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沫若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研究《诗》、《书》等古代经典著作，在我国20世纪的史学和古典文学研究中成绩卓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出版后，在学术界和思想界产生了很大影响。方诗铭在1984年追述和总结郭沫若论述中国古代奴隶制研究的重要意义时指出：

中国奴隶制度的是否存在，是一个重大的原则问题。早在三十年代初，除一般讨论外，某些别有用心的人（如当时的托派分子），就否认中国奴隶制度的存在，从而否定马克思所发明的人类历史发展规律。当时的陈独秀就说过：“谓古之中国氏族社会后继之以奴隶社会若古希腊、罗马然者，中国、印度、日本，则皆由亚细亚生产制而入封建制者也。”（《实庵字说》）郭沫若同志的最大贡献，就在于以坚实的文献资料和考古资料，驳斥了中国无奴隶制社会的谬论，论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中国将遵循这个规律，通过自己的道路，最后实现共产主义。^[4]

1992年，田昌五在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著作中，也对20世纪中国的古史研究作了全面的总结，他认为：

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是在三十年代由郭沫若奠定的。老一代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都作出过自己的贡献。本书中探讨的不少问题，就是由他们首先提出来的。^[5]

在史学研究方面，30年代以来，一大批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纷纷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古代历史，取得丰硕成果。郭沫若被誉为奠定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基础，而侯外庐、吕振羽、范文澜、翦伯赞等人是其强有力的同盟军。《中国古代社会史》、《中国社会史诸问题》、《中国通史简编》、《先秦史》等是他们的代表作。

唯物史观对中国历史研究所发挥的巨大影响，戴逸曾有较为中肯的评价。他说：

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当然，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有人参与，有主观参与，内容更加复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

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经济原因。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经济在其中起作用……

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做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阶级存在于社会统一体内，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又相互统一，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这是事实。同时也要承认，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及进化论史观虽然不同，但并非与之绝对对立，而是吸收了传统史学的精华，认同于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了。^[6]

戴逸认为，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不管他们对这个规律研究得是否清楚，但他们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朝这个方向作了努力。

郭沫若的《诗经》研究对古典文学研究的重要意义，近年出版的《中国诗学研究》中指出：

郭沫若是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诗经》的，他是现代《诗经》研究历史学取向的集大成者。在本期，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十批判书》与《奴隶制时代》（新文艺出版社，1952）等专著都引用了《诗经》和其他先秦典籍考证了古代社会性质、生产状况和意识形态特点。在郭沫若之前，虽也有些专家学者如胡适采取历史学的取向研究《诗经》，但都不是很系统的。只是到了郭沫若，他才以全新的眼光看《诗经》本身，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与方法去分析《诗经》中所体现的历史学命题，并广泛吸收金文和古史研究的新成果，从而取得许多重大突破，并产生了深远的影响。^[7]

在中国古典文学研究方面，自唯物史观作为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运用于历史文学研究之后，越来越多的文学研究者也拿起这个武器，对古代文学进行重新估价，他们用历史分析和阶级分析法重新打量古代文学，看到了前人没有发现的问题。

郑振铎在30年代发表了一系列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论文。1933年他在《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8]一文中就明确号召文艺批评者不仅要研究作品，还要研究作品产生的时代背景、创作过程以及作家的生活与思想等社会因素：

惟有一点必须注意，就是一个伟大的作品的产生，不单只该赞颂那产生这作品的作家的天才，还该注意到这作品产生的时代与环境，换言之，必须更注意到其所产生的社会的因素。元剧鼎盛的原因，不只是关汉卿、马致远的那些天才作家们的努力的结果。他们之所以努力于作剧，自有其重大的经济的因素与时代的背景的。

在他主编的《文学》月刊第2卷第6期“中国文学研究专号”上，他发表了《元明之际文坛概观》、《元代“公案剧”产生的原因及其特质》、《净与丑》等三篇论述元代戏剧的文章。《元明之际文坛概观》认为元代社会是“由静定的农业社会变作商与农的社会”，在这个大背景下，具体从民族矛盾、阶级压迫和经济能力的充裕来分析戏曲兴盛的原因，从而揭示它们的社会意义，并具体把统治阶级分为官和吏两个阶层，分析他们的角色和作用，指出吏“往往其凶暴的程度更甚于本官的。官如梳，吏则如篦。其剥削百姓们的手段，是因了他熟悉当地的情形而更为高明的”。《净与丑》揭露无恶不作的流氓土霸的草头王净和助纣为虐的狗头军师丑，对下层人民的剥削和压迫。文中充满激愤地大声呼吁：“当净与丑这两个角色被扫荡出舞台之外的时候，舞台上才会有正经戏可演唱。”郑振铎在《论元代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9]中，也专门探讨了元代经济状况对杂剧创作的影响，认为“元代士子的社会地位的堕落”和“元代商业的繁荣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是导致妓女恋爱中士子和商人产生冲突的原因。另外在《论武侠小说》^[10]一文中，他也从社会政治变革的角度指出侠义小说之所以盛行于唐代和清代，是因为唐代藩镇跋扈，清代西洋武力侵入中国，人们幻想能出现超人的侠客为民除害，侠义小说宽慰了普通老百姓那饱受苦难的心理。

在《谈<金瓶梅词话>》^[11]一文中，郑振铎从反映社会现象和人物塑造两个方面剖析，认为《金瓶梅》“是一部很伟大的写实小说，赤裸裸的毫无忌惮的表现着中国社会的病态，表现着‘世纪末’的最荒唐的一个堕落的社会的景象”。通过对西门庆一生的考察，认为“西门庆一生发迹的历程，代表了中国社会——古与今的——里一般流氓，或土豪阶级的发迹的历程”。正因为如此，郑振铎对这部“淫书”给予极高的评价，并对其成因进行了历史的分析：

除了秽亵的描写之外，《金瓶梅》实是一部了不起的好书，我们可以说，她是那样淋漓尽致的把那个“世纪末”的社会，整个的表现出来。她所表现的社会是那末根深蒂固的生活着。这几乎是每一县都可以见得到一个普遍的社会的缩影。但仅仅为了其中夹杂着好些秽亵的描写之故，这部该受盛大的欢迎，与精密的研究的伟大的名著，三百五十年来却反而受到种种的歧视和冷遇，——甚至毁弃、责骂。我们该责备那位《金瓶梅》作者的不自重与放荡罢？

郑振铎还说：“人是逃不出环境的支配的；已腐败了的放纵的社会里很难保持得了一个‘独善其身’的人物。”

阿英的《小说闲谈》和《晚清小说史》^[12]也在这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晚清小说史》首先从作品的题材、内容把晚清小说分为十二类：晚清社会概观、庚子事变的反映、反华工禁约运动、工商业战争与反买办阶级、立宪运动两面观、种族革命运动、妇女解放运动、反迷信运动、官僚生活的暴露、讲史与公案、晚清小说之末流、翻译小说等，并结合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形势来分析这些作品的内容特征。

闻一多对屈原的研究中也渗透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如他在1942年完成的《屈原问题》^[13]就运用唯物史观对屈原身份进行了分析。他认为屈原是“文化奴隶式弄臣”，在科举尚未施行的战国时代，文学家没有独立的社会地位和生存条件，他们只有依附于当时的国君与贵族才能生存，即成为“文学弄臣”。他更进一步认为，屈原隶属于宫廷中帮闲的奴隶集团，这个集团中所包括的人物，“便有最狎暱的姬妾幸臣，最卑贱的宫娥太监，较高等的乐工舞女和各色技艺人才，以及扈从游宴的‘文学侍从之臣’等等。论出身，他们有的本是贵族。……若就男性的讲，因为本是贵族子弟，所以往往眉清目秀，举止娴雅，而知识水准也相当高。从此我们可以明白，像这样的家内奴隶，身份虽低，本质却不坏；职事虽为公卿大夫们所不齿，才智却不必在他们之下”。这是对屈原身世的全新定位。《人民的诗人——屈原》^[14]一文同样运用阶级分析法，认为“屈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有充分条件称为人民诗人的人”，并说屈原“虽没有写人民的生活，诉人民的痛苦，然而，实质的等于领导了一次人民革命，替人民报了一次仇”。论文从四个方面论述屈原何以是一个人民的诗人。一是在身份上，屈原属于广大人民群众；二是屈原的作品是人民的艺术形式；三是屈原的作品是对统治阶级罪行的暴露和批判；四是屈原的行为是对统治阶级的反抗。这是闻一多站在人民的立场上，以人民性为标准对作家及其作品的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进行马克思主义评判的一种尝试。

郭沫若在三四十年代所写的《屈原研究》、《屈原考》、《屈原的艺术和思想》等论著^[15]在具体评价屈原时，也不是用传统的忠君爱国理论，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的历史社会学方法，结合屈原时代的历史背景的特点，对屈原的爱国精神、屈原和人民的关系以及屈原作品的意义等，进行了深刻的论述。

此外，萨孟武《水浒传》研究，也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社会学方法研究中国小说的尝试。萨孟武的《水浒传与中国社会》^[16]一书收入了《梁山泊的社会构造》、《“替天行道”的意义》、《十万贯生辰纲之社会学的考察》等17篇论文，是通过分析《水浒传》中的人物故事，研究当时的中国社会问题。正如以明的一篇评论文章所说：“当我们正在研究中国社会史的时候，当我们正叫着‘批判地接受过去文学遗产’的时候，萨孟武先生底《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出现，当然是有很大意义的。因为《水浒》这部小说，不仅在文学上有很大价值，而且是研究中国社会史的可靠材料之一。”^[17]

值得注意的是，唯物史观文学史研究的兴起。随着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古典文学之风气不断振兴，研究者们已经不满足于用它来解释具体的文学现象，而是要从文学史的高度把握中国文学发生发展的规律，给予中国古代文学一个完整的解说。

第一部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编著的中国文学史是贺凯著的《中国文学史纲》，北平文化学社1931年出版。另一部具有唯物史观的文学史著作是1933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谭丕模的《中国文学史纲》。30年代，试图运用唯物史观研究文学史的著作还有张希之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8]，孙俍工的《唐代的劳动文艺》^[19]，郭伯恭的《魏晋诗歌概论》^[20]等，也都较熟练地运用唯物史观，从社会经济、作家思想、文学自身规律等多方面解释文学现象。(www.daowen.com)

马克思主义从传入中国以来就以强劲的势头逐步占领了思想文化阵地，在越来越多的研究者接受马克思主义立场之后，唯物史观逐渐成为三四十年代中国古典文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黑龙江大学　辛更儒　北京燕山出版社　陈金霞）

【注释】

[1]瞿秋白：《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第1集，北京：新中国杂志社，1920年。

[2]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3]郭沫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前言”，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4]方诗铭：《<中国奴隶制度的探讨>跋》，《郭沫若研究》，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1984年。

[5]田昌五：《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史论》，济南：齐鲁书社，1992年。

[6]戴逸：《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总序》，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

[7]余恕诚主编：《中国诗学研究》，第51页，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

[8]郑振铎：《中国文学研究者向哪里去》，上海：《文学》“中国文学研究专号”，1933年第2卷第6期。

[9]郑振铎：《论元代所写商人、士子、妓女间的三角恋爱剧》，北京：《文学季刊》第1卷第4期，1934年12月。

[10]郑振铎：《论武侠小说》，《海燕》，上海：新中国书店，1932年7月版。

[11]郑振铎：《谈<金瓶梅词话>》，上海：《文学》第1卷第1期，1933年7月。

[12]阿英：《小说闲谈》，上海：上海良友出版公司，1936年；阿英：《晚清小说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

[13]闻一多：《屈原问题》，载于《神话与诗》，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2008年。

[14]闻一多：《闻一多全集选刊》之一《神话与诗》，北京：古籍出版社，1956年。

[15]郭沫若：《郭沫若全集·历史编》第4册，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

[16]萨孟武：《水浒传与中国社会》，南京：正中书局，1934年。

[17]以明：《读了萨著<水浒传与中国社会>之后》，上海：《现代》，1935年第6卷第2期。

[18]张希之：《中国文学流变史》，北京：文化书社，1935年。

[19]孙俍工：《唐代的劳动文艺》，上海：亚东图书馆，1932年。

[20]郭伯恭：《魏晋诗歌概论》，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