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文学史、进化文学史、白话文学史观念不仅使得文学史的叙述对象发生了变迁,而且使得文学史的关注焦点也发生了变化,即由考竟学术源流、探询文学发展大势、分析文体演变而为关注文学作品的内容和形式。朱希祖曾敏锐地指出了这种变化:“此编(《中国文学史要略》)所讲,徂述广义文学之沿革兴废,今则以为文学史必须述文学中之思想及艺术之变迁。”[109]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指出:“大凡所谓艺术,以形式内容两方面之调谐,为最上乘。故中国文学之研究,亦于此两者,不设轻重之别,一也;一切艺术之作品,因于时代共通之思潮,与个人独特之癖性,结合而形成焉者,故于文学之内容,又恒不能不截然区别此两者,二也。今也依据如上之根本二大原则,以为研究,加之,记述务极简易明了,故以公平之鉴赏(appreciation)、精确之批判(critism),而下合于论理之断定,始终一贯成之,此本书之所自任也。”[110]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关注“思想艺术之变迁”的文学史在一定程度上成了关注性灵的文学史。
把文学史写成“学术史”和“大文学史”的文学史家的关注焦点是“考学术之渊源,详文章之流派”。[111]朱希祖与谢无量是其中的典型代表。朱希祖在文学史中详细叙述四部的萌生和演变,特意关注文章流派尤其是集部流派的形成和发展。如在《中国文学史要略》第三期“晋至陈”一章中,作者详述此一时期的学术流变以及四部的分立:“自魏正始中何晏王弼祖述老庄,晋王衍乐广慕之,崇虚玄之学,开谈讲之习,流风余韵,迄于江左,学术文章,颇能综于名理,称为华妙。迨梁天监,始崇儒术,而玄风将泯,文弊渐滋。后世史臣,莫不崇儒道,斥玄学,弘讲经之业,贱清谈之士,五胡分裂之祸,莫不丛罪于宣宗。斯盖非弘通平恕之论乎。自晋以来,学者所趋,略分四科,所谓儒玄史文是也。宋元嘉时,立国子学,遂四业并见,豫章雷次宗、会稽朱膺之、颍川庾蔚之,并以儒学,总监诸生;丹阳尹何尚之立玄学,太子率更何承天立史学,司徒参军谢元立文学,虽劝课未博,建制亦暂,而图籍文字,亦自此遂分为四部矣。”在第二期“周至三国”一章中,作者提出了“考学术之渊源,详文章之流派”的主张,认为子学“虽分流为十,而大别有三,曰小说,虽名为子,而与史最为近者也。一曰名,由名家(指道、儒、墨、法、杂、阴阳、农)出者,为诸子正宗,此虽由史出,而可与史抗衡者也。一曰纵横,由纵横出者,其流为辞人文士,虽亦为史家之流裔,而实为集部之远宗者也。”“纵横家善于辞令,长于讽诵,能移人之能,夺人之意,其源本出于诗”,并举例详细说明其演变而为诗赋的历程。[112]
一批“大文学史”和“进化文学史”史家的关注焦点则在于“论文学之大势,详文体之演变”。胡怀琛、刘毓盘可为代表。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每章分“此时代文学变迁之大势”、“此时代文学之特点”、“此时代文学家小传”论述文学的发展。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全书分“文略”、“诗略”、“词略”、“曲略”四编,分述文学的发展,大体是按照文体演变的轨迹设置章节,如其“诗略”章节为:古音之初起、歌谣之初起、诗体之初起、诗教之初起、诗乐之异同、文章之趋势、七言之初起、乐府之初起、联句之初起、五言之初起、文网之感言、长篇之首出、四言之就衰、继响之迭作、回文之初兴、排句之发见、律诗之先声、诗体之日下、雅语之复用、诗学之极盛(四唐)、韵学之昌明、变体之迭出、宋派之互争、唐宋之大别、诗史之微词、元音之复兴、风雅之式微、诗选之论定、余事之所为、集句之工者、诗话之必传、各体之备考。胡小石在阐述、发挥焦循的文学史观点时就提出进化文学史应该“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因为“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113]。
在当时的思想解放大潮流下,一些进化文学史家关注的焦点变为作家的精神世界,思想、性情、心灵、个性、性灵与佳趣等词汇成了胡适、谭正璧、赵景深、顾实们写作文学史最喜欢使用的词汇。胡适倡导白话文,提倡做诗如说话为文如说话,高喊文学直抒胸臆,表现性灵,自是题中之义。他批评韩愈的不真率时指出:“做白话诗并不是什么了不得的事,却也要个敢于率真的人格做骨子。”[114]所谓的率真与否便成了他衡量文学史作品的标准。谭正璧称许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第一次将历来文学史文史哲不分的局面打破,却认为:“他着重时代的大势,而对于个人的思想和性情不很注意,而且平铺直叙,没有一些引人注意之力。我有感于此,编成这非中非西式的《中国文学史大纲》,目的是以提纲挈要的方法,将许多有名作家特别的叙出,以引起读者的注意。此外如作者身世性情之叙述,亦详略不匀,大抵作者身世性情,与其作品中思想有重大关系者,则稍详述(如杜甫和李白),否则虽为大文学家(如韩愈)亦惟略述,或甚至略去。”[115]赵景深的《中国文学小史》关注作家性情,甚至以是否直抒性灵来褒贬作品。如他是这样论述屈原的:“有他这样的身世,自然便有他悲哀的文学,来唱出他的痛苦。法郎士说:‘好文学作品都是自传。’”“屈原的作品之所以为人钦佩传诵,也在这一点上呢。他不是弱者(虽然他也不是强者),因此他对于顷襄王有恶毒的讥讽,对于陷害他的人也各有痛快的攻击。他甚至于说子兰、靳尚之辈,‘邑犬所吠兮,吠所怪也。’(《怀沙》篇)这便是他文学的特点。”在论述曹氏父子与建安七子时,作者指出:“曹丕的诗好的很少,但他却有一番功绩,便在他提携建安七子这一点上。他曾做了一篇《典论·论文》论到这七个文学家的作品,并且时常宴会,请他们即席作赋或是吟诗。”“《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建安七子,除著《中论》的徐幹外,如孔融、陈琳、王粲、阮瑀、应瑒、刘桢的作品都收罗在内。其中一个最明显的特点:便是他们所作的赋题大都相同。他们的赋,是应丕、植召而作的,没有一点性灵,简直不能算作文学,与唐代的奉和圣制并无二样。”“从上表看来,陈琳、王粲应召的赋最多,而刘桢的最少,再咏物的赋占一大半:从这两点看起来,可知刘桢的性格最高傲,不愿作那种没有‘烟士披里纯’的赋。又可知当时每逢属国或属地献宝物入贡,必命文学士作赋。像这样的赋,都是勉强作出来的;虽艺术的描写偶有可读处,终不是我们所叹赏的,就是他们自己,也终竟不能因这些赋出名,他们仍是有代表自己个性的作品。”在论述宋词时作者又指出:“论词者每称宋词,其实宋词中只有北宋好,南宋仅辛幼安一人而已,其余如吴文英等卖弄典实,杂凑成章,都是没有性灵的东西。”[116]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则提出了一个美学概念——佳趣,而这一概念成了他讲述文学史的口头禅。“明之小说,最有佳趣者,《西游记》也。”《金瓶梅》“文词亦无甚佳趣”,“《桃花扇》之脚色既如此,甚有佳趣”。[117]佳趣的内涵,我们可以从他评价阮籍、嵇康的一段话中感悟出来:“阮嵇二人,为之境界线。其上,则汉魏之诗,专主造意;其下,则晋代之诗,唯止造词而已。由今言之,则前者重内容,反是而后者专注意外形而已。恰与汉之中叶,楚赋腐败而后,同一情形,至晋而五言之诗,又渐显腐败之征兆,其原因亦全相似也。大凡文学,原为对我作品,成于患难流离之余者,必有佳趣;若一转而为对他作品,徒供恬安娱乐之用,则蔑有不如此者。古来之市价,一定而不可易也。其故无他,成于患难流离之余者,自必直抒写胸臆,无暇复问文字之如何,纯然肺腑中语,故能感人深微;若供恬安娱乐之用者,专练文字,研声律,锤肝琢肺,务欲力以精巧胜人,故纤密而无气骨,秀整而乏精神已。风气之变迁,驯致诗格之升降,无论何等大作手,殆不能免时势之感化也。西晋既显如是之倾向,后至齐梁而愈甚,自唐以前,终无挽回之机会,任其江河日下而已”。[118]
性灵文学史不仅从论述焦点上进一步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而且开启了以主观的价值标准评价文学史的先河,这种态势的发展最后导致了50年代以后所编文学史的千篇一律和意识形态化。不过在一二十年代,依然有一批文学史家坚守文学史作为历史学科的史学原则,拒绝主观的价值评判。这方面的代表人物是傅斯年和胡小石。胡小石认为“研究文学史,应注重事实的变迁,而不应注重价值之估定。所应具的态度,与研究任何史的态度,应该是一样的。”研究文学史应该具备“冷静的态度:不染任何宗派色彩,不拥护何派,亦不诋毁何派”。[119]傅斯年认为:“文学史是史,他和史之别的部分之分别,乃因材料不同类而分开题目去作工:要求只是一般史学的要求,方法只是一般史料的方法。考定一书的时代,一书的作者,一个事件之实在,一种议论的根据,虽是文学史中的问题,也正是通史中的事业。”[120]在强调史学就是史料学的他看来,“欣赏之盛,尽随主观,鸠摩罗什有言,嚼饭与人,乃令呕吐。故讲习《诗经》最宜致力者,为文字语言之事。……若论文辞一节,应人之请强为主观之事作解说,恐取讲章无几,删之亦可也”[121]。
(黑龙江大学 吴光正)
【注释】
[1]如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部,共138页,民国9年。
[2]如谢无量:《妇女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共346页,民国5年(1916);朱谦之:《音乐的文学小史》,上海:泰东图书局,共127页,民国14年(1925)。
[3]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1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4]查猛济:《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5]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第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6]黎邵西:《胡适<国语文学史>代序》,胡适:《国语文学史》,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7]胡适:《白话文学史·自序》,第11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8]查猛济:《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9]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0]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上海:中华书局,1924年第6版。
[11]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
[12]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改订8版自序,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13]泽陵:《评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83期,民国18年(1929)8月12日;佚名:《评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津逮季刊》第1期,民国20年(1931)6月。蟸舟:《评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35期,民国17年(1928)9月3日;品如:《评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津逮季刊》第2期,民国21年(1932)6月。杨次道:《读胡适之<白话文学史>》,《一般》第6卷第3期,民国17年(1928)11月;素痴:《评胡适<白话文学史>》,《大公报·文学副刊》第48期,民国17年(1928)12月3日;佚名:《胡适<白话文学史>之批评》,《大公报·文学副刊》,民国18年(1929)5月27日;张大东:《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国闻周报》第6卷22期,民国18年(1929)6月;郑学稼:《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读后记》,《时代精神》第7卷第1期,民国31年(1942)10月。
[14]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十版自序”,第1页,上海:光华书局,民国23年(1934)14版。
[15]〔日〕青木正儿:《支那文学概说》,第293页,《青木正儿全集》第一卷,东京:春秋社,1983;转引自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16]章太炎:《訄书》,《章太炎全集》第3册,第324页,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
[17]钱恂:《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见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18]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书后附录“东南大学丛书广告”,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9]黄人:《中国文学史》第一册,第3页、第5页,南京:东南大学讲义,1905年。
[20]王文濡:《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序》,见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21]钱恂:《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见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22]查猛济:《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见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23]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24]林传甲:《中国文学史(校正再版)》,第24页,宣统二年(1910)。
[25]张之纯:《中国文学史》,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4年(1915)。
[26]戴燕:《文学史的权力》,“前言”标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
[27]参见琚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9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28]王学珍等编:《北京大学史料》第2卷,第1081~10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
[29]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之“编辑大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年(1914)8月。
[30]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31]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序》,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32]查猛济:《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33]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十版自序”第2页,上海:光华书局,民国23年(1934)14版。
[34]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绪言”,第1~2页,上海:大光书局,民国23年(1934)14版。
[35]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177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36]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1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37]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绪言”,第16页,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
[38]章太炎:《文学总略》,《国故论衡》,第38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
[39]黄人编:《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文科大学”条,载钟少华编:《词语的知惠:清末百科辞书条目选》,第59页,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0年。
[40]胡适:《什么是文学》,《胡适文集》第2册,第14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41]凌独见:《新著国语文学史》,第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2年(1923)2月。
[42]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一章“绪论”,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43]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3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44]胡小石:《中国文学史》,《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14页,第12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45]傅斯年:《思想与语言——一个文学界说》,载《诗经讲义稿》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12~113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46]刘麟生:《中国文学史》,第1页,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1年(1932)初版,民国24年(1935)4版。
[47]琚鑫圭:《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汇编·学制演变》,第697页,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年。
[48]朱希祖:《文学论》,北京:《北京大学月刊》第1卷第1号,1919年1月。
[49]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76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11版。
[50]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3~4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5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52]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4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53]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页、第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5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2~3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55]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页、第3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
[56]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2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57]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7~11页,第83、84、145、148、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58]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7~11页,第83、84、145、148、14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www.daowen.com)
[59]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8卷,第1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60]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第1页,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9年(1930)。
[61]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85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62]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50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63]刘麟生:《中国文学史》,第7页,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1年(1932)初版,民国24年(1935)4版。
[64]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第20页,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
[65]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见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66]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序”,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67]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176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68]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绪言”,第1页,上海:光华书局,民国17年(1928)。
[69]胡云翼著,刘永翔、李露蕾编:《胡云翼集·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4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70]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之“编辑大意”,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3年(1914)。
[71]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凡例”,上海:泰东书局,1930年版。
[72]查猛济:《刘毓盘<中国文学史>序》,上海:古今图书店,1924年。
[73]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9年(1930)8月。
[74]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9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75]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9卷,第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76]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10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7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1页、第37页、4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78]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第20页、第30页、第43页、第59页,上海:大新书局,民国14年(1925)。
[79]胡适:《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1918),《胡适文集》第2册,第116页,北京:北京大学,1998年。
[80]浦江清:《论大学文学院的文学系》,《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03~104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81]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北京:《国学季刊》第1卷,第1号,1923年。
[82]杨荫深:《中国文学史大纲》,“例言”,上海:商务印书馆,1927年。
[83]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前论”,第7页、第13页,上海:北新书局,民国19年;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据1936年版影印。
[84]刘麟生:《中国文学史》,“叙言”,上海:世界书局,民国21年(1932)。
[85]胡适:《国语文学史》,第74页、第160页、第55页、第5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86]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序》,《胡云翼集·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5页、第6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87]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88]胡适:《白话文学史》,第8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89]胡适:《白话文学史》,第6页、第7页、第8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90]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3~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1]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20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92]胡适:《国语文学史》,第17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93]胡适:《白话文学史》,第2~3、14、1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94]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26页、17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95]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8、20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96]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29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97]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第1卷,第35~38页,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影印本。
[98]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39页、第14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
[99]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页,第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0]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2页,第9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1]胡适:《白话文学史》,第105~106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02]朱希祖:《非“折中派”的文学》,北京:《新青年》第5卷第4号;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17—1927)》,第86~96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103]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南京:《学衡》,第1期,1921年;郑振铎编选:《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1917—1927)》,第108页,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
[104]朱光潜:《替诗的音律辩护——读胡适的<白话文学史>后的意见》,《诗论》,第229页,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
[105]曾毅:《订正中国文学史》,第1页,上海:泰东书局,1932年。
[106]童行白:《中国文学史纲》,“凡例”,上海:大东书局,民国19年(1930)。
[107]顾实:《中国文学史》,第331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08]胡云翼:《胡云翼集·胡云翼重写文学史》,第4~5页,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
[109]朱希祖:《<中国文学史要略>叙》,见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0]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6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11]朱希祖语,见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59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2]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268、259、264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
[113]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14]胡适:《白话文学史》,第33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9年。
[115]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第176页,上海:光明书局,1933年。
[116]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第5页、第19~21页、第105页,上海:大光书局,民国17年(1928)初版。
[11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285页、第287页、第32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18]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第15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民国18年(1929)。
[119]胡小石:《胡小石论文集续编》,第1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0]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第108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121]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含<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叙语”,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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