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入20世纪以来，特别是从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我国的古籍整理事业出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潮。此期间，文学古籍的整理尤为引人注目。

对于中国上世纪初叶出版界古籍整理的情况，可以从下面的大事记中做一初步了解。

1902年，俞复、廉泉在上海创办文明书局。

1911年，辛亥革命后成立的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颁布《临时约法》，规定人民有著作、刊行的自由。

1912年，陆费逵、戴克敦、陈协恭、沈知方等人在上海创办中华书局。

1919年，中华书局以聚珍仿宋活字排印古籍。

1924年，中华书局辑印《四部备要》，6年后全书发行。

1929年，商务印书馆编印《万有文库》第一辑，收书1010种。

对于20世纪初的古籍整理，《中国大百科全书·新闻出版卷》作了这样的评价：(www.daowen.com)

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出版了大量经过整理的古籍，如亚东图书馆的标点本古典小说（《红楼梦》、《水浒》等），商务印书馆的《国学基本丛书》、中华书局的《四部备要》，上海杂志公司的《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等。商务印书馆在影印古籍方面作出了巨大的贡献，它出版的《四部丛刊》、百衲本《二十四史》、《四库珍本丛书》等，使许多珍本、善本得以公之于世，至今尚为学术界所使用。索引工作方面，则有哈佛燕京学社的“引得”和中法学会的“通检”，也是古籍研究者不可缺少的工具书。^[1]

尽管这其中所提及的书籍，有一些是编成或出版于30年代以后，但是，20世纪头30年的古籍整理确实取得了很大成绩，为30年代以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古籍整理工作的大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进入20世纪，在一些进步学者的带动下，国学研究受到东渐的西学影响，正在开创我国近代学术研究的新局面。当时倡导国学的言论，与近代向世界看的眼光交相作用。1907年发表的许守微《论国粹无阻于欧化》一文指出：“是故国有学则虽亡而复兴，国无学则一亡而永亡。何者？盖国有学则国亡而学不亡，学不亡则国犹可再造；国无学则国亡而学亡，学亡则国之亡遂终古矣。此吾国所以屡亡于外族而数次光复，印度、埃及一亡于英而永以不振者，一则仅亡其国，一则并其学而亡之也。”^[2]除以兴亡意识作为倡兴国学的重要因素之外，学者们还力图以兴国学对抗西学欧化。欧洲的汉学研究经过几个世纪的积累，从19世纪起，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法、英、荷等国相继设立专门的汉学讲座，德国于柏林大学设立了东方语言研究所。而自19世纪90年代起世界性的考古活动逐渐将重心转移向中国的西北，30年间，俄、英、德、法、瑞典、美国等考古学家相继来华进行考古探险发掘，包括敦煌文书、西域简牍在内的一大批文献文物的发现，震动了国内知识界。^[3]

一是从中国的学术传统来看世纪前期的“古籍整理”。其实“古籍整理”工作，在中国存在了几千年，20世纪初期的“整理”工作，是学统的一种延续。当然本时期不同于以前，因为社会和学术大背景都已变化，传统学问在新时代中，不能不有所变化，其性质和形态都发生许多变异。首先古籍整理的目的和立场，发生了分歧。“旧派”学者“整理”的目的仍然是为了坚持中华文教传统，以振兴“中学”来与“东渐”的“西学”相对抗；新派学者的立场则是以新的观念来重新阐明中国文明文化发展历史（“整理国故”）。前者使用方法基本上是乾嘉诸老的嫡传，音韵学、文字学、训诂学、目录学等，成为他们“整理”的主要手段；后者则在继承这些传统方法的同时，也添加进了近代“科学的”方法（胡适、顾颉刚等主张）。两种立场，也是两种“动力”，促使此时期“古籍整理”有了相当的发展。

二是从当时的社会情况来看，这一时期的古籍整理具备了许多有利条件。教育和文化事业的发展形成了社会需求，文化产业化趋势带来了出版条件的改善，印刷出版技术进步带来了出版便利。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西方印刷设备的传入，19世纪末，外国创办的出版机构迁入中国，一批近代资本主义出版企业兴办起来，1882年成立的同文书局，和1868年成立的江南制造局翻译馆，特别是1897年成立的商务印书馆，更是对20世纪中国古籍整理出版工作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此后，包括文明书局、中华书局、亚东图书馆、泰东图书局在20世纪头一个10年先后成立，并大量编印书籍，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开始出现前所未有的新局面。

三是从人才状况看，这一时期已废除了科举，一大批旧式文士断绝了“功名”之途，无所事事，而“旧学”是他们最熟悉的看家学问。新学虽然已经兴起，但所谓新派学者中，一般旧学根底都很深厚。五四新文化运动和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以后，虽然现代中国在思想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是翻天覆地的，要求变革社会，改造中国的呼声日益高涨，但是，这并没有影响到传统国学的研究和整理工作。相反，在当时新思潮的影响和社会变革的推动下，正确对待我国的传统文化，弘扬国故中的积极因素，成为当时学术界的一个重要使命。特别是30年代以前，相对稳定的客观环境更有利于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因此，一批优秀成果出现在这一时期也就不足为怪了。

20世纪20至30年代前半叶，是国学研究的鼎盛时期。由于在新文化运动中获得巨大声望的胡适等人提倡整理国故，使得国学研究成为时尚。国学教育和研究机构相继成立。青年学子纷纷报考国学研究学科，也引起社会的广泛关注。专门杂志和出版社纷纷创刊建立，报刊也设立了国学专栏。出版界出版的有关专著日渐丰富，使古籍整理出版日呈兴盛之势。^[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