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州国光社在30年代以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宣传辩证唯物主义而著名，主办者王礼锡对马克思主义很感兴趣。30年代神州国光社发行了一套《物观文学史》丛书。这套丛书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力图用这种全新的理论阐释中国文学史。在丛书序言中，王礼锡呼吁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研究中国文学史。

用唯物史观的方法来整理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冒昧的尝试……中国的出版界一直到现在还没有一种标准的中国文学史出现……现在先将研究所得，一册一册的先后印行，内容包括一个时代的通论，和代表作家的评传，统名为物观文学史丛稿。发行这个丛稿的意思：第一，督促我自己继续不断的写；第二，希望得到严格的批评，而得以逐渐改善；第三，希望抛砖可以引玉，很快的有一部更好的物观文学史出现。

丛书的代表作是王礼锡《李长吉评传》及其夫人陆晶清所著《唐代女诗人》。王礼锡的《李长吉评传》初版于1930年，1931年再版。该书曾在《读书杂志》上做广告，宣称此书“用唯物史观的眼光来分析中国的文学史，这是一个大胆的尝试，在这书中为研究文学史的人开辟一条正确的新路”。这个尝试首先体现在第一部分“从物观的立场追寻长吉诗的来路”中。作者按照唯物史观分析了唐代和唐前的社会形态，认为“北朝作品是农业社会色彩中带着很浓厚的游牧社会气氛”；“南朝作品在贵族的高华气息中披着商业资本的金迷纸醉的外衣”；“隋时北方武力征服南方的武力，南方的经济势力伸张到北方”；而唐代文学是南北文学的调和时期。正是这样的时代孕育了李贺和他的诗。该书从历史根源、阶级立场、客观需要几个方面论述李贺冷艳奇险风格形成的原因：

长吉的诗，其历史的根源，是南北诗体调和得最纯熟之后，渐渐的陷入于板滞的格律的反动；其阶级立场，是由贵族蜕化的小资产阶级性的士大夫阶级，所以他的诗的内容多是个人主义的感伤与娱乐，其客观的需要，是乱后的强烈的刺激的要求，和朝野乐曲混合后，“法曲”式的宫词，里巷的旧调，皆已厌倦，而需要多量的新的歌曲的供给。

作者又指出李贺用阴暗的音调和艳丽的色彩表现感伤的情绪，指出李贺诗中鬼气逼人正是感伤的深刻表现，指出李贺爱用“哭、泣、愁、啼、泪、寒、冷、老、血、死、月”等字来修饰、烘托感伤的色彩，爱用极度夸张、物类的人格化、奇特的词语搭配来创构怪丽的意象。

陆晶清的《唐代女诗人》出版于1931年，内容分为“引言”、“唐代女诗人与时代背景”、“唐代女诗人的代表作家”、“女诗人及其作品略考”等四部分，从时代与社会背景出发研究唐代具有代表性的女诗人。王礼锡和陆晶清的研究说明用唯物史观研究个别作家也是适用的。

1933年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读书杂志》3卷6期刊登了“社会学观中国文学史专号”。据胡秋原在《发刊言》中说，这是“以集团研究的方式，以历史的一元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同期发表了李华卿《中国文学史轮廓引论》、丁迪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胡秋原《秦汉六朝思想文艺发展草书》、张玉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四篇运用普列汉诺夫的社会学史观研究中国文学史的文章。虽然这四篇长文都属单篇论文，但在编者的有意编选下，实际上已经构成一部从原始文学到南北朝文学的文学史著作。(www.daowen.com)

在四篇文章中，李华卿《中国文学史轮廓引论》属于总论性质。文章首先辨析时下流行的关于文学的定义“文学是社会的反映或表现”，认为它的内容是极其空泛的，并联系泰纳和普列汉诺夫的理论进行分析，指出要想了解文学，“就必得毫无疑虑的先了解社会的经济构造之各种过程，以及由这种过程而产生的相适应的阶级关系。质言之，文学是社会的阶级的生活之反映……”然后依据唯物史观的理论，列举出从生产力的状态到反映社会心理的性质的各种精神文化五种社会构造的层次。以此为理论依据，概括阐述了对文学史各时期作品及文学现象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李文在断言唯物史观这一研究古典文学的新方法论的正确性和方针性的同时，也指出“唯物史观并不是马上把人类之精神史的一切问题都给他解决的魔术的法式”，而且中国文学史“有着无限的变迁与错综，无限的相互影响的刺激与反映”，注意到文学史现象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没有把唯物史观视为解决一切问题的法宝，从而避免了机械化地应用这一理论。

丁迪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主要阐述原始社会、氏族社会和封建社会（至战国末期）这三个社会发展阶段的文学情况。他运用恩格斯“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本身”这一伟大理论批判了当时的原始文学抹杀论，指出“原始的集团活动，启发了情绪思想等原始意识的形态”，劳动创造了人类的文化，也创造了包含于其中的文学。丁文用较大篇幅论述了《诗经》中包含阶级性的内容。如认为《魏风·伐檀》、《豳风·七月》、《小雅·正月》等都是表现被压迫阶级心理的民歌，发出反剥削、反压迫的呼声。文中认为“性的生活，最易表现阶级的对立”，封建君主们一方面是荒淫纵乐的生活，一方面又是虚伪的，而“农民是直接的自然的要求作性的解决，不是虚伪的作道德的拥护”。《国风》中很多诗篇直接反映了男女性的生活，比如《齐风·鸡鸣》、《召南·野有死麇》等。文章还认为美也是具有阶级性的，《卫风·硕人》中“手如柔荑，肤如凝脂”表现的是支配阶级的审美观，而劳苦的农民的美人是“粗手大脚的采采卷耳的女性，是身体健康的女性”。丁迪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中的论述引起了一定的争鸣。陈君宪《中国古代文学史论的商榷》评价说：

时代关系及阶级关系（阶级及阶级心理）诚然是可以决定文艺内容，但文艺内容的存在是基础于文艺形式，没有文艺形式，便不能证明是文艺，又何能再称文艺的内容呢……丁君的错误是由于丁君只知有社会史，而不知有文艺史，所以结果，丁君的大著是非但不算是文艺史的研究，且尚不能称为史的研究哩。^[1]

胡秋原《秦汉六朝思想文艺发展草书》并非专论秦汉六朝文学的文章，本是胡秋原专著《中国社会文化发展草书》中的一部分，“因本辑无论秦汉时代文学之文，乃临时改载于此聊填空白”（胡文前说明）。文章以泛论一般文化为主，但其中第三节“秦汉六朝”专论文学，立足唯物史观，也有很多精辟的阐释。胡秋原本人是唯物史观的信仰者，在1932年上海神州国光社出版的一套“唯物史观艺术理论丛书”中，胡秋原还撰写了长达六十二万字的论著《唯物史观艺术论——朴列汉诺夫及其艺术理论之研究》。

张玉林《魏晋南北朝的文学》是一部断代文学史。文章以唯物史观为理论指导，全文的体例是：“按着时代的顺序依次写下去。或是先分析某一篇文学作品的社会背景，而后再来给这篇文学作品估价。或是先讨论这一篇文学作品的价值，而后再分析产生这篇文学作品的社会。”并指出被提出讨论的文学作品的标准是“以它的内容与当时社会之关系的深浅来决定”。单看这个标准，似乎有忽视文学作品的文学性的嫌疑，事实上，作者在强调政治标准的同时，并没有忽视艺术标准。他征引普列汉诺夫语：“艺术是始于人在他自己的内部唤起在围绕着他的现实的影响之下，他所经验了的感情与思想而赋予他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的时候的——艺术是社会现象。”主张超现实（主张艺术至上主义的）的作品也有它产生的社会背景，因而也不能忽视。文章在分析具体的文学现象时能够结合哲学思潮、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等多方面因素，因此立论较为深刻。借鉴西方关于古典主义和浪漫主义的文艺理论，文章认为正始文学是结束了两汉以来的古典主义，转而趋向浪漫主义，而转型的契机是魏晋玄学的兴起。在这个大思潮下，嵇康和阮籍是极端浪漫主义的代表，稍后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都因社会环境的关系，直接或间接地继承了曹魏以来的浪漫主义思潮”，虽然这时的浪漫思潮已经不完全同于曹魏时代，而张华代表了古典主义。在讨论陶潜的创作时，著者联系陶潜的人生观——自然，认为他的作品没有颓废、消极表现是因为他具有回归自然的人生观，而不像其他文人那样失去自我，在焦灼彷徨中悲观颓废。

《读书杂志》本拟把自隋唐到最近的部分刊入年终的第12期，并且已经预订好各篇文章：汪辟疆《唐代文学之轮廓》、胡秋原《北朝隋唐两宋社会文化史丛书》、陈子展《元代文学概论》、丁迪豪《明清文学概说》、余慕陶《七十年来之中国文学》、希之《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之发展》、集从《五四以来中国文学史提要》。但限于时局，举步维艰，杂志于当年9月份关门停刊，这后半部文学史也就不了了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