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30年代“新”文学史蜂拥而起之时，前后又有胡适《白话文学史》、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和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这样的典范之作，作为一部“旧”文学史，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价值何在？

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二章中指出当时文学史写作弊端有二：“一曰执古。一曰骛外。”“文学之作，根于民性；欧亚别俗，宁可强同。李戴张冠，世俗知笑；国文准欧，视此何异。必以欧衡，比诸削足，履则适矣，足削为病；茲之为蔽，谥曰鹜外。然而茹古深者又乖今宜；崇归、方以不祧，鄙剧曲为下里，徒示不广，无当大雅；茲之为蔽，谥曰执古。知能藏往，神未知来；终于食古不化，博学无成而已。”并阐明自己对文学史写作的看法：“余耽嗜文学，行年六十，诵记所及，辄有撰论；不苟同于时贤，亦无矜其立异；树义必衷诸古，取材务考其信；约为是编，观其会通。治国闻者，倘有取焉。”^[42]

钱基博的弟子周振甫认为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是一部具有“别识心裁”的文学史，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对此，周振甫在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1993年版所写后记中详细论列了钱基博《中国文学史》的这一价值：

钱师论诗，如论李白杜甫，称：

“李白得明远（鲍照）之俶诡，含元亮（陶潜）之旷真，风调高浑，格力遒古。杜甫则协子建（曹植）之风力，擅开府（庾信）之靡漫，骨气奇高，辞采华茂。而后来韩愈、黄庭坚得其拗怒，白居易、苏轼得其疏宕，杜牧、李商隐得其赡丽，皆衍甫之一体者也。盛唐诗宗，骈称李杜；而继往开来，厥推杜甫。一传而为元和，得韩愈、白居易焉，皆学杜甫者也。特韩更欲高，白更欲卑；韩得其峻，白得其平。自白衍而益为绮，则为温庭筠、李商隐，为宋之西昆。自韩流而入于拗，则为孟郊、贾岛，为宋之西江焉。”

又称：“白富于想像，运以逸气；而甫工为叙述，尤擅议论。”“汉魏以前，诗格简古，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著不得；即李白诗酒轶落，怀奇负气，亦不屑意世故。独杜甫抒所欲言，意到笔随，以尽天下之情事，逢源而泛应。”“诗以言志，汉魏六朝人诗，多写景抒情，而罕议论记事。杜甫天挺雄豪，境界独开；叙事则气势排荡，而出以沉郁顿挫，如太史公书；议论则跌宕昭彰，而抒以流泪太息，似贾太傅疏。大力控抟，奇趣洋溢。”

钱师论李白、杜甫诗，既讲了他们有所继承，又讲了他们各自所具有的特色；更其对杜甫诗，讲了他对后世的影响，这不正是“通古今之变”吗？杜甫《春日忆李白》：“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是说李白诗的风格有如庾信的清新，鲍照的俊逸。可是钱师却指出李白诗“得明远之俶诡，含元亮之旷真”，有了新的提法。一般讲李白是浪漫主义，杜甫是现实主义。钱师除指出李白“富于想像”外，又加上“运以逸气”。称杜甫“工为叙述”外，又加上“尤擅议论”。并指出杜甫反映现实生活的特色，即不同于“世间一切琐事猥语，皆著不得”，而能“尽天下之情事”。又指出杜甫诗叙事如太史公书，议论似贾太傅疏。一般认为杜甫叙事诗的“即事名篇，无复依傍”，影响元稹白居易的新乐府诗，杜甫反映现实生活的诗篇，影响李商隐的《行次西郊一百韵》，杜甫沉郁的风格，影响李商隐、黄庭坚的一些诗。钱师指出“韩愈、黄庭坚得其拗怒，白居易、苏轼得其疏宕，杜牧、李商隐得其赡丽。”“韩得其峻，白得其平。”钱师论李杜诗，确有别识心裁，这不正是“成一家之言”吗？

再看钱师的论词，如论高观国词：

“陈慥序其词曰：‘高竹屋（观国）与史梅溪（达祖），皆出周（邦彦）秦（观）之词，所作要是不经人道语。其妙处，少游（秦观）、美成（周邦彦）亦未及也。’人谓推崇过当，我嫌流别欠明。秦观自为史达祖与观国之所宗，而观国特润泽以周邦彦之华藻，达祖则与邦彦异趣。而论词者好揭举清真（邦彦）以绳墨诸家，不知清真词剪裁古语，熔铸己出，而神情未尽傅合，特如诗家之有黄庭坚耳。‘惟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山谷（黄庭坚）之诗，清真之词，皆所谓‘降而不能’者也。陈师道学山谷而不至，遂成硬砌。吴文英学清真而不至，亦为堆垛。陈师道生吞活剥，而病未嚼碎；吴文英碎珠零玑，而苦无片段；所蔽不同，而失之饾饤，一也。若论思路之隽，能出新意，化堆垛为烟云，梅溪、竹屋之视清真，自较后来居上耳。”

“南宋词家，如张孝祥，如辛弃疾，则学苏轼；如刘过，如刘克庄，又学辛弃疾；由俊迈而粗豪，由感慨而叫嚣，变本加厉。物极攸反，至姜夔、周密、史达祖、高观国之伦，则以叫嚣非敦厚，粗豪非温柔，踪迹秦七（观），上攀晏（殊）欧（阳修）；未能敦厚，且先温柔；蕴藉而不为柳永、秦观之亵诨，朗丽而亦异周邦彦、吴文英之饾饤；风流婉约，自然隽致，以易张脉偾兴之叫嚣；一张一弛，势之自然也。乃论者动以清真相誉，求形似于字句，而昧于大体。如陈廷焯《白雨斋词话》，至谓‘白石（姜夔）、梅溪，皆祖清真’。又云：‘周公谨（密）词，刻意学清真。’不知名家后出，多识前言，一字一句，偶相形似；而神色气味，或别有会。苟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

在这里，钱师从批评陈慥序高观国词的流别欠明，谈到高观国、史达祖词和周邦彦词的异趣。由此引出南北宋词的演变，即由苏轼、辛弃疾词的俊迈感慨，变到刘过、刘克庄词的粗豪叫嚣，自然造成姜夔、周密、史达祖、高观国的趋向蕴藉朗丽，风流婉约，从而批评陈廷焯的词论，归结到姜夔、史达祖等词与周邦彦词异趣。这样讲南北宋词的流变，不正是“通古今之变”吗？钱师的别出心裁，不同于陈慥、陈廷焯，不正是“成一家之言”吗？

再看钱师论散文，如论苏轼文：

“为文章不拘一格，大体可得而论者有二：其一调适而鬯逆，抒其胸次之高旷……博览物态，清旷自怡。而短札小记，涉笔成趣，著墨不多，自然韵流。……萧然物外，逸趣横生，栩栩焉神愉而体轻，令人欲弃百事而从之游焉。其一深切以往复，发其议论之宏辩。……指陈利害，议论出入古今，事核理当，而笔力雄伟，抒词高朗，极纵荡变化之能，不可羁靮，而落韵甚轻，若行所无事。……其长处在援引史实，属辞比事，尤善譬喻，巧于构想。他人所百思不到者，既读之，而适为人人意中所有。轩爽洞达，如与晓事人语，表里粲然，中边俱彻。苏洵以申韩之峭刻，变苏张之纵横，其气放，其笔拗；轼则以庄生之骀宕，化孟子之激切，其辞达，其势旷。苏洵瘦硬通神，轼则潇洒自得。……若韩愈喜称扬雄，为文力著心追；而轼则以艰深文浅易讥之，不以奇字奥句为尚，此宋文之所以异于唐，而轼之别出于韩以自名家者也。然轼之文，工于策论，疏于碑传。策论则横放侧出，实能以条鬯雄恣，焯有波澜。碑传则平铺直叙，未能以振提出精神，实伤冗絮。”

钱师论苏轼散文，跟韩愈的散文比，指出唐宋散文的差异。又跟苏洵散文比，指出两家风格的不同，一以庄周之骀荡化孟子之激切，一以申韩之峭刻变苏张之纵横。这当属于“通古今之变”。钱师又指出苏轼散文的两种，一种富有情韵之美，跟胸次高旷结合。一种议论宏辩，善譬喻，巧构思，指出苏轼散文的特点。这样的别识心裁，正属于“成一家之言”。(www.daowen.com)

钱师论骈文，如讲庾信，称：

“然其才华富有，绮丽之作，本自青年渐染南朝数百年之靡。及其流转入周，重以漂泊之感，调以北方清健之音，故中年以后之作，能湔洒宫体之绮艳，而特见苍凉。随事著色，善于敷扬，流连篇章，感慨兴废，景自衰飒，语必清华；发愀怆之词，擅雕虫之功。尤善用事，据古况今，属辞比事，而出之以沉郁顿挫，所以堆砌化为烟云。才藻宏富，自然健举，植骨不高而气则雄。举止轩昂，动多振绝，所以丽典新声，络绎奔会，而不伤于襞积。余尝谓韩愈之古文，于浑灏中见矜重；而信之骈文，于整丽中出疏荡。韩愈雄而不快，而信密而能疏，组织出以流美，健笔寓于绮错。盖上摩汉魏辞赋之垒，下启唐宋四六之途，实以信管其枢也。”

钱师论庾信骈文，既指出他“渐染南朝数百年之靡”，“调以北方清健之音”，又推究他“上摩汉魏辞赋之垒，下启唐宋四六之途”。又认为庾信骈文的特点，景的衰飒与语的清华结合，“于整丽中出疏荡”，也是“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显示出别识心裁之论。

钱师在讲《中国文学史》中又多讲历代文论，如论《诗品》，称：

“而嵘出风入雅以评诗，撰成《诗品》三卷……至于品藻众家，则以骨气为主，以辞采为辅。……与其文胜，毋宁气过。气过，则厥旨渊放，忘其鄙近。文胜，则务为妍冶，流入淫靡。此其较也。匡时砭俗，颇曰知言，所以谓篇章之绳墨，文采之权量。然魏武（曹操）悲壮，范晔华赡，屈居下第；元亮（陶渊明）清远，鲍照遒丽，不列上品，铨次未允，颇有遗议。又所推原出于谁何，加以抑扬，第出以臆，而不必衷于情实。”

钱师在论建安七子时，称《诗品》评诗不必衷于情实道：

“而（曹）植则异气禀之魏武，茂彩过于难兄（曹丕），兼擅父兄之美，独出冠时，足以上继古诗枚（乘）李（陵），下开盛唐李（白）杜（甫）。然古诗枚李，不假思索，而植则起调轶荡，喷薄以出。古诗枚李，不假烹铸，而植则使字尖颖，时时琢炼。古诗枚李，不调平仄，而植则宫羽克谐，渐露唐律。此汉魏之所以判也，然结体行气，尚不失西汉之旧。

七子诗以陈琳徐幹为最，而琳则骨劲而辞少雕润，幹则辞婉而气不遒爽。……而钟嵘《诗品》，乃以植而下，刘桢独步，谓‘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但气过其文，雕润恨少’。今观桢所作，乃知誉过其实。如桢《公宴诗》、《赠五官中郎将》四首，语颇腴而意不深，何尝‘雕润恨少’。《赠徐幹》一首，气较爽而语多率，岂遽‘气过其文’。《赠从弟》稍劲健而气则促，亦不见所谓‘仗气爱奇，动多振绝，真骨凌霜，高风跨俗’也。乃云‘自陈思以下，桢称独步’，其然岂其然乎？以桢之视陈思，何啻跛鳖之与骐骥。

王粲《咏史》、《七哀》诸诗，直道所见，更不著一绮靡语，苍劲有骨力，不为文秀，特征气劲。……而《诗品》谓其‘文秀质羸’，想见胸中全无泾渭。应玚《侍五官中郎将建章台集》诗，不为颂谀，别起一波，脱去公宴恒径，而以旅雁为比兴，音调悲切而浏亮。《别诗》两首，亦悽悲遒激。其源出于李陵，于七子中与王粲为近，惟粲泽以文秀，而玚得其古直。应璩，应玚之弟，所为《百一诗》、《杂诗》，得讽谕之旨，不如乃兄之鲜明紧健，亦异魏文之洋洋清绮，特为殷勤婉笃。而《诗品》谓其祖袭魏文，亦所不解也。”

钱师对《诗品》的评论，既指出它“以骨气为主，以辞采为辅”的优点，又指出它的推原与抑扬的不衷于情实。就推原说，钱师认为《诗品》说曹植诗“其源出于《国风》”，又说“情兼雅怨”，即认为源于风雅是不够的。光说曹植的五言诗源于四言诗风雅，不谈它跟五言诗的关系，所以不够；还该指出他的诗跟父兄比有什么特色，谈它对后世的影响，这正是“通古今之变”的看法。钱师又指出《诗品》对刘桢、徐幹、王粲、应玚诗的评价都不符合实际。又指出《诗品》对建安七子中的应玚无一字道及的不公，作了补充。这里见出钱师的评论《诗品》，是结合他所论作家的作品来的，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从这里也看出钱师的别识心裁，是“成一家之言”的。

钱基博的另一个学生吴忠匡也指出这部《中国文学史》的价值：

溯源别派，殊多创获。虽是解放前的一部旧著，今天仍然有它的参考价值，能加深学者对历代文学作品的理解能力和鉴赏程度。

本著继承、发展的观点，博学周览，涵咏辞章，作通汉、唐、宋上下、前后、平行和纵直的比合研讨，于同中求异，于异中见同，来寻求文学演变的轨迹，使文学史研究达到了较高的深度和广度，这对编著文学史，应该说是极为重要的方法。^[4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