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是30年代最具特色且影响广泛的文学史，它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材料的搜集和对俗文学重视。这一时期人们对它可谓赞誉颇丰。

1932年8月，浦江清在为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的出版所做的一则书讯里说：

郑君从事于文学史之编著数年，收罗材料不少……观于其“中世卷”一册，材料之丰，实超过前述数人（笔者按：黄人、谢无量、刘师培、曾毅、胡适等）之上。其能运用敦煌材料，不失为赶上时代之学者……观其预约样本所及，则郑君于近代文学之戏曲小说两部分，得多见天壤秘籍，材料所归，必成佳作无疑。^[43]

1932年10月，北平图书馆《读书月刊》对它加以肯定，说：“这不能不说是中国文化界和史学界上很大的贡献”，认为这部文学史既是历史的，又是批评的，读此书不但中国文学的源流变迁可以知道得比较详细，而且对于各家的文艺的研究也可得相当的门径。同时也认为这部文学史最适合教学和普通阅读。^[44]

1934年，赵景深在《我要做一个勤恳的园丁》中说：

（《插图本中国文学史》）长处在于材料的新颖与广博，叙述的美丽与流畅，尤其是，他有小说和戏曲两方面最丰富的藏书，能够论到别人所从来不曾见过的作品。他如难得的插图，史传的卷次，都是别本所无的。^[45]

1935年，在《人间世》杂志上，叶圣陶、夏丏尊、赵景深、陆侃如、冯沅君、章锡琛、王伯祥、徐调孚、周一鸿等人热情推荐郑振铎的这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为“五十年来百部佳作”之一。周一鸿说：

以前的文学史只注意正统的文字。这书于变文、戏剧和宝卷，叙述最详，是最大的特点。附了许多插图，在中国文学史中还是创举。量的方面，也推第一。^[46](www.daowen.com)

同时，人们对这部文学史也有所批评。

1932年，鲁迅在《致台静农》中认为郑振铎的《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缺乏史识，说：

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顷已在上海豫约出版，我曾于《小说月报》上见其关于小说者数章，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47]

1934年，当时还是燕京大学学生的吴世昌在长文《评郑振铎著<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一、三、四各册》^[48]中对郑著给予极大的否定。吴氏的批评主要集中在六个方面：“正确性”、“史料的取舍”、“不传及非名作人史”、“意义不明”、“考证太简略”、“其他”。

如“正确性”方面，他举出四条例证：（一）《旅獒》为清阎若璩证明为梅赜伪造，而郑著仍加以引用；（二）引《诗经》原文，有许多疏略；（三）所举北宋词人的作品出处有误；（四）诸葛亮非《梁父吟》作者。同时指出郑著存在表达“意义不明”等问题。

再如在“史料的取舍”方面，吴氏认为：“一部著作既名为‘史’，作者便应根据史实，对于史料的取舍，不应该阿其所好。节制自己所要说的话，和说自己所不爱说或不熟悉的话，本来是很不容易的事。一般著作家对于这点，大都缺少训练；而本书的作者，似乎也未能免俗。”他举出四条例证：（一）郑振铎过于贬低他所鄙弃的“赋”体；（二）郑振铎同样摒弃了“骈文”，且没有给后汉及三国的表章书启丝毫地位；（三）对四六文叙述过于简略；（四）对北朝文学叙述嫌简略；（五）郑振铎反复申述了自己所喜欢的但并不必要的作品，如《西厢记》。

另外，需要说明的是，吴氏在这篇文章中用辞是非常严厉的，如他在批评郑著引用《诗经》原文有误时说：“像这样杂引伪史，误改题文，在郑先生著书既多，注重在提纲挈领，或许不拘小节，以为是无关宏旨，其实是贻误初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