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结束后，随着学术、思想环境的变化，人们对30年代“新”中国文学史的认识更加深入。20年代“新”、“旧”文学史观念处于交替的阶段，40年代的中国文学史写作则走上成熟和模式化的道路，30年代文学史的写作则在二者之间起到承上启下的关键作用。这一时期人们对这一点有着深刻的认识。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的《中国文学史学史》就对从30年代冯沅君、陆侃如到40年代刘大杰、林庚的文学史写作以及在这个过程中现代文学史范型逐步建立的过程进行了描述，其中30年代文学史写作的一致趋向无疑是这个范型建立过程的起点，《中国文学史学史》对这一点作了明晰的阐述：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在数量上达到了一个高峰。由于一般的文学史家都接受了从因果联系的角度观察历史的逻辑，也能够共享到文学史史料发掘和考证的成果，因此这时出版的绝大部分中国文学史似乎达成了一个共识：它们会在同一个地方开头、结束，会有同样曲折的情节；它们列举的时代“代表”总是相同的，还有所谓的“代表”作品也总不出那些篇目；无论那文学史是厚还是薄，分配给一个时代、一个人或一篇诗文的篇幅比例，却都是一个尺码下来的。

中国文学史的叙述就在这个共识下面变得口吻一致起来，而后渐渐凝固成一个“模式”。1932年出版的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文学史简编》就已经具备了这一叙事模式的基本形态，尽管作者一再谦称“书中未能依新的方法来写，材料方面也多缺陷”，但这部文学史实际上却在中国公学、安徽大学、北京大学等多处地方讲过的，尤其出版后大获好评，更足以证明它是在一个具有共识的圈子里的。^[52]

30年代文学史写作逐渐倾向一致，这无疑为40年代现代文学史写作范型的建立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同时，《中国文学史学史》对20年代中叶到40年代末“新”中国文学史的成长、成熟期中的不足也有比较清醒的认识，这其中自然也包含了对30年代“新”中国文学史的认识：

不过话说回来，这个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也并非没有弱点。不光是选题还不够宽，钻研还不够深，史料掌握不够全面，相互之间缺少有机配合，致使一部分著述流于浮浅、粗率乃至雷同因袭，更其严重的，是它用“纯文学”和“进化论”的模子来整合我们的文学传统时所暴露出来的形而上学的线性思维和庸俗社会学的倾向。这在片面地用“纯文学”来取代非“纯文学”，用“白话文学”来排斥“文言文学”，用“民间文学”、“平民文学”来贬抑“士夫文学”、“贵族文学”，用“写实文学”、“社会文学”来批评“唯美文学”、“山林文学”，以及过分抬高外来文化的作用，夸大民族文化的保守性，认进步为绝对的进步，衰退为完全的衰退等方面，皆有充分的流露。这个缺失还直接传留到下一阶段的文学史研究中，对20世纪中国文学史学的基本走向有着重要的影响，不可不加注意。^[53]

在这一时期，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多次被重印，它的价值得到了人们的重新认可。陈福康在《郑振铎论》中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建国前最好的一部中国文学史》为题分析了《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五点突出的学术价值：（一）初步的唯物史观；（二）完整的脉络体系；（三）全面的史料挖掘；（四）精当的分析论述；（五）广博的中西比较。他最后说：

郑振铎此书出版以后，在三四十年代又出现了很多中国文学史。比较著名的就有陈子展《中国文学史讲话》、谭丕模《中国文学史纲》、林之棠《新著中国文学史》、张振镛《中国文学史分论》、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刘永济《十四朝文学要略》、林庚《中国文学史》等，以及郭绍虞、罗根泽、朱东润各人的中国文学批评史、钱基博的中国近代文学史、阿英的晚清小说史等等。这些著作各有特色，在一些具体的方面有新的进展；但从整体上看，能够超过郑振铎此书的很少见。从规模和字数上看，则还没有一本超过此书。因此，李健吾盛誉此书是“划时代的造诣”（《忆西谛》）。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此书作为中国文学史最优秀的著作，乃是无可争议的。^[54]

而这一时期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认识也无疑比此前的论者更加深刻。如戴燕在《文学史的权力》中体察到《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对历来文学史布局的改变，说：

作为五四新文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文学史家，郑振铎对变文、诸宫调这类民间俗文学资料异常看重，比为英国文学史上的莎士比亚、意大利文学史上的但丁，并非奇事，但是叙述中间自觉不自觉的语气上的强调，以及给它们的超出一般的篇幅，却使《插图本中国文学史》在叙事结构上产生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变化：过去的文学史的重头一般都在先秦，唐以前也总比唐以后讲得细致，但经过郑振铎的调整，现在大部分的篇幅留在了唐代以后……从而把它们变

成了中国文学史尤其是隋唐以后文学史的叙事中心。^[55]同时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所显示出的学术规范也进行了积极的评价，说：

所谓考证，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里又不但是《绪论》里的一段主张，不但是像“疑古”的人们那样，考证哪些记载不过是古人造出来的神话，它还具体化作一套写作的规则，这套规则大致规定了：在叙述当中，尽可能指出所据资料的原始出处，例如讲到作家的生世，引用他的作品，均要（当页）注明作家传记的来源以及作品的版本依据。对于有关文学史的事实、结论，凡是经过前人研究的，无论赞同与否，均要交待出前人的意见，例如楚辞的作者、五言诗的起源和古诗十九首年代等问题，都是历来看法分歧的，要说明这些分歧的看法也正是今日考证及研究的前提。在每一章文学史的叙述正文之后，要附一份详细的参考书目，列出有关本章内容的自古而今的重要著作（包括提示版本），以为作者叙述的根据和读者进一步查阅的线索。加上这套形式规范，做文学史就有点像是自然科学在试验室中的试验了，处处体现出实事求是的精神，它既是向着“科学”靠拢，也是为真实再现历史做出的形式上的保证。^[56]

（黑龙江大学　宋皓琨）

【注释】

[1]郑振铎认为“俗文学”即“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2005年。）

[2]本节内容参考了陈玉堂《中国文学史旧版书目提要》，特此鸣谢。

[3]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4]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第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5]邓绍基：《五四以来继承文学遗产问题的回顾和探讨》，《古代文学研究集》，第17页，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5年。

[6]黄人：《黄人集》，第323页，第355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7]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人：《黄人集》，第323页，第355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8]曾毅：《中国文学史》，第20页，上海：泰东图书馆，1929年。

[9]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黄人：《黄人集》，第323页，第355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1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1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6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1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3]黄人：《黄人集》，第340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

[14]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第21页，第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5]胡适：《胡适学术文集·新文学运动卷》，第21页，第21页，北京：中华书局，1993年。

[16]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第1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17]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第1页，上海：光明书局，1929年。

[18]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赵家璧：《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1917—1927），第199页，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1935年。

[2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2页，第4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绪论》，第2页，第4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2]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www.daowen.com)

[23]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6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24]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第6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5]胡适：《白话文学史·引子》，第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

[26]陈福康：《郑振铎论》，第560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27]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第2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8]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例言》，第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29]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0]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1]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2]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3]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自序》，第1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34]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5]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第1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

[36]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新著中国文学史》，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7]胡云翼：《胡云翼重写文学史·新著中国文学史》，第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38]游国恩：《先秦文学》，第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4年。

[39]胡怀琛：《中国文学史概要》，第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5年。

[40]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7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1]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7页，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5年。

[42]陆侃如：《傅庚生<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陆侃如古典文学论文集》，第1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

[43]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2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44]陈福康：《郑振铎论》，第5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45]郑振铎等编：《我与文学》，第99页，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

[46]陈福康：《郑振铎论》，第58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47]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8]吴世昌：《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南京：《图书评论》，1934年第7期。

[49]余冠英：《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北京：《文艺报》，1955年第17期。

[50]陆侃如、冯沅君：《中国文学史简编·导言》（修订本），第3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57年。

[51]郑振铎：《郑振铎文集》第7卷，第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

[52]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第71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3]董乃斌、陈伯海、刘扬忠：《中国文学史学史》第2卷，第23页，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

[54]陈福康：《郑振铎论》，第594页，北京：商务印书馆，1991年。

[55]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6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

[56]戴燕：《文学史的权力》，第61~6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