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年代中国古典文学专业出版的主体，一是专业出版社，二是古典文学专业作家。当时在专业出版社中，以弘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出版机构，最主要的是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此外，还有大东书局、东方出版社、世界书局、北平文学社、北新出版社、实业印书馆、亚东图书馆等。

商务印书馆对传统学术的重视，从张元济于世纪初进入商务印书馆不久就开始了。最初，是因为在编辑过程中缺乏检阅书稿的书籍，所以力求在印书馆内开设一个图书室储备图书，以备编书，此后逐渐扩展为一个影印整理古籍的庞大计划。张元济认为：“一国艺事之进退，与其政治之隆污、民心之仁暴，有息息相通之理；况在书籍为国民智识之所寄托，为古人千百年之所留贻，抱残守缺，责在吾辈。”^[1]他在给傅增湘的信中说：“吾辈生当斯世，他事无可为，惟保存吾国数千年之文明，不致因时势而失坠，此为应尽之责。能使古书多流传一部，即于保存上多一份致力。”^[2]在张元济及商务印书馆同人的努力下，到1932年，商务印书馆涵芬楼东方图书馆已入藏51万余册图书，其中有宋版129部、元版179部、明版1419部书，包括很多孤本、善本书，为商务印书馆影印古籍做了充分储备。从1916年到20年代末，先后影印了《涵芬楼秘笈》10集51种以及《四部丛刊》初编323部2100册。1934年以后，又陆续出版了《四部丛刊》续编75种500册、三编70种500册。

据茅盾回忆，策划影印《四部丛刊》伊始，馆内“当权者的一派主张《四部丛刊》应该尽量采用宋、元、明的刊本而精工影印。这一派可称为‘善本派’……另一派主张注重实用，例如《庄子》，便应该采用郭庆藩的《庄子集释》或王先谦的《庄子集解》；《墨子》就采用孙诒让的《墨子间诂》等等。这是‘实用派’。据说两派争论了五六个月，最后还是‘善本派’得胜”^[3]。为刊印《四部丛刊》，商务印书馆遍访海内外公私藏书家，以求尽善尽美。在其初编本中，所用底本多为当时可以见到的著名善本。到了1926年重印初编本时，又抽换了其中的21种版本，全部采用了摄影复印技术，以保存原貌，并在《刊成记》中声明“此非喜为更张也，书囊无底，善本难穷，随时搜访，不敢自足”。

在商务印书馆影印《四部丛刊》之后，自商务出走的另一位著名出版家陆费逵也开始计划出版在当时中国出版界同样有名的《四部备要》。据陆费逵之女陆费铭秀介绍：“商务印书馆为了抢占市场，出版《四部丛刊》时在广告中说是照古本影印，不像一般排印的‘鲁鱼亥豕’，错误百出，以此来招徕顾客。而父亲则在筹出的《四部备要》的广告中针锋相对地说：《四部备要》是根据善本并经过多次校对，还订正了古书上原来的错误，不像影印古文，有的以讹传讹，把‘大’字印成了‘犬’字等等，贻误读者。”^[4]中华书局没有涵芬楼藏书馆的储备，善本已被商务网罗殆尽，只能另辟蹊径。他们看出《丛刊》只重版本不切实用的弱点，凭借自己一套聚珍仿宋版铅字，于是，在1924年就开始出版《四部备要》。《四部备要》自1924到1931年共出五集，收书336种，线装分订2500册。

《四部备要》用仿宋体铅字按线装书格式排印，极为精美。所收各书，以常见常用加注为主。阅读古籍，如果不讲究版本，《四部备要》就比较实用。如经部有三套书，十三经古注是一套，唐宋注疏又是一套，清代注疏又是一套。史部除配套的纪传体正史和编年史等外，表、谱、考证也有不少。集部则多用清代注释，《李长吉歌诗》附《外集》用王琦注，比《四部丛刊》用的无注也无外集的《李贺歌诗编》要切合实用。另外，《四部备要》也很注意词曲，所收比《四部丛刊》多，且有系统。《花间》、《草堂》、《绝妙好词》、《词选》、《续词选》、正续四种《词综》、《宋六十名家词》、《十五家词》、《白香词谱笺》、《词源》、《词律》、《词林韵释》，足以应付一般读词的需求。(www.daowen.com)

从1920年任商务印书馆编译所主任的王云五，也对20年代的文学古籍的出版做出很大贡献。在他的主持下，商务印书馆不但影印古籍，还采用丛书的形式，排印了《学生国学丛书》等一系列古籍。1925年，商务印书馆开始刊印《学生国学丛书》。该丛书读者对象为未涉国学藩篱的中学或中学以上程度学生。《丛书》分为总类4种，哲学14种，社会科学5种，文学54种，史地17种，至1940年共陆续刊行93种。所选皆为国学要籍。每一书选择精要内容，分段标点，详加注释，并在书前导言中纂写作者的生平、内容提要，便利读者阅读、利用。著名学者陈彬龢、周予同、叶绍钧、沈德鸿、傅东华、胡怀琛、吕思勉等参与其事。在《学生国学丛书编例》中则说明了编辑缘起、选书范围、收录标准、整理方法。

采用标点符号标点古籍，在正文前撰写导读或研究性文章，当然不是以《学生国学丛书》为首创。1920年8月，亚东图书馆就曾第一次用新式标点排印出版《水浒》，书前刊有胡适的长文《水浒传考证》，大获成功。新文化运动后白话文和新式标点符号应用日广，新法标点古书渐渐流行。各书局所出的古书，竞相以“新式标点”、“白话详解”为招牌招徕顾客。但是各家点校排印的古书，以小说等文学类书籍为主，不能使国学入门者略窥传统典籍的面貌。用丛书的形式，编选要籍，包括经史子集四部，指引学生国学研究的门径，《学生国学丛书》应属新式方法排印古籍的第一次。王云五通过《学生国学丛书》的编纂，确立了用新方法来整理排印古籍的出版途径，使文学历史古籍更为普及化。^[5]

王云五采用新式方法整理古籍，续《学生国学丛书》之后，续编《万有文库》和《丛书集成》。20年代中期，适应国内图书馆运动，为解决图书馆经费紧张、图书难求的问题，王云五在新出的《百科小丛书》的基础上，整理扩充，乃有《万有文库》的编纂。《万有文库》共二集。第一集1010种，于1929年开始分批推出，1931年10月出齐。出版《万有文库》的目的是“一以购书者精力与金钱之经济为主要条件”，“想把整个的大规模东方图书馆化身为千万个小图书馆，使散在于全国各地方、各学校、各机关，而且可能还散在许多的家庭”。^[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