罗的计划则更详细、有序。他主张先编分体文学史,再编文学通史。他在1935年发表于《文史丛刊》的《研究中国文学史的计划》中写道:

我对于编写中国文学史,也怀过较长时期的野心,迭经考虑之后,曾拟定分类编著的计划。原先分为歌谣、乐府、词、戏曲、诗、小说、骈文、散文八类……后来感觉到歌谣是诗词乐府的生母,而本身的变化则极少。又以文学批评虽不一定也算创作,但确是创作的导师,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极高。由是将歌谣散入诗词及乐府,而添入批评,仍是八类……分类文学史并不妨碍分期文学史,而且给分期文学史更以许多帮助,犹之有了各期专史,同时仍需要通史。

以故我拟先写各类文学史,俟各类文学史写讫之后,再合起来写一部整个的文学史。

这些意见,都是对分体文学史研究的理性思考,有助于分体文学史编写的进一步展开和提高。进入30年代后,分体文学史的编写全面地铺开了。分体文学史的数量空前增多,分体文学史的种类更多了。小说、戏剧,以及此前未被充分重视的分体文学领域,如诗歌、散文、词曲,以及文学批评等都出现了重要的研究史著,包括韵文史、散文史、诗史、词史、曲史等,还有与韵文、散文互有重叠的骈文史,以及小说史、戏剧史、批评史等。以下分述三四十年代各体文学史的编撰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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