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了给教育部国语讲习所授课，更为了给白话文运动提供历史的依据，胡适撰写了《国语文学史》讲义，开启了从语言学维度界定文学史疆域的运动。白话文学史提升了白话文学尤其是章回小说的历史地位，却使文学史的疆域缩小了一半。倡导最力者为胡适，他曾指出：“小说的发达史便是国语的成立史，小说的传播史便是国语的传播史。这六百年的白话小说便是国语文学的大本营，便是无数的‘无师自通的国语实习所。”^[92]

文与言、死文学与活文学，这是白话文学史的四个关键词。文即文言，言即白话。在白话文学史家看来，用文言写的文学是死的文学，用白话写的文学才是活的文学。

胡适是从文与言分离的历史来断定文学的死与活的。他在《白话文学史》的《引子》中回忆自己回答学生为什么中国没有代表其时代的文学时指出：“你自己读错了文学史，所以你觉得中国文学不代表时代了。其实你看的文学史，只是古文传统史。”“古文传统史乃是模仿的文学史，乃是死文学的历史；我们讲的白话文学史乃是创造的文学史，乃是活的文学史。”该书第一章的标目就是“古文是何时死的？”。他指出：战国时代文体与语体已经分开，公孙弘的奏章证明汉代的古文已经成了一种死文字了，但通过科举制度的存卷机制把古文保存了下来。而白话文学则是活的文学，“政府的权力、科第的引诱、文人的毁誉，都压不住这一点国语文学的冲动。”《白话文学史》第二章的标目便是“白话文学的背景”，他认为汉代刘邦及其妻妾的歌吟和民间文学都是白话文学和平民文学，“从此以后，中国文学便分出了两条路子：一条是那模仿的，沿袭的，没有生气的古文文学；一条是那自然的，活泼泼的，表现人生的白话文学”^[93]。此后的所有论述，都是按照这个逻辑朝前发展的。

傅斯年则从语言学的角度对活文学和死文学进行了阐述。他指出，文学是根据语言的，不是根据思想的，是语言的艺术；中国文学和中国文字的关系甚少，而和中国语言竟可以说是一事；“自昭宣后，王子渊、刘子政、谷子云的文章，无论所美在笔札所创作在颂箴，都是以用典为风采，引书为富赡，依陈言以开新辟，遵典型而成己体，从此话言和文辞断然的分为两途，言自言，文自文。从这时期以下的著作我们标做‘古文’，古文没有活的生命。”在论述楚辞余音时，作者也指出：“楚辞的起源当然上和四言下和五言七言词乃至散文的平话一个道理，最初只是民间流传的一体，人民自造又自享用的。后来文人借了来，作为自己创作的体裁，遂渐渐的变大规模，成大体制，也渐渐的失去民间艺文的自然，失去下层的凭藉，可以不知不觉着由歌词变为就格的诗，由内情变为外论，由精灵的动荡变为节奏的敷陈，由语文变为文言。”^[94]

胡适还根据文言、白话的使用者来确定文学史的高下，把文言文学界定为庙堂文学、贵族文学而予以否定、抨击，而把白话文学等同于平民文学、民间文学加以肯定。“文学成了少数清客阶层的专门玩意儿，目的只图被皇帝‘第其高下，以差赐帛’；所以离开平民生活越远，所以越渐渐僵化了，变死了。这种僵化，先起于歌颂辞赋，后来才侵入应用的散文里。”“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是民间。民间的小儿女、村夫农妇、痴男怨女、歌童舞妓、弹唱的、说书的，都是文学上的新形式和新风格的创造者。这是文学史的通例，古今中外都逃不出这条通例。”^[95](www.daowen.com)

傅斯年则从“成文的文学”和“不成文的文学”对民间的白话口头文学加以肯定。“文字发明以后，反而给大力量的文学一种打击，使得它离去人们对于文学最自然的要求，而给文学若干的桎梏，使它作畸形发展。”文字发明前后的不成文文学各有各的好处：“至于民间故事童话，尚有很多可搜集者。搜集固是大业，若能就故题目作新创作，也是佳事。现在……有能付给那些固有的神话故事题目一个新生命，付给那些尚在民间的童话俗语一个新运动者吗？我醒着睡着都找它。”^[96]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平民”和“民间”是两个受学术界热捧的时髦词汇。胡适把白话文学史和平民文学史、民间文学史等同起来是符合当时的文学史写作大潮的。比如，坚持“大文学史”写作的谢无量和提倡纯文学史写作的顾实都在自己的文学史著述中频频提及平民文学，并给予很高的评价。前者曾从精神层面就古今文学大势分为四期：“一、创造文学：创造者，前无所因，体必己出，自有文字以来，至于周秦之末世，皆为创造时代。”“二、模拟文学：周秦以后，文章率出于模拟，然上者模拟其精神，次乃模拟其形貌。”“三、国家文学：夫模拟文章，能得其精神而不专取其形式，则犹可以致一时之盛。故模拟之弊，极而不可挽者，实在国家以文章取士之后。”“四、平民文学：综而言之，国家文学，近于模拟；平民文学，近于创造。创造与模拟合，庶臻文学之极轨矣。”^[97]后者指出汉赋“自武帝之时而大流行，盖贵族文学之标榜，而当时社会人心淫轶放纵之反映也。”汉赋代表作家“司马相如者，其人物不足取（无行纵欲慢性淋病），碌碌无崭新奇拔之思想，惟长于修辞之技工，洵中国赋家之冠冕也”。“汉之诗，对于当时贵族文学之赋而言，则平民文学也，且新体诗也。四言之诗既亡，汉中叶而五言兴，遂成定式，七言亦间现焉。”^[98]

白话文学史还力图证明白话文学不仅历史悠久而且是文学史的中心。胡适在《白话文学史》中自问自答：“我为什么要作白话文学史呢？”“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又很光荣的历史的。”“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吧，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99]为了证明白话文学史历史悠久是文学史的中心，胡适不仅抬高了一些艺术成就并不高的白话文学的地位，而且还“把‘白话文学’的范围放的很大，故包括旧文学中那些明白清楚近于说话的作品”^[100]。因此，他舍弃一些著名诗人的杰出之作，而专论这些诗人用接近白话写作的打油诗、滑稽诗；因此，语言朴实的陶渊明也成了白话诗人，并被胡适慷慨赠与“平民诗人”的桂冠：“他的环境是产生平民文学的环境，而他的学问思想却又能提高他的作品的意境。故他的意境是哲学家的意境，而他的言语却是民间的言语。他的哲学又是他实地经验过来的，平生实行的自然主义，并不像孙绰、支遁一班人只供挥麈清谈的口头玄理。所以他尽管做田家语，而处处有高远的意境；尽管做哲理诗，而不失为平民的诗人。”^[101]

在热火朝天的白话文运动和新文学运动中，白话文学史得到了热烈的追捧自是题中之义。“要晓得旧思想不破坏，新事业断断不能发生的；两种相反对的主义，一时断不能并行。”“若打破古例，输入外来的新语，则文学的思想界，正如辟了救国的新疆土，又添了救国文学的新朋友，岂不有趣？”^[102]但是，热捧归热捧，对胡适以白话文定文学疆域用、白话文定文学水准的做法进行抨击的浪潮也连绵不断。梅光迪指出：“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之事实。”^[103]朱光潜批评道：“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提及许多重要的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学》，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归去来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话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话提及中国诗歌之源是《诗经》。”^[104]一些文学史家还以宣扬文言作抗议。曾毅抗议道：“欲明文学史，必须晓读古书，若于文言以为难，可无庸再讲文学史也。”^[105]童行白则用浅明文言文书写自己的《中国文学史纲》，目的是为了“使读者循此而养成文言文阅读上的习惯，而获得鉴赏中国古代文学名著的能力”^[106]。温和一点的文学史家则主张：“凡白话文言之种种文体，无一可以偏废也。”^[107]胡适《白话文学史》的这种缺失，让最为服膺他的文学史家也不得不表示惋惜。如在二十多部文学史中，胡云翼认为满意较多的实只有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及胡适的《白话文学史》，但胡云翼却说：“只可惜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凡用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杰作’之概，这未免过偏了。如王梵志的诗究竟有什么了不得之处，竟劳胡先生在珍贵的篇幅上大书特书而加以过分的赞美呢？这真令我百读百思都不得其解。”^[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