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基博在其《中国文学史》第一编第一章中这样写道：“今之所谓文学者，既不同于述作之总称，亦异于以韵文为文。所谓文学者，用以会通众心，互纳群想，而兼发智情；其中有重于发智者，如论辩、序跋、传记等是也，而智中含情；有重于抒情者，如诗歌、戏曲、小说等是也。大抵智在启悟，情主感兴。”^[24]由此看出，钱基博并不排斥戏曲和小说，但其文学史著作中戏曲和小说谈得很少，还是以诗文为主。对此，周振甫在其为钱基博《中国文学史》所写的“后记”中是这样解释的：

钱师按照传统文学概念来著作的这部《中国文学史》，即以诗文为主，包括赋和词的文学史。

钱师这部《中国文学史》，把重点放在诗词文上，对小说、戏曲和元人散曲都不谈，对明代的散曲和戏剧只点一下……

钱师的《中国文学史》里对小说并非完全不谈，如在晋代文学里谈到干宝的《搜神记》，在唐代文学里论到张说的《虬髯客传》，谈到段成式《酉阳杂俎》中的小说。在明代文学里更谈到南曲，谈到高则成的《琵琶记》、徐渭的《四声猿》，那么小说、散曲、戏剧都谈到了。可是钱师在明代文学里更谈到曲时说，“吾友吴瞿安先生梅有专书备论之，兹不具述。”因为吴梅有《顾曲麈谈》等书是专论曲的，所以钱师在元代文学里就不谈元曲了，在明代文学里对散曲和戏剧只是简单地提一下。^[25](www.daowen.com)

钱基博自己说因为吴梅有《顾曲麈谈》等书是专论曲的，所以对于戏曲就不细谈。周振甫认为这正是老师“详人之所略，异人之所同，重人之所轻，而忽人之所谨”的体现。

这样解释虽也可以理解，但作为一部文学史著作，仅仅因为有别人的论述就略而不谈，还是有点说不通。无论如何，钱基博的这部文学史还是用传统的文学概念进行结撰的，与当时流行的新文学观念，即重视戏曲、小说等俗文学的文学观念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