具体分析20年代的古典文学专业出版物，不论是文学古籍还是各种研究著作，其较为著名者，大致是以下几个方面：

在古代诗歌方面，到了20世纪，新文化运动开始以后，传统诗学与当代文学的距离拉大，读者对于古典诗歌的需求，转为认识和欣赏，诗学出版领域也转向古典诗歌的研究和整理，以及推广普及方面。

传统诗学研究不外是两条线索，“一条是经学的，沿毛《诗》、郑《笺》、孔颖达《正义》而下，不止限于《诗经》研究，同时包括以经学的路数、眼光、标准去规范对其他时代的诗歌研究；一条则是属于诗学文学研究。从王逸的《楚辞》研究，到钟嵘《诗品》、萧统《昭明文选》，到历代诗话和诗人诗作的整理研究，大体上属于后一条线。”^[7]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以胡适为代表的新文化运动领导人，奋力向《诗经》的经学化发起冲击，还其文学本来的身份。他通过一系列诗篇的考释，说明《诗经》中许多作品原来是写男女情爱之作。胡适的研究著作主要有三种，《中国哲学史大纲》之第二篇《中国哲学发生的时代》、《诗三百篇言字解》、《谈谈诗经》，收入《中国哲学史大纲》，此书出版于1919年，东方出版社出版。他对《诗经》各篇的内容加以归纳，认为《诗经》反映了公元前8世纪到前6世纪时期战祸连年，阶级渐渐消灭，贫富不均，政治黑暗，百姓愁怨的社会现实。又把时代思潮分为忧时、厌世、乐天安命、纵欲自恣、愤世等派别。他完全抛弃了旧的经注，对《诗经》作出了全新的解释。

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文学史时编著的《汉文学史纲要》一书，也对《诗经》的内容、时代、创作体制等问题作了论证，批评了儒家温柔敦厚的诗教说。鲁迅的这些观点还渗透在他当时出版的许多杂文集著作中。郭沫若把《国风》中的四十首男女相恋的情歌翻译成新诗，题为《卷耳集》，于1923年出版，就是还《诗经》以本来的文学身份。郭沫若还是中国最早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方法研究《诗经》的第一人。1928、1929两年，他在《东方杂志》上连续发表了《<周易>时代的社会生活》和《<诗><书>时代的社会变革与其思想上之反映》两篇长达十万字的论文，是中国最早运用唯物史观的科学理论，对旧有的文献资料重新进行考察，从而研究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著作。这两篇论文后来都被收入《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书中。他引述《诗经》中几篇反映农事的诗歌，如《七月》、《楚茨》、《信南山》等，论述诗歌所反映的是奴隶制的生产关系。通过论证，他对当时社会制度的变革时间进行了推考。梁启超1923年出版《陶渊明》（商务印书馆），认为陶渊明所以有“如此高尚的品格和文艺”，是“爱自然的结果”，爱自然，“当然爱自由。渊明一生都是为精神生活的自由而奋斗”。这些论述都与这时的新认识有关。

20年代出版的有关《诗经》的研究著作，属于用传统方法对《诗经》篇章进行研究的，有吴闿生的《诗义会通》，于1927年由北平文学社木版印行，中华书局1962年有排印本。谢无量著有《诗歌研究》，于1923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丁以此著有《毛诗正韵》，由丁维汾于1924年自刊；杨恭恒著有《毛诗古音谐读》，京华书局于1928年刊行；金公亮著有《诗经学ABC》，由世界书局1929年刊行；张寿林著有《论诗六稿》，北平文学社于1929年出版。

梁启超1923年出版了《陶渊明》一书，包括陶渊明的文艺及品格、陶渊明年谱、陶渊明考证三部分，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接着，古直和傅东华也出版了《陶靖节年谱》和《陶渊明年谱》，对陶渊明事迹进行考索。^[8]陈衍于192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石遗室诗话》，对宋诗进行阐释。苏雪林于1928年由北新书局出版了《李义山恋爱事迹考》，对李商隐爱情事迹及爱情诗作出阐释。李维作《诗史》，以通史性质研究诗歌，出版于1928年的北平石棱精舍。陈衍1921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元诗纪事》，由笔记小说中钩辑有本事的元诗，成为了解元诗的重要参考文献。杨鸿烈1927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袁枚评传》，从多角度审视袁枚的文学思想。胡怀琛1925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中国八大诗人》一书，把清代诗人王士祯与屈原、陶潜、李白、杜甫、白居易、苏轼、陆游并列。

词学研究方面，20年代最著名的词学研究家为梁启超、王国维及胡适。他们的著作则分别以《辛稼轩先生年谱》、《人间词话》和《词选》为代表。

梁启超研究辛弃疾词，综合运用各种词学研究方法，从前期的词话、评点开始，充分表达了他对辛弃疾其人其词的见解，偏重社会教化和陶冶功能，又从艺术审美的角度对辛词的情感表达作了较为系统的分析。^[9]1928年秋，他从文献学入手对辛弃疾进行全面研究，考较版本，考证佚词，考实了辛弃疾平生仕历的大略，然后编写《辛稼轩先生年谱》，虽有一部分未及完成而作者即逝，却已将辛弃疾一生的主要事迹、交游家世、作品编年考辨清楚。其弟启勋继其兄之遗愿，另作《稼轩词疏证》，序例中说：“每首之下先录饮冰室校勘，次录饮冰考证，又次为启勋按语。”可知为兄弟二人的共同著作。梁启超在其著作中认为，“稼轩先生之人格与事业，未免为雄杰之词所掩，使世人仅以词人目先生，则失之远矣”^[10]，同时又把文献学的考据同文学批评密切结合起来，形成有特色的个案研究，这是梁启超的重要贡献。

王国维这一时期的词学研究著作颇丰。他的《人间词话》则是其中最重要的一种，先后刊出在1908年至1909年的《国粹学报》上。1929年，罗振玉又将《人间词话》的原本及未刊稿二卷汇总，收入《王忠悫公遗书》中。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倡导“境界说”。所谓境界，是专以感受经验为主，境界的存在全在个人感受之所及。即词人的感受，使读之者也可得到同样鲜明真切的感受者。^[11]显然，王国维的理论是以西方理论为参照，加上个人新见，重新审视词文学取得的成果，体现了王国维对词体创新的见解，也取得了对词学艺术表现力的突破。

胡适的词学研究，是适应了他鼓吹“文学革命”的观念，认为词乃诗之进化，乃宋代之时代文学。1927年，胡适在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他的《词选》一书。他在此书序中申明：“词起于民间，流传于倡女歌伶之口，后来才渐渐被文人采用，体裁渐渐加多，内容渐渐丰富。但这样一来，词的文学就渐渐和平民远离了。”他将词史分为三个时期，从晚唐到元初，从元到明清，从清初到今日，认为词到宋末，早已死亡，连文人都已看不懂了，更不必说后两个时期。胡适采用新的文学理论，重估词体的文学价值，更新词史观念，提出新的批评和鉴赏标准，促进20世纪词学研究的转型。^[12]

中国古代小说的介绍和出版，是从19世纪末开始的。主要有梁启超、夏曾佑、王钟麒等人。“梁启超是其中最杰出的代表，影响也最大。”“他们感觉到亡国惨祸迫在眉睫，因而怀着极大的热情参与了这一场对小说理论的研究、讨论，把小说看作是救国的一种有力工具。他们从不同侧面丰富、充实了梁启超的小说理论，有些人也在比较新的层面上纠正梁启超小说理论的某些片面性，使这一时期的小说研究更趋全面，也更为深入。”“总之，在20世纪的初期，小说批评当是一块最丰茂的学术土地，人人自谓怀隋侯之珠，有扁鹊医国之手，不拘一格，相互驳难，腾蛟起凤，百家争鸣。”^[13]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则撰作于1904年，以严谨的方法和西方哲人的理论引入小说批评，因而在小说研究方面占据了重要位置。蔡元培的《石头记索隐》，王梦阮、沈瓶庵的《红楼梦索隐》等索隐派研究者也都是20年代小说研究的先驱。^[14]

胡适从1920年到1933年间，共发表了有关14部古代及近代小说的研究论著，后来编成《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于1942年由实业印书馆出版。其中《红楼梦考证》通过对《红楼梦》版本的认真考证和对曹雪芹家世的深入了解，胡适得出了一个观点，即《红楼梦》这部小说是“曹雪芹的自叙传”。这一观点后来虽屡受批判，但全面分析胡适的论著，可知胡适“《红楼梦》明明是一部‘将真事隐去的自叙的书’，若作者是曹雪芹，那么，曹雪芹即是《红楼梦》开端时那个深自忏悔的‘我’”^[15]的观点，并没有贬低《红楼梦》的价值。另外，胡适把传统小说分为“创造的小说”，如《红楼梦》、《金瓶梅》、《儒林外史》等为一类，而把《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等称之为世代积累型小说，对于探讨小说研究模式也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与胡适的小说研究齐名的是俞平伯的小说论文集《红楼梦辨》，它出版于1923年，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出版。这部著作，在思路上受到胡适的启发，但在政治倾向上却与胡适有明显的区别，它以纯文艺研究为宗旨，主要集中在对《红楼梦》后四十回本的讨论上，考证后四十回不仅不是曹雪芹所作，甚至连回目也非其手订。对于此书的主题思想，俞平伯则认为是阐述作者的身世，为情场忏悔而作，为金陵十二钗而作，与胡适的自传说有相同之处又有所不同。(www.daowen.com)

小说资料的搜集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蒋瑞藻于世纪初从事小说资料搜集，1916年于商务印书馆出版《小说丛考》，成为拓荒之著。

这一时期，鲁迅在介绍古小说和唐宋传奇方面也颇具成果。他在1926年出版了《小说旧闻钞》，全书辑录了《大宋宣和遗事》等41种小说，并将有关此小说的资料附列于后；1927年整理出版了《唐宋传奇集》，并在全书最后附有所写的《稗边小缀》，对所选46篇唐宋传奇小说作了全面考证，包括作者、版本、故事源流及影响等方面，成为后来唐宋传奇研究的一个样版，影响颇大。鲁迅对小说研究的另一贡献是他在1924年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一书。这部著作，从总体上勾画了中国古代小说史的框架，成为中国小说史上具有里程碑式的贡献。其重要成果，其一是对中国古代小说在分类方面的研究，其二是深刻阐述了小说的变迁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其三是对小说的思想内容和艺术特色都有精到的见解。

除了一批古典小说名著在这一时期大量出版印行外，一批珍贵的小说资料也得到发现和出版，如《京本通俗小说》残七卷、《新编五代史平话》残八卷、明代拟话本《醉醒石》以及《古佚小说丛刊》初集及《清平山堂话本十五种》等也都在这一时期印行，为学者的研究提供了便利。^[16]

古代散文研究成果的出版，在上世纪20年代稍显薄弱。梁启超《先秦政治思想史》，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出版；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上海大东书局1924年出版；胡适《国语文学史》，北平文化学社1927年出版。以上诸书虽论及先秦诸子的散文，重在阐发诸子之哲学，但也不可避免地谈及诸子的文学思想及文风、写作特点。^[17]

这一时期，专门论及先秦诸子散文的著作，还有姚永朴的《诸子考略》，北平资研编译社1928年出版；罗根泽的《诸子丛考》，北平朴社1930年出版。两书同属于考据之学，即校勘、训诂、注释，从名物典章、文字校勘、音韵训诂至版本源流及疏解、评注等方面入手，所涉及的内容为儒学学说并及各家学说，既继承清代朴学传统，同时又展示了时代进步，形成了以实证为主要特征的新的考据学。然而，除了先秦散文研究外，其他各时期如汉代辞赋、史传及魏晋以下各代散文研究，在这一时期的成果却显得十分缺乏。据记载，20年代稍有影响的散文研究著作，也仅有王懋的《韩昌黎文评注读本》，出版于1924年的上海大东书局，而散文研究成果的涌现则大都在30年代以后。

20年代，学术界对于古代文学批评的认识，首先是从大学课程的设定和教授开始的。1920年，北洋政府教育部下令全国中小学语文课本改用白话，废止文言，黄侃与姚永朴到北大讲授《文心雕龙》，应当是20世纪中国古代文学批评启动的标志。周勋初在《黄季刚先生<文心雕龙札记>的学术渊源》一文中写道：“民国二年，北京大学礼聘章太炎到校讲授音韵、文字之学，章氏不往，改荐弟子黄季刚（侃）前去任教。这就在桐城派占优势的地盘上楔入了新的成分，引起了散文与骈文之争。姚永朴在北京大学讲授桐城派的理论，著《文学研究法》凡二十五篇，颇得时誉。季刚先生继起讲授《文心雕龙》……亦颇得时誉。”^[18]据毛子水《傅孟真先生传略》所说，“当时北京大学文史科学生读书的风气，受章太炎先生学说的影响很大”^[19]。

黄侃是从1914年起在北大讲授《文心雕龙》的。他在讲说《文心雕龙》一书时，对原书章节有选择地进行讲疏，而且是“自愧迂谨，不敢肆为论文之言，用是依傍旧文，聊资启发，虽无卓尔之美，庶几以弗畔为贤”^[20]。在阐发《文心雕龙》的文学思想的同时，针对古文、骈文相持不下的争论，以及新文学新文化对传统学术和古代文学的挑战，于复古中求通变，做出自己的回应。不久，范文澜亦在南开大学讲授《文心雕龙》，1925年，天津新懋印书馆即印行了范文澜注释的《文心雕龙讲疏》，较黄侃于1927年在北平文化学社印行《文心雕龙札记》还早，且被称为“注释史上划时代的作品”^[21]。范著以注为论，仿裴松之注《三国志》的体例，将刘勰所论及的作品，悉为抄入，实际上等于编选了一部与《文心雕龙》相配套的古代文论选，特别是范著除了考据和引录翔实的特点之外，还体现了明显的系统性的思考。

作为开中国20世纪古代文学批评研究风气之先的名著还有王国维的《人间词话》，前文已经引述。从文学批评角度看，《人间词话》虽具有鲜明的旧学特征，比如仍采用了词话这种旧的文学批评形式，但王国维引进科学理念，同当时崇尚科学之新学思潮的倾向显然是一致的，因此，他所倡导的“境界”说，已经确立了能够容纳西方美学精神的中国诗学理想。^[22]

五四运动之后，戏曲界提倡改良的呼声虽然渐渐平息，但戏曲本身的研究却有了长足进展，清末民初的王国维的戏曲研究及《宋元戏曲史》的出版，使之成为确立戏曲为一种专门之学的开山祖师。王国维研究戏剧史，始于世纪初的十年，其《宋元戏曲史》则出版于1915年，这是王国维戏曲研究带总结性质的著作。郭沫若在《鲁迅与王国维》一文评价说：“王国维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万的后学。”^[23]

20年代，文学史家在其文学史著作中对戏剧史作了深入的研究。如胡毓寰1926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源流》，顾实1927年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中国文学大纲》以及郑振铎1928年在上海光华书局出版的《文学大纲》中都有专门论及戏剧史的章节。其他如谭正璧《中国文学进化史》有二章论述北方的戏曲和南方的戏曲^[24]，潘梓年《文学概论》亦有元曲及戏曲史论的内容^[25]。专门谈及戏曲的著作，有佟赋敏的《新旧戏曲之研究》，在论述旧戏和新戏时都一一论及剧场、舞台、表演、化妆等内容，并附有辞曲范本。^[26]吴梅的《中国戏曲概论》，总结了金元至清代戏曲发展的历程和特点，追溯源头，考辨流变，涉及各自的是非成败及盛衰，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中国戏曲史。^[27]在微观研究方面，胡梦华、吴淑贞的《表演的鉴赏》重点介绍了清代戏剧评论家李笠翁对中国戏曲理论的贡献。^[28]商务印书馆1928年出版王季烈的《螾庐曲谈》是音乐研究的专著，对度曲、作曲、谱曲进行了详细的介绍和论述，涉及音乐领域的许多专门之学。《元人曲论》由上海大中书局1925年出版，是曹聚仁对元代周德清《中原音韵》中的《作词十法》的校读，除对原著逐条注释外，还论及作词的专业知识。此外，还有童伯章的《中乐寻源》，薛月楼《顾曲金针》，郑剑西《二黄寻声谱》，许志豪、沈憬然《京戏锣鼓秘诀》等不少著作，也都是研究戏曲的专著。^[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