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1928年出版的《白话文学史》“开一代风气”，30年代的文学史写作受胡适的影响很大，主要是文学观念的演变。这时期的大多数文学史著作不同程度地受到进化论的影响，“也可以说进化论的文学史观是这一时期文学史观的主流”^[1]。“在文学史研究领域，人们将中国传统的通变文学观与进化论思想相结合，演绎出一种新的文学进化史观，这种进化史观与传统的复古倒退的文学史观相反，认为文学的进化是一代胜于一代，即代有进步，进化的方向是向上向前进行的。当时的一些文学史著作标有‘进化史’、‘发展史’、‘发达史’等题目的都是进化论留下的痕迹”^[2]，“他们在批评着前人，总结着经验，也在努力地创新，在文学史中尽量表现出自己的特色和个性，有时甚至不惜去标新立异，所以当时有些文学史还特意表明‘新著’、‘新编’的字样以醒人眼目。在这样的相互批评和不断创新的情景下，很自然地造成了当日文学史写作领域内百家争鸣的动人景观，作者们自由地发表着自己对文学史的见解，不受别人的束缚，充分地表现自己的写作个性，不愿意去模仿别人，这是文学史写作史上最为个性化的时期。”^[3]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4]、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5]等就是这种创作个性化的反映。正如魏崇新、王同坤在《观念的演进：20世纪中国文学史观》中所说的那样：

在文学史观念上，当时存在着白话文学与文言文学、平民文学与贵族文学、纯文学与传统文学之争。^[6]

胡适《白话文学史》“将白话文学视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对一直将文言文学作为中国文学正宗的传统观念进行颠覆”，“鉴于以往的中国文学史往往以贵族士大夫文学为主体，而轻视下层平民的文学创作，于是有人提倡平民文学或劳动文学”。^[7]

中国传统文学强调“文以载道”，以古文为文学的正宗，二三十年代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则反其道而行之，以“纯文学”的旗号，反对“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学，尤其是古文。刘经庵的《中国纯文学史纲》只论诗歌、词、曲及小说，“其他概付阙如”。他认为“辞赋，除了汉朝及六朝的几篇，有文学价值者很少；至于散文——所谓的古文——有传统的载道思想，多失去文学的真面目，故均略而不论”（编者例言）。谭正璧在《中国文学进化史》的“序言”中首先声明：“本书有一个和别人所编的中国文学史不同之点，也是我自以为本书的特点，就是不以历史为文学，不叙‘载道’的古文。”无论是提倡白话文学，还是倡导平民文学和纯文学，这些文学史观念都受到西方思想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影响，具有明显的反传统色彩。^[8]

由于文学史观念的变化，带来了不同于以前的文学史写作。30年代运用新的文学史观念所写的文学史，被称为“新”文学史。这时期的文学史著作主要有：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9]，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10]，刘麟生《中国文学史》^[11]，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2]，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1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4]，刘大白《中国文学史》^[15]，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16]，康璧成《中国文学史大纲》^[17]，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18]，张长弓《中国文学史新编》^[19]，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论》^[20]，容肇祖《中国文学史大纲》^[21]等。这些“新”文学史作者在文学史的写作上达成了某些共识：定，这是为了体现文学在各时代的变迁，达到明变求因的目的……一时代有一时代特别发达的文体，文学史应当表彰它们，对其他模拟前人的文体，则可以忽略不计，而在这一点上，几乎所有人都持赞同意见。^[22](www.daowen.com)

第一，中国文学史所描述的必须是诗的、文的、小说和戏曲的文学史。

第二，中国文学史不能再延续旧的“体辨源流”的思路，不能继续按汉魏六朝以来分得越来越细的文体分类叙述，而必须代之以文学的整体，这个整体文学的构成，应该包括诗歌、散文、小说和戏曲。

第三，关于中国文学史的叙述次序，必须以时代先后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