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学史书写历代文学状况，多是由作家生平加作品鉴赏组成，缺少对文学发展脉络的考察，缺少“史”的观念。而30年代的“新”文学史家则力矫此弊，更加强调文学史家史识的意义。陈介白在给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作的序中指出：

只罗列经史子集不能算作文学史，只备载文学家的传记不能算作文学史，只以爱情为去取而选录文学作品，也不能算作文学史，任取欧西浪漫、古典、自然等新名词以批评文学作品，尤不能用于编著中国文学史，惟有说明历代文学的变迁，使人得到历代文学变迁的清楚概念，方可值得称为文学史。^[35]

胡云翼在《新编中国文学史》中也说：

他们（早期文学史家）都缺乏现代文学批判的态度，只知摭拾古人的陈言以为定论，不仅无自获的见解，而且因袭人云亦云的谬误殊多。就中以曾毅的《中国文学史》较佳，然系完全抄自日人儿岛献吉郎之原作，有未能更正儿岛献吉郎氏的错误处，故亦不足取。只有最近几年的文学史作者，其对于文学观念之明暸，自较前大有进步；编著文学史的方法亦较能现代化。^[36]

过去的文学史多偏重于死板板的静物叙述，只知记述作家的身世，批判其作品。至于各个时代的文学思潮的起伏，各种文体的渊源流变，及关于各种文学的背景及原因的分析，皆非其所熟知。……我要把各时代散漫的材料设法统率起来；在可能的范围内，要把各种文体，各种流派，作家及作品，寻出它们相互间的联络的线索出来，作为叙述的间架；同时，我注意各个时代文学思潮的形态及其优点与缺点，注意各种文体的发展及各种文派的流变。总之，我尽力的使我的文学史能够成为一部活的脉络一致的文学史，虽然这也许是我一个力不胜任的妄想。^[37]

然而，30年代的“新”文学史家并没有抛弃传统的朴学方法。游国恩在谈到治文学史的方法时说：

治文学史者，贵得其要，其要维何？如说明文学之变迁及其盛衰之状况也；推求文学变迁与盛衰之因果也；考证篇章之真伪及其时代之先后也；评断文学之价值也。凡此四端，皆文学史家之所有事也。^[38]

胡怀琛在进行文学界定时也说：(www.daowen.com)

我们应该先明白整个的文学中间包含一些甚么，而后能够知道文学史在整个文学中的位置是怎样。……文学史（一）这首诗是何人作的？作者生于甚么时候？（二）这样的诗体产生于甚么时候？甚么时候又有变化？（三）各书所载的这首诗，文字有没有异同？作者的姓名有没有错误？^[39]

郑振铎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也说：

中国文学史的历程，实在是太长了，即就那最可靠的最早的史料而论，也有了三千年以上的来历。对于远古的在《诗经》与《楚辞》以前的诗歌，其靠不住的性质，是有常识的人所都知道的。所传黄帝时代的《弹歌》，以及皇娥、白帝子之歌一类，当然是不可信的；即《尧典》中所载的君臣赓和之作也都是后人的记载。大约在冯惟讷《古诗纪》的古逸一部，诗歌中可信的实在不多。但不仅远古的著作如此，即较为近代的东西也还是有许多的争论……有许多的谬误的观念，便往往因此而构成。且举一个有趣的例。有一部明人的选本，载了一篇向未被发现过的建安七子时代的王粲《月赋》；居然有许多人相信其为一篇真实的佚文的发见，将其补入汉、魏辞赋之林。但经了细心的批评家的研究，原来这一篇赋便是谢庄的著名的《月赋》！……选者目未睹《文选》，便径定为仲宣之作。类此可笑的作伪，尚未为我们所觉察者，当更为不少。史料的谨慎的搜辑，在中国文学史的编纂中，因此便成了重要的一个问题。^[40]

郑振铎还曾经打算为《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编定一部年表和一部索引，虽未能最终完成，但其用心可知。他说：

本书的论述着重于每一个文学运动，或每一种文体的兴衰，故于史实发生的详确的年月，或未为读者所甚留意，特于全书之末，另列“年表”一部，以综其要。^[41]

陆侃如后来在回忆这一时期文史研究风气时说：

五四运动时代提倡以科学方法整理国故，并且认为清代朴学方法含有科学精神，故二十年来文史研究都注重史料的考订，渐渐成为风气。^[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