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一二十年代的中国学者用“文学”和“文学史”这两个西学概念来观照自己的历史时，他们首先感受到的是中西的巨大差异。对于这一现象，浦江清在40年代曾有过精彩的评论：“在我们这一辈，把中西分别得清楚，但是，在中西合流的新文化里所培养出来的青年，他们对于原来的所谓‘中’、‘西’已不复能区别，在意识里只感到古今新旧的区分，以及纯文学与非文学的区别。”^[24]笔者阅读了一系列的文学史后，深切地感受到学者们在这种差异感中提炼出来的文学史现象和规律恰好反映了文学史的民族特性，而后来的文学史也许就在对西方理论的“麻木”过程中成了“渐行渐远”的历史。

中国的文学史具有什么样的特性？中国学者在撰写文学史时总有个西方的文学史视野，具有比较文学的韵味。比如，对于韵文、散文的起源先后问题，相当多的文学史家都援引世界文学的发展规律来加以说明：“韵散文之发生问题：是仍符于世界诸国文学之发生，先韵文而后散文也。”^[25]“晚近言文学者莫不谓：世界文学之演进，率由讴谣进为诗歌，由诗歌而为散文。今征诸夏文学演进之趋势，其历程亦有可得言者。”^[26]在评价具体的文学史作品时，文学史家也喜欢把中国作品和西方作品进行比较。如谢无量评价元之小说《三国演义》和《西游记》时指出：“近日硁德林（Candlin）氏之中国小说论，以贯中文体明白显易，拟之英伦文家马考来（Macanlay），又以其结构类于希腊诗人荷马（Homer）之《伊利亚》（Iliad），惟一为史诗，一为文体耳。”《西游记》“为神怪小说之宗。欧美论者，以其事视希腊神话及格黍（Gcothe）之《伏师特》（Faust）剧尤奇。硁德林小说论，则以其能合斯宾舍（Spenser）之《神后曲》（Fairy Queen）与彭阳（Pungun）之《天路历程》（Piligrim'Sprogress），为一手云。”^[27]顾实论述《西游记》时指出，学术界“故以比之波扬之《天路历程》者，一般之通说也。”“西游记之材料，出自中国特有之神仙谭及佛经，巧融合之，而佳趣存焉。其中亦有缺点，前后矛盾之处也，白璧微瑕，不遑深责。文章亦极平明而完好，质言之，则东洋唯一寓意之神仙谭，世界殆不见其比之伟大譬喻谈也。或评论其奇巧谲怪之趣，谓北欧之神话，犹稍不及云。”^[28]

但是，当文学史家用西方的文学概念和西方的文学史规律来整理自己的历史时却往往陷入困惑之中。他们对文学的定义及其源流感到困惑：“由流溯源，略名考实，则虽谓中国文学皆范围于孔门诗礼之中而无过无不可也，惟是天演公例，万事万物必不能永单纯而不生变化”，“故欲定一文学之界说，则象纬无其纷繁，蛛网逊其纠杂。”“是以稽其成迹，虽由一本而来，而测其前途，终无大同之望。”^[29]他们对中国文学的分类感到困惑：“由形貌上言之，得别为韵文、无韵文，而无韵文中，又可分散文（一曰古文）、骈文。就实质上言之，得别为记事文、论理文、抒情文。记事论理，概属无韵，抒情之类，有韵为多。”“类之中国文学史，犹相错综，难可犁别。”^[30]“中国文学，体裁之多，名称之杂，为他国文学所未有。”“今欲一一划其界而正其名，岂非绝艰难之事。”^[31]他们对于中国文学文体的功能也感到困惑：“文者，所以表情也；而后人多认为载道之用。”^[32]他们对判定作品的学科属性更感到困惑：“然其间所遇困难，正不一其端，就分类言：则史学、哲学与文学，真不易区分。故《史记》、《左传》，将谓之为文学乎？为史学乎？《孟子》、《庄子》，为哲学乎？为文学乎？此界限不为划清，则以后文学，均无分界之标准。况经学之名目，犹自有人横亘胸中，而不能打消，太炎贤者，亦所不免。”^[33]

学者们的困惑来源于他们对中西文学的巨大差异的深刻体认。方孝岳指出：“（一）中国文学主知见，欧洲文学主情感。曾国藩分文学为三门，曰著述，曰告语，曰记载，著述固纯以学为主，而告语记载，亦皆为知见之表示，其所以谓美者，以西洋文学眼光观之，不过文法家、修辞家所精能耳。小说戏曲，固主感情，然在中国文学史中不据主要位置。（二）中国文学界广，欧洲文学界狭，自昭明搜集文艺，别类至繁，下及曾国藩、吴汝伦，遂以经史百家列入文学。近人章炳麟于有字之外，且加以无字之文。是文体不一，各集其类，乃我国所特具者。欧洲文学史皆小说戏曲之史，其他论著书疏一切应用之作，皆不闲入。（三）中国文学为仕宦文学，欧洲文学为国民文学。”^[34]蒋鉴璋认为：“夫西洋文学，小说诗歌戏剧三者，乃其最大主干，故其成就者为独多。我国则诗歌成就，亦足以自豪。而小说戏剧，诚有难言。近数年来，以受西洋思潮，始认小说戏剧为文学，前此而直视为猥丛之斜道耳，亦何有于文学之正宗乎？今虽此等谬见，渐即捐除。然而中国文学，范围较广。历史之沿革如此，社会之倾向如此，若必以为如西洋所指之纯文学，方足称为文学，外此则尽摒弃之，是又不可。”他还进一步指出，小说戏剧一向地位不高，文学史不可太偏重它们；文学史著作应该尊重历史事实，关注小说戏剧诗歌以外的其他种类的文学，包括旧称经史子等。^[35]“近人以习于西方纯文学之名，欲自中国书籍中觅所谓纯文学，如时下流行之文学史是也。其不足以概中国文学之全，实为有识者所共知。”^[36]以上三人，不管他们对纯文学史取何种态度，都从不同角度切中了中西文学观念和中西文学史的巨大差异。

这种困惑和感悟必定会影响到文学史的具体操作，并自觉不自觉地体现在他们对文学史事实的选择和体认中。在外来文学观念、外来文学史规律这一参照系面前，谙熟传统文化和传统典籍的中国学者往往能够指出中国文学史的民族特性。归纳、总结这些学者所体认出来的民族特性，有助于我们反思现行的文学史叙事。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下，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特别关注文学、文体生成的复杂性及其民族特性。有的学者注意钩稽中国文学从四部流变中衍生的复杂特性。如朱希祖就指出：“纵横家善于辞令，长于讽谕，能移人之能，夺人之意，其源本出于诗。”“由纵横出者，其流为辞人文士，虽亦为史家之流裔，而实为集部之远宗者也。”“夫诗赋之制，本为一物，发抒情志，摇荡性灵，自属专长。若夫诏策章表檄移书记之流，亦有扬厉以驰旨，炜晔以腾说，飏辞植义，颇近乎诗，与夫奏疏议驳之属，综核事情协于名理者，殊科异撰矣。盖奏疏议驳近论，颇取于形名，诏策表檄近诗，颇取于诗。”叙述完汉代经学出现伪古文尚书等伪托之风后，作者指出：“自是之后，文笔皆依此体，斯则六朝浮华之体所由革，隋唐复古之文所由兴焉。”“其时作史文体，若孙盛、习凿齿辈，规模左氏，为司马《通鉴》之宗。姚察《梁书》，序事立论，颇多散体，洗齐梁骈俪之习，开昌黎古文之风。郦道元《水经注》、杨炫之《洛阳伽蓝记》，善言景物，启游记之体柳州之作，化整为零，其渊源盖本乎此。”^[37]

有的学者强调文体的民族性特征，对中国独有的文体大加颂扬。“中国文章形式之最美者，莫如骈文、律诗，此诸夏所独有者也。”“夫骈文律诗，既准音署字，修短相侔，两句之中，又复声分阴阳，义取比对，可谓美之极致，然亦字必单音，乃能所施尽协。异邦之人，书违颉诵，即有闳文丽藻，而音调参差，隶事亦匪精切，非其至矣。故吾国文章所长虽非一端，骈文律诗，则尤独有之美文也。”^[38]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24年第6版书后有谢无量著《诗学指南》、《词学指南》、《骈文指南》三书的广告，其广告词就是针对西方纯文学观念而写的：“自文学革命以来，诗词骈文遂鲜有人涉猎焉。不知一国固有之文艺，治文学者，要不可不窥其崖略。梓潼谢无量先生，古学深邃，所辑指南三种，揭其体要，穷其源流，易知易能，有志于斯者，可无望洋兴叹之憾矣。”就是提倡纯文学史观的文学史家，也对中国自身独有的文体有着深切的体认：“东汉以后，文章之衰，全系乎四六之盛行。换言之，则诗赋侵犯文章，而使之腐败也。……自修辞上而观之，颇见佳趣，偶一为之，大类溶溶春水，上浮四片落红，自有难言之风情。……更进一步言之，四六本不恶，实中国所独有雅整秀美之诗体也，无韵之律语也。且四六文，自有适合之美文题目，若叙记论策而亦谓非此体不可，则断然谬见也。”^[39]

有的文学史家强调中西文体的差异性。比如，对于中西都有的文体“小说”，文学史家们总是不厌其烦地指出：“中国小说，发端最早，但极难断定始于何时。……按此则古人之立稗官以说小说，与立采诗官之采诗也，其用意无别；惟诗则本体是文学，小说则不过称道杂事，其本体与今日之新闻无异；是盖完全野史，与今日小说不同，可断言也。”^[40]“汉代文学之副产物者，小说也，故非今日之所谓小说。”“中国谓琐谈零闻之类曰小说，而立于此与真正小说即novel之中间者，盖美文之一体，中亦有可观者，明代作者愈多也。其特有名者，瞿宗吉之《剪灯新话》。”“又如记述琐闻零事之所谓小说，最善者蒲松龄之《聊斋志异》也。此书作者采访搜讨，萃力积功者二十年而成，目录编次，尚经数次删改焉。”^[41]“小说并不始于唐，但到了唐朝方始有意为小说。唐以前的小说是当作信仰而记载的，态度很严肃，故文亦无情致；唐人小说则每逞才华，与汉魏六朝大异，且每以文人的幻想构成，态度自然也是文艺的而不是历史的了。”^[42]最有趣的是吴梅，他用西方的小说观念指称白话说部，又用中国小说观念指称文言说部，所以不得不一再强调中西、古今的差异：“唐人小说，多成于下第之士，及失职侘傺者，以仙侠神怪闺襜姚冶，寄其无聊不平之感，盖属写情派，而非如前代小说之仅事叙述者可比……惟其间有一大别者：唐以前之小说，为《虞初周说》之遗，《艺文》所录，实资考证者也；唐以后之小说，则变为俗语，而以子虚乌无之词，以肆其抑塞不偶之旨，如金元诸作是也。”“故通俗文学发达，极盛，虽词语粗牵而社会风俗之变迁，人情之淳漓，舆论之向背，反多见于此，且寓言十九，可以自由抒写，而内容宏富，动辄百万余言，庄谐互引，细大不捐，非可以采纳刍荛，抑足以改易习尚，虽或托神怪或流猥亵而以意逆志更足为人事之犀鉴。盖与前代之小说划然为二。”^[43]

正是在正视中国文体的民族特性的前提下，文学作品传播的历史语境才得到彰显。胡小石告诉我们，在中国古代特殊的文学和文化语境中，相关作品相关文体的解读路向、历史地位和纯文学史观下的结论迥然不同。比如，关于《诗经》之古代批评：“孔子论诗，大概可分为两种标准：一则应用于语言之辅导，一则以为伦理之依归……此后，《诗经》变为伦理的教训，被人尊之为经，而文学的位置，反见低落，导源乃本于此。”“《史记》在当时的命运，则远不及《汉书》。一般文人大半是用复笔发表意见。他们是受了汉武帝爱好楚词，并提倡赋的影响，一直到六朝，《汉书》几成家弦户诵，且有人专门研究《汉书》，成为一种专门学问，名曰‘汉学’。正如唐朝人之研究《文选》成为选学一样，隋代刘臻专精于《汉书》，被人称为‘汉圣’。”^[44]傅斯年则一再强调还原文学的历史语境，在论述《诗经》时特意指出：“我们在论‘诗三百’之美文以前，应当破除两个主观。这两个主观者，第一，以词人之诗评析‘三百篇’，而忘了‘诗三百’是自山谣野歌以至朝廷会享的乐章集，本是些为歌而作为乐而设的，本不是做来‘改罢自长吟的。”“第二个主观是把后人诗中艺术之细密，去遮没了‘诗三百’中挚情之直叙。”^[45]

在中西文化交流的历史语境中，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还喜欢从政治体制、文化体制来探讨文学的民族特性。

有的学者从中国的政治体制来探讨文人的职业进而分析文学的特性。傅斯年认为中国的文学开头是官的，后来才发生了演变。“在中国，古往今来文人的职业大略有四种：一、史掾，二、清客，三、退隐，四、江湖客。”“因文人的职业不同，故文人的作品有的为人，有的为己，有的为多，有的为少，职业是在客位者为人，在主位者为己，在上层社会为少，在下层社会为多。”“文学因时代不同，每每即是文人的地位因时代的不同，在了解很多文学史题上，这个观点很重要。”按照这个思路，他还举例说明唐宋诗和南北宋词不同的原因在于客与主的不同：“以前读书人和统治者并非一事，现在差不多是一类了。以前的诗人寄居在别人的社会中，现在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了。以前诗人说话要投别人的兴趣，现在可以直说自己的话了。总而言之，以前的诗多是文饰其外，现在可以发挥其中了。”“北宋的诗人作词还多是替歌妓做的，南宋的词人渐渐替自己做了。”^[46]

文学与科举制度乃至帝王的关系是此一时期文学史家最热衷讨论的话题。他们总是将文学的兴衰和科举制度挂钩。关于唐代文学的繁荣原因，文学史家们众口一词地指出：“何故诗至唐而极乎如彼其隆盛也，固由代代天子好之，而更有一大原因在者，则以诗为一种取士法也。”^[47]“唐承隋制，设科目取士，又试以声律排偶之文，才士竞名，矜尚藻饰，遂破前代成格，别立法度，造作新制，而诗文乃有今古体之分，法愈密而辞愈繁，旨愈近而格愈下，唐文之盛在此，其衰亦在此也。”“唐诗为一代文学之盛，主因有二：唐代君主喜好诗歌，多应制之作；科目重辞赋。”^[48]与上述论断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部分文学史家将明清文学的衰败归咎于经义取士：“又自开国（明）来，便用经义取士，成化以后，八股文体方盛，承学之士，惟伺主司之好尚，以干尺寸之禄，而文章滋弊焉。”“综而论之，则清之文学不逮于明，明文不逮宋元，殆皆经义八股之弊，深著人心，有以汩其聪明材智，使莫能自进于高明广大之域。此盖明以来有识之士所为深讥而屡叹也。”^[49]“终明之世，其文学之精神无唐之雄伟精壮，思想无宋之清新泼辣者，亦未始太祖、成祖诒谋之未善也。”其中原因除了文字狱政治高压外，便是八股取士，“其卒也骫骳不振，传注以外无思想，抄袭以外无文章，惟伺有司鼻息以邀一时之宠荣，故真正之儒学不兴雄大之文学不显，三百年文化局促于小规模之中而未能与汉唐宋争雄者以此故也。”^[50]“明代文学者，概而言之，有如铸型，直唐诗宋文元曲之残山剩水，中国文学史中最无佳趣之时代也……是以明之于文教也，唯务形式，终陷于无可发达之运命而已。”“加之，太祖奖励文教，太半欲用以笼盖学者，科举取士，课以八股文，经义为先。此尤羁束天下才俊之手段，特令其耽于苛难无用之学问，无复有叱咤风云之气概，故明之文学，全为八股文所腐化而已矣。”^[51]

胡适倡导白话文学史，视科举制度为白话文学的大敌。在他看来，“散文的一条路，因为教育上的需要，因为科举的势力，因为政治的需要，就被贵族的文人牢牢的霸住”^[52]，所以白话散文一直得不到发展。元代废除科举，胡适欢欣鼓舞地指出：“在这个旧文学权威扫地的时候，北方民间的文学渐渐伸出头来，渐渐的扬眉吐气了，渐渐的长大成人了。小说、小曲、戏剧，都是这个时代北方的出产品。”^[53]

不过此一时期的文学史还能够正视八股文的存在，许多文学史都列专章专节加以讨论。非议制艺的吴梅还能够备述制艺的源流演变评述其代表作家，不仅有同情之理解，而且还有肯定性评价：“制艺之兴，始自半山，半山之文，有二体，其谨严峭劲，坿题诠释，则时文之祖也。其震荡排养独抒己见，则古文之遗也。”“世之论八股者，以为徒袭浮词，全无实学。顾自来制科之文，如唐之诗赋宋之策论，究是实际，亦是浮词，乌可独责时文哉。惟至清季，墨卷盛行，策书不读，士风弇陋，斯则时文之害也。”“明代应举生之苦况实有不堪形容者。”“风檐之下，欲得佳构，不亦难哉！”^[54]

从文化与文学的角度来探讨中国文学的民族特性也是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最为喜欢的一种文学史叙述。

文学与儒学的关系是此一时期文学史家喜欢探讨的一大话题。无论是大文学史家还是纯文学史家，他们都在关注这个问题，不过，由于价值取向不同，评价也各异。谢无量论宋代文学的特质时就充分注意到了宋代经学的影响，持论平实、客观：“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平正可观。”统治者优礼文士，自是取士，必以经义；加之讲学盛行、印刷术发达，“于是杂文学并兴，体制日盛，颇异前代”。^[55]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他还列专章论述道学派与功利派之文体：“《宋史》于‘儒林’之外，别立‘道学’传，记周元公以下。盖道学至宋始盛，其影响于文学尤甚大也。自唐以来言古文者，虽渐去华就朴，为文必衷经术，然仅有时因文见道而已，盖以文为主，以道为客，往往杂以诙谐靡曼之辞，文体未能一出于正。及道学派出，然后极力于求道体之所在，而不屑于文，以为徒雕琢其辞，亦末乎云尔。或者以文体至是始弊，其流为语录讲章，亦不足以云文也。惟周张程朱诸人为之，其说理精粹，又有从容闲暇之象，又岂文士之所能逮哉！如太极图说、通书、正蒙、西铭、四箴之类，二程所为墓志，颇有能美盛德之形容者，其文固自工矣。邵尧夫《击壤集》，最为诗体之变，后世乃有推为诗人以来所无者。盖择义既精，出言虽杂雅俗，亦非所计。朱子慕南丰为文，诗尤有古音，道学派文体，至朱子而纯也。”^[56]顾实则是从否定的角度探讨儒学对文学的影响。其论两汉文学，则曰：“武帝时儒家思想成为国教，训诂学发达，故汉代学者辈出，研究家若注释家虽有不朽之价值，而可记于哲学史文学史中之人物极少也。纵偶有之，亦在第二流以下，为战国诸子执鞭，极矣。”其论宋代文学则曰：“以上所述，皆北宋之末也，未几有南渡之变，而后国家多乱之秋，而雄健俊爽之气，几于馁尽矣；加之冷静之理学盛行，大害文学之发达，殆无可观者。”^[57]

文学与佛学的关系也是此一时期文学史家喜欢讨论的话题。大部分文学史家都列专章或专节论述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佛教文学的成就。如，吴梅认为：“佛教东渐后，于中国文学上以革新之象。魏晋以来，上至君主下及文人学士，皆诵习西来之文，诗家眼底常窥见法相之精华，才彦笔端亦喜颂三宝之功德，而一时草野之间，又习声闻缘觉之说及因果报应之理，影响所及而思想之变迁与词藻之应用，遂自然相为和合焉。唐有天下，即大兴释教……缁徒之势力日强而其人又多博雅典赡，往往与文士襟抱相同，虽力排佛老如韩愈犹与文畅大颠之徒往来酬酢，况其他乎。如皎然、无可、灵一、寒山之伦，皆以能诗名，清刚拔俗，非世人能及。其诗虽畅言宗风，含有佛性，而诗情诗境具有水流花放之致，与宋时道学家，固有天壤之别也。至于教宗之流传，亦大成于唐代……且其时翻译经典与赞铭偈颂论疏之文，亦蔚然称为盛。”^[58]胡怀琛指出：“译佛经之文，意丰词约，别成一体；又多译音字，渗入其间；在今日言之，可谓为印度化的汉文也。则佛学之影响文学，除思想而外，尚有两点，为吾人所当注意：一、翻译之文，别成一体；二、以梵文译音杂入汉文者，如塔字、僧字，皆为译音，为唐以后诗人所常用者。”^[59]顾实指出：“出自印度语学之四声者，革新中国律语之体制法则，一切根本动力也。”^[60]谭正璧指出：“宋儒语录的文体，大都为当时白话，实在系仿自禅宗诸师的语录而非特创……佛教入中国，至此而与中国之思想文学发生一度结合，此后遂牢固不可分了。”“禅学与宋代文学家之关系，几如雌雄之有配偶，著名之文学家，莫不和佛教徒有交情。欧阳修和契嵩、林逋和智圆、苏洵和祖印、苏轼和了元，其交友密切，尤为显著。”^[61]从以上引述可知，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曾就佛教与文人的关系、佛教与文体的关系、佛教与文学语言的关系、佛教思想与文学的内容等展开全面的思考。

至于推崇白话文的胡适，更是不遗余力地讴歌佛教的东传给白话文学带来了新的曙光。阅读胡适如下一段论述，我们依然可以感觉到胡适当年那激动无比的心情：

综计译经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的影响，至少有三项：（1）在中国文学最浮靡又最不自然的时期，在中国散文与韵文都走到骈偶滥套的路上的时期，佛教的译经起来，惟祗难、竺法护、鸠摩罗什诸位大师用朴实平易的白话文体来翻译佛经，但求易晓，不加藻饰，遂造成一种文学新体……（2）佛教的文学最富于想象力，虽然不免不近情理的幻想与‘瞎嚼蛆’的滥调，然而对于那最缺乏想象力的中国古文学却有很大的解放作用。我们差不多可以说，中国的浪漫主义的文学是印度的文学影响的产儿……（3）印度的文学往往注重形式上的布局与结构。《普曜经》、《佛所行赞》、《佛本行经》都是伟大的长篇故事，不用说了。其余经典也往往带着小说或戏曲的形式。《须赖经》一类，便是小说体的作品。《维摩诘经》、《思益梵天所问经》……都是半小说体半戏剧体的作品。这种悬空结构的文学体裁，都是古中国没有的；它们的输入，与后代弹词、平话、小说、戏剧的发达都有直接或间接的关系。佛经的散文一偈体夹杂并用，这也与后来的文学体裁有关系……但五世纪以下，佛教徒倡行了三种宣扬教旨的方法：（1）是经典文的转读，（2）是梵呗的歌唱，（3）是唱导的制度。据我的意思，这三种宣传法门便是把佛教文学传到民间去的路子，也便是民间佛教文学的来源……综合两部《僧传》所记，我们可以明白当时佛教的宣传决不是单靠译经。支昙籥等输入唱呗之法，分化成‘转读’与‘梵呗’两项。转读之法使经文可读，使经文可向大众宣读。这是一大进步。宣读教人不能懂得，于是有俗文、变文之作，把经文敷演成通俗的唱本，使多数人容易了解。这便是更进一步了。后来唐五代的《维摩变文》等，便是这样起来的。梵呗之法用声音感人，先传的是梵音，后变为中国各地的呗赞，遂开佛教俗歌的风气。后来唐五代所传的《净土赞》、《太子赞》、《五更转》、《十二时》等，都属于这一类。佛教中白话诗人的起来（梵志、寒山、拾得等）也许与此有关系罢。唱导之法借设斋拜忏做说法布道的事。唱导分化出来，一方面是规矩的忏文与导文，大概脱不了文人骈偶的风气，况且有名家导文作范本，陈套相传，没有什么文学上的大影响。一方面是由那临机应变的唱导产生‘莲花落’式的导文，和那通俗唱经的同走上鼓词弹词的路子了。另一方面是原来说法布道的本意，六朝以下，律师宣律，禅师谈禅，都倾向白话的讲说；到禅宗的大师的白话语录出来，散文的文学上遂开一生面了。^[62]

对于一些文学现象，此一时期的文学史家还同时从政治和文化相结合的角度加以探讨。文学史家们总是喜欢把散文的发展、衰败和国家政治的剧变和学术流派的繁荣与否联系起来。“盖汉初，因社会改革之急务，爰有贾、晁二人之论策家兴焉，其后既无甚发生大变动之机会，故论客亦遂极落寞欤。”^[63]“于是可见散文发展之途径，约分为二端：一为国与国相争，二为学派与学派相争。”“宋代文学方面，是以散文为中心，而显出四通八达的变化。”“宋代也是一个争辩的时代，它可以追踪战国，其发达的原因，可如下述：外患、学术、政治改进、党祸、科举制度”，“综而言之，观察宋人文学，应以散文为中心。”^[64]也正因此，胡小石从纯文学的角度指出散文不是文学的正宗，即等于说散文不是纯文学。实际上，一代文学特质的形成总是受多方面的因素影响的。例如，吴梅在分析宋元文学的特点时从文化、制度、政治三个层面指出了影响其特色的三大原因：“赵宋以还文风，与前代大变，一时学子，多以纯朴说理为主，不尚雕琢，文字日即平易，其原因有数端焉。一则由于运会推迁也。骈偶之文，至齐梁而极，唐初四杰燕许，虽心摹手追，终不能及。且其时设科取士，又科以俳偶整齐之文，故学者不重散文，而尽力于骈体，宋则考试以策论，承学之士，谋进取之地，自然倾向于理想一方面而鞶帨靡丽之作，不禁自少矣。一则由于理学之崇高也。（性理之学）……诸家语录，即佛家之法也。具此两端，更值金元入主中华，不谙我邦文字，白话文体忽然而生，而小说杂剧传奇，遂应时而出。”^[65]

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还喜欢谈论中国文学的空间问题。这首先在章节的设置上体现出来。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在谈论中国文学变迁大势时专设“南北二派之消长”、“儿童文学与地方文学”来谈论文学的空间问题；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曾从空间上来论周末文学之大体：第三章“周末文学（其一北方文学）”、第四章“周末文学（其二南方文学）”、第五章“周末文学（其三中部思潮）”、第五章第四节“西方文学”。胡小石的文学史设置“周代之南北文学”一章，下设“第一期周代北派文学之代表作品——《诗经》”、第二期“周代南派之代表作品——楚辞”两节。其次表现为热衷探讨南北文学的差异。论南北文学之不同，以刘师培的说法为较详尽，日本人谈中国文学的，每喜加以引用。胡小石也指出：“无论何种文化，没有不受地理上的影响的。文学亦因地域不同，而分出种种的区别。尤以我国周代的南北文学为最显著。”^[66]在具体论述过程中，文学史家们喜欢探讨南北文学的个性及其起因。“南方民族的文学的特别色彩是恋爱，是缠绵宛转的恋爱”；“北方的平民文学的特别色彩是英雄，是慷慨洒落的英雄”。^[67]顾实认为人种和有精神生活之余裕的境遇造就南方文学迥然不同的特性：“故彼等有理想之倾向，意志不强固，而富于感情，长于想象，不能不谓南方文学之胜于北方文学者，主起因于此也。要其特质，流动多致，富于变化，决不出于固定，或流于单调。”^[68]

（黑龙江大学　吴光正）

【注释】

[1]王学珍：《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170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刘毓盘：《中国文学史》，“识语”，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7~8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4]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5]王文濡：《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序》，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6]钱恂：《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书后附录“东南大学丛书广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8]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凡例”，第2页，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版。

[9]川合康三著，朱秋而译：《中国文学史的诞生：二十世纪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之一面》，载叶国良、陈明姿编：《日本汉学研究续探：文学篇》，第165~16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

[10]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自序”，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9年（1930）。

[11]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第1页，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

[12]林传甲：《中国文学史》，第24页，宣统二年（1910年）校正再版。

[13]黄人：《中国文学史》第1册，第2页，南京：东南大学讲义，1905年。

[14]刘师培：《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载《刘申叔遗书》下册，第1655页，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7年。

[15]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42~4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

[1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4卷，第3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17]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自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2年（1923）。

[18]胡云翼著，刘永翔、李露蕾编：《胡云翼集·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9]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16~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0]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07~110页，第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1]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2]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07~110页，第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23]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05~106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www.daowen.com)

[24]浦江清：《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周论》，第1卷第14期，1948年4月16日；又载《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239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25]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26]陈中凡：《中国文学演进之趋势》，《文哲学报》，第1期，1922年；转引自陈中凡：《陈中凡论文集》，第25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

[27]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9卷，第25~26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28]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8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29]黄人：《中国文学史》第3册，第1页，南京：东南大学讲义，1905年。

[30]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第17页，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

[31]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32]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33]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3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34]方孝岳：《我之改良文学观》，北京：《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4月；郑振铎选编：《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第10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35]蒋鉴璋：《文学范围略论》，载胡适、郁达夫等著《文学论集》，第60~61页，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1936年。

[36]唐君毅：《中国哲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载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所编《中国比较文学研究资料》，第4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

[37]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64页、第266页、第270页、第27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38]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40~4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39]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65~166页，第146、287、3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40]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42~43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4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65~166页，第146、287、32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42]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第103~104页，上海：光华书局，民国17年（1928）初版。

[43]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446页、第513~51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4]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7页、第68~6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5]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82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6]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32~137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九章“唐代文学”第一节“总说”，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48]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31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49]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9卷，第26页；第10卷，第4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50]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522、52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7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52]胡适：《国语文学史》，第5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53]胡适：《国语文学史》，第172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54]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589、599、606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5]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8卷，第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5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47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5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37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58]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449~451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59]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60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60]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4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61]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92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62]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59~16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63]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3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64]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42、175、17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5]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453~45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6]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2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67]胡适：《白话文学史》，第86~87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68]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6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