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试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史的著作还有一些，有的在书中直接阐明唯物史观观点，如张希之《文学概论》阐明：“在本书中，编者曾努力地把‘唯物史观’应用于文学的领域，从经济的、社会的诸条件，解释一切问题”，“这种努力或许是‘心劳力拙’，但编者深信，‘唯物史观’是唯一的科学的研究方法”。^[4]同时，作者在该书中也提到了文学的阶级性问题，认为“到了阶级的社会形成以后，人类既不能脱掉他所属的阶级，当然他的感情也染有‘阶级’的色彩，这是不能否认的真实”^[5]。正是在这种文学理论指导下，作者写了一部文学史《中国文学流变史论》，书中分为文学史方法论、文学史范围论、中国文学史的观察、史前社会及文学、诗经、楚辞、汉代文学的发生及发展等七章，主要根据中国经济发展的阶段来论述中国文学演变的历程。

还有一些著作虽然没有公开声称是以“唯物史观”为指导，但在具体论述中能结合历史环境、社会状态、阶级对立等方面解释文学现象，如阿英《晚清小说史》，以作品的题材、内容把晚清小说分为12类：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两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问题、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讲史与公案、晚清小说之末流、翻译小说等。书中对于艺术技巧很少着墨，而主要依据作品所反映当时社会的广度和深度来品评，如他推崇《文明小史》，就是因为这本书更广泛、更清晰地反映了时代特征。再如孙俍工《唐代的劳动文艺》，该书原为作者在劳动大学执教时的讲义，分初唐盛唐、中唐、晚唐五代三个时期论述唐代与劳动有关的文学作品及其作者，其中着重论述唐诗中对劳动人民生活的描写。另外还有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在具体论述中也都具有唯物史观的理论倾向。如该书认为“文学是社会上一切意识形态中的一种，其变化与任务，全以社会的转移为转移，文章不能离开时代，时代的转变便是造成文学的基本条件”，再如在论述建安时代社会背景时认为“封建社会走进商业资本发达的阶段，农民受了地主和商人的两重剥削而陷于极贫困的境地之后，必然地会引起他们极激的反抗而形成广大的阶级斗争”等。

虽然这些著作的水平还良莠不齐，存在一些问题，但在文学史的创写只有二十多年和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只有十多年的情况下，能够涌现出这样一批运用唯物史观解释文学史的著作，已经相当难能可贵。罗根泽在1934年为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所写的序言中曾提到文学史写作受社会意义影响的进程：

中国之有文学史的编著，还是最近二十年来的事，过去是没有的。在这短短的二十年间，治文学史者之态度与观点，一向是随着社会的急变而急变……故就大体而言，“五四”以前的社会意识是传统的封建意识，“五四”以后的是那由希望而至于失望的资本主义意识，最后发生的是社会主义意识。传统的封建意识，当然尊崇万世不灭的礼教道德。把它打倒的资本主义意识，则在有希望时是提倡其所谓自由平等，以及人权保障之说，无希望时就不免要从浪漫而流于颓废。至于社会主义意识，则把所有的心思，完全放在阶级斗争上面。由是而影响于文学史者，“五四”以前泰半是用观念论的退化史观与载道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和曾毅的《中国文学史》；“五四”以后则泰半是用观念论的进化史观与缘情的文学观来从事著述，例如陆侃如和冯沅君合编的《中国诗史》，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以及本书。最近大出风头的是辩证的唯物史观与普罗文学观，本此以写成的有贺凯的《中国文学史纲要》和谭洪的《中国文学史纲》。^[6]

可见，唯物史观文学史是在批判资本主义历史观文学史的基础上产生的。在救亡图存的大历史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接受。唯物史观也因为其科学性而被越来越多的古典文学研究者接受。然而，它毕竟是新生事物，人们对它的理解和把握都比较粗浅，在具体运用中难免表面化和机械化的倾向。如到40年代，还有文章说：“从社会经济基础上来解释上层文化现象，无论是对历史、社会、文化、政治或文学艺术各部门，在中国都还是很幼稚的学问。”认为从五四以来的几十种中国文学史，都存在各种问题，呼吁出现一部“用进步的科学方法写作，不忽略文学本身的源流或发展，并兼顾与其他上层文化关联的文学史”。^[7]当然试图用科学方法写作的文学史是存在的，但因为理论运用的片面和机械化，所以不能完全达到预想的效果。对于这种现象，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中曾提到它们的不足：

每见文学史作者，固执社会造因之说，以普遍之社会状况解释特殊之文学风格，以某种文学之产生胥由于某时某地。盖时地而外，必有无量数影响势力，为一人所独具，而非流辈之所共披焉。故不欲言因果而已，若欲言之，则必详搜博讨，而岂可以时地二字草草了之哉！^[8]

诚然如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是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有些研究者只抓到些皮毛，泛泛地用时代、社会、阶级的概念去套用历史，把历史简单化的同时，也把文学现象简单化了，对作家和作品的研究更是恨不得贴上一个阶级的标签。这是在刚刚接受一种新理论的时候，很容易出现的失误。我们没有必要去苛责前人，反而更应该佩服他们披荆斩棘、筚路蓝缕的勇气。正是通过他们的努力，使唯物史观初步成为指导文学史研究的重要理论，同时，他们的具体实践，也给后人留下可资借鉴的宝贵经验和教训。因此，40年代才会出现像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样较为成熟的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文学史。

（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金霞）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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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陈君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的商榷》，上海：《矛盾》，1933年第2卷第3号。

[2]邓绍基：《古代文学研究集》，第17页，第1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3]邓绍基：《古代文学研究集》，第17页，第18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4]张希之：《文学概论》，第2页，第14页，北京：文化学社，1933年。

[5]张希之：《文学概论》，第2页，第14页，北京：文化学社，1933年。

[6]罗根泽：《郑宾于著<中国文学流变史>》，南京：《图书评论》，1934年第2卷第10期。

[7]李何林：《中西市民社会的文学共同点》，重庆：《中原》，1945年第2卷第1期。

[8]钱锺书：《中国文学小史序论》，南京：《国风》，1933年第3卷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