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代，人们广泛开展对胡适思想的批判，这也波及了对受胡适思想深刻影响的30年代文学史的评价。余冠英在《胡适对中国文学史“公例”的歪曲捏造及其影响》一文中指出：“‘五四’以来的中国文学史著作中不但有许多接受了胡适的观点和方法，扩大了胡适的影响，甚至有一部分发展了胡适的论点。”^[49]文中指出的这些受胡适影响的著作，其中就有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陆侃如、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中国文学史简编》，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容肇祖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张世禄的《中国文学变迁论》。

这一时期，“人民性”与“阶级观点”在各个领域得到强调。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文学史家也不断对自己的文学史写作进行反思。陆侃如、冯沅君在修订《中国文学史简编》时说：

解放前，我们常常肯定太多。有些现在看来有毒素的作品，我们却因为本身的思想和作者相近，便阿其所好欣赏起来。在刚刚解放的时候，我们常常否定的太多。只在作品中找不到‘人民’两字，便粗暴地一笔抹煞；我们不耐烦砂里淘金，更不懂得璞中有玉。有时我们不免用简单化的和机械的论断，来代替对于文学的正确的分析。这些偏向，近年来逐渐获得纠正，但还没有彻底纠正。^[50]

1958年，郑振铎在《中国文学史的分期问题》中则对《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的分期问题进行了检讨。他说：

我写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虽包罗得比较全面些，但也是深受这个时代的影响，……虽然已经注意到“时代”的影响，却过分强调每一种文体的兴衰，不曾更好地把文学的发展和历史的发展结合起来。这乃是卷没于资产阶级的进化论的波涛里而不能自拔的。又论述印度文学对于中国文学的影响时，也有过分夸大之病。^[51](www.daowen.com)

这一时期对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评价也带上了阶级论的色彩。1958年《文学研究》第三期上的一篇文章《评郑振铎先生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由曹道衡、徐凌云等人集体撰写。文章批评这部文学史说：

《插图本文学史》在当时也就有它的局限性和错误。根本问题在于著者是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学观点来撰写文学史，以“俗文学”的观点、即实质上是资产阶级社会学在文学观点上的反映来提倡和肯定民间文学。

总的说来，《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一书的观点是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这种观点贯串于全书之中。在本文所提到的问题，实质上都是这种观点的具体表现。正因为这样，这部著作作为文学史来说是很不能令人满意的。尽管在本书中收集了相当丰富的材料，有些甚至是很宝贵的材料，然而，由于郑振铎以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文艺观去处理这些材料，就不能真正说明文学发展的规律，也不能说明文学史上进步与反动的潮流之间的斗争。从这部著作中看到的，只是一大堆材料的堆积。这样的著作，显然是不可能符合今天读者的要求的。我们诚恳地希望郑先生在学术思想上来一个自我革命，彻底改变自己的文艺观点、学术观点，努力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写出一部真正合乎人民需要的文学史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