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史观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传播是从唯物史观开始的。进入20世纪第二个十年，在当时的报刊上，较为全面系统地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逐渐多了起来。1919年5月，《晨报》副刊《觉悟》连载了渊泉翻译的日本学者河上肇的《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第一次比较全面地介绍了唯物史观的主要内容。此后，该副刊还发表了《马氏唯物史观概要》、《马氏唯物史观批评》等译自日本刊物上的文章。李大钊于1919年9月在《新青年》第6卷第5号上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了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原理，指出唯物史观与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三部分“都有不可分的关系”。随后，他又发表了《唯物史观在现代史学上的价值》、《唯物史观在现代社会学上的价值》等文章，并在北京大学和北京女子高等学校开设有关唯物史观的课程。1921年1月《新青年》第8卷第5号上发表了李达的《马克思还原》，把唯物史观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做了概括说明：“一切生产关系财产关系，是社会制度的基础；一切社会宗教、哲学、法律、政治等组织，均依这经济的基础而定。”“社会的物质的生产力，发展至一定程度时，就与现社会中活动而来的生产关系财产关系发生冲突。”同年8月，陈独秀在《新青年》第9卷第4号上发表了《答蔡和森<马克思学说与中国无产阶级>》一文，文中说：“我以为唯物史观底要义是告诉我们：历史上一切制度的变化是随着经济制度的变化而变化的。我们因为这个要义底指示，在创造将来的历史上，得到了三个教训：（一）一种经济制度要崩坏时，其他制度也必然要跟着崩坏，是不能用人力来保守的；（二）我们对于改造社会底主张，不可蔑视现社会经济的事实；（三）我们改造社会，应当首先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

20年代，介绍唯物史观的译著和著作纷纷面世。其中较重要的是荷兰郭泰著、李达译的《唯物史观解说》，1921年5月由中华书局出版；刘宜之著《唯物史观浅释》，由上海书店、广州国光书店出版并多次再版；中国青年社编辑的《唯物史观》，1925年2月上海书店初版，此后1925年7月、1925年9月、1926年1月多次再版；胡汉民《唯物史观与伦理之研究》，上海民智书局1925年出版；德国考茨基著、董亦湘译《伦理与唯物史观》，上海新文化书社1926年1月出版；吴黎平编译《辩证唯物论与唯物史观》，上海心弦书社1930年出版；李圣悦著《现代社会学理论大纲：唯心史观的社会学的基础理论》，上海光华书局1930年3月出版；日本河上肇著、巴克译《唯物史观的基础》，上海明日书店1930年3月出版；苏联布哈林著、陶伯译《唯物史观》，上海泰东图书局1930年4月出版等。

伴随着马克思主义日益深入人心，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如蒋光赤、钱杏邨、成仿吾、瞿秋白等人都开始热烈地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瞿秋白在1920年著《俄罗斯名家短篇小说集序》^[1]一文中说：

俄罗斯文学的研究在中国之所以极一时之盛，就因为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使全世界的思想都受它的影响。大家要追溯它的原因，考察它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于俄国，都集于俄国的文学……文学只是社会的反映，文学家只是社会的喉舌。只有因社会的变动，而后影响于思想，因思想的变化，而后影响于文学……文学家的笔就是人类的情感所寄之处。俄国因为政治上、经济上的变动影响于社会人生，思想就随之而变。萦回推荡，一直到现在，而有它的特殊的文学。

从以上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如果说在五四早期胡适等人倡导文学革命，主要是从西方国家接受了进化论理论的话，那么瞿秋白等从俄国“十月革命”所接受的则是一种更为先进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用这种思想理论看文学，所得出的结论也大不相同。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文学是社会的反映”，应从社会经济和阶级方面寻找文学发生发展的原因。正是有了这一理论基础，才使得五四时期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能够正确看待俄国文学和欧美文学，正确看待中国现代文学和古典文学，从而引导中国学人逐步朝着建立一个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而迈进。(www.daowen.com)

1922年以后，随着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成为许多青年文学家手中的锐器。郭沫若、冯乃超、邓中夏、恽代英等人在他们的文章中，号召文学青年走向社会，深入民众，投身革命运动，写出表现社会生活和体现民族伟大精神的作品。尽管20年代中国革命文学运动尚处于比较幼稚的阶段，但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工作者已经开始将19世纪俄国著名的文学理论家如别林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勃夫和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如普列汉诺夫等人的文艺理论论著译介到中国。如20年代初，《晨报》副刊和《新青年》翻译介绍普列汉诺夫的著述；任国桢翻译了瓦勒夫松的《普力汉诺夫与艺术问题》，收入他的《苏俄的文艺论战》书中出版；林伯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美学著作《艺术论》，其中包括《论艺术》、《论原始民族的艺术》和《再论原始民族的艺术》等三封信，于1929年出版。不久，鲁迅根据日文译本重新翻译了《艺术论》，包括普列汉诺夫的4篇文章，于1930年由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冯雪峰也于1929年翻译并发表了普列汉诺夫的文艺理论名著《艺术与社会生活》、《从社会观点论十八世纪法国戏剧文学与法国绘画》。

在我国古代历史和古典文学研究领域，马克思主义及其唯物史观的传播是从进化论的引进开始的。19世纪末，戊戌变法的主将康有为的思想已有了进化论的因素。稍后，梁启超、王国维、陈垣、陈寅、胡适、傅斯年等历史学家都具有进化史观。梁启超的观点最为系统，他在《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中提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的主张。顾颉刚则提出了疑古辨伪“累层地造成古史”的主张，否定古文献中的上古史料和传说，试图还原历史真实面目。^[2]

20世纪20年代初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传入中国后，因其接受并消化了进化论的合理内核，而且把它上升到更高的层次上，作为指导历史研究的重要思想武器，受到研究古代中国和古代文学的先进学者的重视，给新的研究增添了新的内容。这其间，李大钊于1919年至1920年先后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由经济上解释中国近代思想变动的原因》等文章，接着又于1924年出版了《史学要论》一书，运用唯物史观研究中国历史。继之而起，研究成绩最大的当推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不论后来看有什么缺点，却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而运用唯物史观对中国古典文学进行重新评价和认识，郭沫若也堪称第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