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的文学史写作，受目录学影响很大，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也同样受到目录学的较大影响。《中国文学史学史》中谈到目录学对文学史写作的影响是这样说的：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等传统目录对于文学史的影响，大约可以分出两个方面来讲：一方面是它的类例之分，影响到文学史的边界划分和文学史史料的选择辨认，另一方面，是贯穿在它的编辑体例中的对于学术源流的考辨，既影响到文学史的整体学术判断，也影响到它的一些局部结论。^[34]

钱基博文学史受目录学影响主要体现在：

1.将文学史写作的范围主要限定在诗文是受传统目录学的影响

传统目录惯将书籍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早期的文学史作者大都知道，四部之中，最接近文学性质的，是集部的书籍。从《汉书·艺文志》开始，与六艺、诸子、兵书、数术、方技相并列的就有诗赋一类，包括屈原赋、陆贾赋、荀卿赋、杂赋和歌诗。隋唐以后，书籍大体以经史子集四部相分，《隋书·经籍志》的集部除楚辞、别集、总集三类以外，还包括汉代以后出现的新式体裁，如《古乐府》、《文心雕龙》。到了清人编写《四库全书总目》，在集部依然列楚辞、别集、总集，又增加诗文评和词曲共五目。以上目录提供的，正是以后的《中国文学史》将要涉及的基本史料。它们显然是以诗文为中心的，依《四库全书总目提要·集部·词曲类序》说，就是“三百篇变而为古诗，古诗变而近体，近体变而词，词变而曲”，其中诗三百篇、汉魏古诗、唐代近体，加上汉赋、唐宋古文，差不多就是文学史的全部“正宗”，而受传统目录的指引，早期文学史写作者所关心的范围、题目，一般也都限制在这个圈子内，难于越雷池半步。这一点郑振铎后来已经指出过，说他们：“将纯文学的范围缩小到只剩下‘诗’与‘散文’两大类，而于‘诗’之中，还撇开了曲——他们称之为‘词余’，甚至还撇开了‘词’不谈；于是文学史中所讲述的纯文学，便往往只剩下五七言诗、古乐府以及‘古文’”。^[35]

2.叙述文学的渊源流变，受目录学的“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影响

传统目录学之于文学史的影响，主要是它们在提供了文学史需要的基本资料的同时，又提供了现代人了解历史上“文学”的渊源所自及繁衍变化的路径。^[36](www.daowen.com)

钱基博文学史受史学的影响主要体现在：

1.从史学中获取文学史写作的材料

钱基博写《中国文学史》，就把文史、文苑传等视为“供文学史编纂之材料”。^[37]

2.文学史的分期受历史分期的影响，编写体例受史传的影响

3.钱基博的《中国文学史》能够“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也是受传统史学精神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