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观20世纪前期，从20至30年代前半期，是国学研究和古籍整理出版的鼎盛期。只因胡适等人在新文化运动中成为南北皆知的人物，由他出头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及古籍整理出版成为当时的风尚。这一时期，随着国学教育及研究部门的先后设置，加上青年学子的踊跃报考，社会各界的重视，一批专门的杂志也纷纷发表文章，或开辟国学专栏加以倡导，出版机构相应扩充队伍，新的论著不断涌现，除了大量学术论文和专著得到发表的空间外，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也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中，既有国学的倡导者，也有新生力量充实进来，使得文学古籍的整理事业初步形成规模。其从业人员也从北京、上海扩展到西北、东北、闽粤和香港等地。

这一时期，古籍整理工作者继清代研究整理古籍之后，又有新的进展。以当时最著名的古籍整理成果为例，例如，完成于光绪十九年（1893）的《墨子间诂》，作者孙诒让，字仲容，号籀庼，浙江瑞安人，经学家、校勘训诂学家、古文字学家。他从1873年始治墨学，以“墨子强本节用，劳心苦志，该综道艺，应变持危，其学足以裨今日之时局”，经过“订补讹文，纠正错简”，在被称为“阙文错简，无可校正”的现状上，孙诒让殚思十年，汇集众说，以《尔雅》、《说文解字》正其训故，据古文、篆、隶校其文字，审文理脉络以移其错简，使之文从字顺，便于诵习。他所使用的校勘方法与乾嘉学派有所不同，不是谨守汉学家法，有拘泥或穿凿附会之弊，而是实事求是，吸引诸家之长，因此，《墨子间诂》一书在校勘方面创见颇多，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他还融会贯通，对墨学作了全面的分析，写成《墨子传略》、《年表》、《传授考》、《绪闻》、《通论》、《诸子钩沉》等篇附于书末，融会贯通，为后来研究墨学者开辟了治学途径，终使这一沉埋于数百年的古籍得以重光。俞樾作序指出：“凡诸家之说，是者从之，非者正之，阙略者补之。至《经说》及《备城门》以下诸篇，尤不易读。整纷剔蠹，脉摘无遗。旁行之文，尽还旧观。讹夺之处，咸秩无紊。盖自有墨子以来，未有此书也。”^[18]使《墨子》这部书“人人可读，现代墨学复活，全由此书导之。古今注《墨子》者固莫能过此书，而仲容一生著亦此书为第一也。”^[19]

再如，近人丁福保（1874—1952）虽是以医为业，然而热衷于整理古籍。这一时期，他编辑了《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历代诗话续编》、《清诗话》等书。《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1916年在上海医学书局出版，他所辑的隋唐以前的诗，收作者七百余人，共编为11集，总计54卷。类似总集，明人冯惟讷曾编《诗纪》，但失之芜杂，又复真伪不辨。丁氏此书，则力补冯编的阙失，但在匡谬方面，仍然未能彻底。且又漏收先秦的歌谣和佚诗。因此近人逯钦立又以同书名重新编辑了一次，成为收诗最全的隋唐以前的诗歌总集。对此书在当时的价值，鲁迅曾称赞“对于我们的研究有很大的帮助”^[20]。《历代诗话续编》是丁福保在何文焕辑印《历代诗话》之后的继起之作，搜罗了几种罕见的明代刻本刻成此书。时人李详认为此书“已可与何氏为双鸾二离，颉颃上下，后之达者再有搜辑，殆不可以鼎足为谕”^[21]。《清诗话》一书，是丁氏在完成《历代诗话续编》之后，专门为汇集清人诗话著作而编辑的。共搜集43种清人诗话，编为51卷。其中包括王夫之的《薑斋诗话》、叶燮的《原诗》、沈德潜的《说诗晬语》等。不足之处是搜罗不全，又颇取舍不当，如袁枚的《随园诗话》、赵翼的《瓯北诗话》等均未收入，给后人的整理工作留下足够的空间。

再如梁代钟嵘《诗品》，是我国最早的一部论诗专著。1927年开明书店出版的陈延杰所著《诗品注》，是较早的一部《诗品》全注本。它以明刻《津逮秘书》本为底本，有正文注释和附录诗作两部分，仿裴松之注《三国志》、刘孝标注《世说新语》的方法，泛征博引，以补原作。附录部分，则著录《诗品》所评诗家代表诗作。台湾学者王叔岷教授《钟嵘诗品笺证稿》的“小序”以为陈氏附录诗作的编排方法“其意甚善”，并在《笺证稿》的“附录”里加以仿效。但是，这部书又是一部“错误甚多”之作。因此，书刊出未久，即受到同行学者的严厉批评。古直在《钟记室诗品笺》的“发凡”（作于1928年）之末以双行小字言：“此笺成后，编入隅楼丛书，迁延未刻。近游沪渎，得江宁陈延杰《诗品注》，意有善言，可以相益。及取读之，乃大失望。”其下所列，多为具体实证，谓陈氏以平原兄弟为陆机、陆云之误，即为确证。许文雨撰《评陈延杰诗品注》^[22]，指出陈氏此书的错误有十端：如不明文法，不解句读，不符原文，不了原旨，不知著例，不求旁证，误存为佚，苟取塞责，徒事敷衍，动辄阕疑等。但许氏对陈《注》体例也多非议，却属苛责。注释体例，不可以一格拘，只要其撰写过程严遵体例，编写内容准确无误，便是佳作，不可厚非，更不可是此非彼，妄断高下。^[23]

当然，20年代的古籍整理，还处于初起阶段，相对于30年代以后的古籍整理还存在着不少缺欠。比如，大型丛书的编辑出版正在开始，尚未达到鼎盛时期。一些新的大型古籍丛书的编辑出版正在策划时期；由近人编辑选录的各类诗文词曲及小说的集子所涉及的范围还比较狭窄，各断代总集的编纂正在准备阶段；古代作家的诗文集重新点校笺注尚未提到日程上来，一批新发现的文史资料的整理也尚未形成风气等等。但是，这一时期的文学古籍整理出版，毕竟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在20世纪的古典文学研究中占据了重要位置，为此后的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黑龙江大学　辛更儒）

【注释】

[1]《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所载《出版事业大事年表》，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9年。

[2]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北京：《国粹学报》，第1年第7期，1905年。

[3]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4]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第1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

[5]张元济，字菊生，光绪进士，曾任刑部主事。戊戌政变革职，赴沪主持商务印书馆。

[6]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第322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7]张元济：《百衲本二十四史前序》，《影印善本书序跋集录》，北京：中华书局，1995年。

[8]以上见《商务印书馆图书目录（1897—1949）》，北京：商务印书馆，1981年。

[9]鲁迅：《且介亭杂文·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此文发表于1934年8月21日《新语林》半月刊第4期。(www.daowen.com)

[10]朱自清：《文物·旧书·毛笔》，《朱自清文选》第4卷，第525页，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

[11]黄镇伟：《中国编辑出版史》，第322页，苏州：苏州大学出版社，2003年。

[12]韩经太：《经典的确认与学科的自觉》，北京：《中国文化研究》，2004年冬字号。

[13]两书与《楚辞考异》并见《刘申叔遗书》，北京：1935年刻本。

[14]《诗义会通》，北京：北京文学社，1927年。《诗经通解》，1930年著，北京：北京大学，1936年。

[15]《屈赋微》，见马其昶《集虚草堂丛书》，合肥：清光绪三十年李氏刊本。

[16]郑永晓：《本世纪宋代诗文别集的整理的成就与不足》，北京：《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

[17]《晚清小说史·引言》，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97年。

[18]俞樾：《墨子间诂·序》，《诸子集成》本，上海：上海书店，1986年。

[19]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第八册《墨经校释自序》，北京：中华书局，1936年。

[20]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收入《已而集》，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

[21]李详：《历代诗话续编序》，北京：中华书局，1983年。序作于1915年。

[22]许文雨：《钟嵘诗品讲疏》，“附录”，成都：成都古籍书店，1983年影印本。

[23]王发国、陈晓超：《钟嵘<诗品>应当重新作注（上）——兼论陈延杰<诗品注>》，许昌：《许昌师专学报》，2001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