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进化论思潮席卷中国学术界，王国维第一次用进化论的观点来研究中国文学史。到了1918年，胡适就公开批评早期的文学史家“张之纯们没有历史观念”，大力鼓吹进化文学史。^[79]到了40年代，浦江清评论陆、冯《中国诗史》时不无感慨地指出：王国维《人间词话》“一代有一代之所胜”的观念本于焦循，“焦、王发现了中国文学演化的规律，替中国文学史立了一个革命的见地。在提倡白话文学、民间文学的今日，很容易被现代学者所接受，而认为惟一正确的中国文学史观了”^[80]。

如果说，纯文学史不仅使得文学史从学术史中独立出来而且使得文学史从文、笔并举中分离出来从而大大缩小了文学史疆域的话，那么进化文学史便在文学的内部减少了文学史的叙述对象从而又一次缩小了文学史的疆域。

强调文学与时代的关系是进化文学史的核心精神，文学史应该表彰最能代表时代精神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体裁是进化文学史的基本操作规则。胡适撰文呼吁：“把三百篇还给西周东周之间的无名诗人，把古乐府还给汉魏六朝的无名诗人，把唐诗还给唐，把词还给五代两宋，把小曲杂剧还给元朝，把明清的小说还给明清。”^[81]而这几乎成了文学史家遵循的基本准则。如杨荫深认为：“一代有一代特别发达的文学，文学史应该表彰它们，其他模拟前人的文体，可以忽略不计。”^[82]郑宾于也认为：“文学史虽然不重在专录，然而我对于各时代文学的兴替和沿革，却是绝对的采取这种精神的；对于各时代文学的创造，都要特别表彰的。”以此为基点，他还对此前的文学史提出了尖锐的批评：“据我的眼光看起来，似这般‘杂货铺’式的东西，简直没有一部配得上称之为《中国文学史》的作品。”“一般人知道西洋‘简洁体’、‘蔓衍体’、‘刚健’、‘优柔’等分别文学体例，却还抱定《文章缘起》、《古文辞类纂》的分类体系不放”，“不管分多分少，都是毫无价值的无用功”，“这也配得上叫《中国文学史》！”^[83]到了30年代，刘麟生甚至设置相关的体例来表达进化文学史的观念：“本书以时代为经，以文学的种类为纬。对于每一时代之重要作品，比较的为积极之研究。其他文学，便叙述从简了。”^[84]

为了凸显每一个时代的文学，进化文学史特别强调文学的进化历程。比如，在《国语文学史》中，胡适强调白话对文体演变的推动时曾指出：“白话韵文的进化到了长短句的小词，方才可说是寻着了他的正路。后来宋的词、元曲，一直到现在的白话诗，都只是这一个趋势。”“后来词一变为小曲，小曲再变为弦索套数，套数加上说白，三变而为戏剧。”胡适经常不厌其烦地在文学史中勾勒白话文学演进的线索。他在论述汉唐文学走向时指出：“韵文是贵族与小百姓公用的，故韵文的进化又分作两支线。贵族的文人——从司马相如直到王勃、杨炯——尽管做他们的贵族诗赋；一个做《拟古》，第二个做《拟拟古》，第三个又做《拟拟拟古》，这是支路甲，就是我的朋友钱玄同说的‘选学妖孽’走的路。但是民间的无名诗人却在这一千年中开辟出一条韵文的大路，这就是我们前说的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这就是支路乙。”“支路乙最终战胜了支路甲。”^[85](www.daowen.com)

在进化论者看来，进化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纯文学的历史。胡云翼辨析广义和狭义文学概念时明确提出进化文学史就是纯文学的演化史：“广义的文学即如章炳麟所说的‘著于竹帛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即是说一切著作皆文学。这样广泛的无际的文学界说，乃是古人对学术文化分类不清时的说法，已不能适用于现代。至狭义的文学乃是专指诉之于情绪而能引起美感的作品，这才是现代的进化的正确的文学观念。”“本此文学观念为准则，则我们不但说经学、史学、诸子哲学、理学等，压根儿不是文学；即《左传》、《史记》、《资治通鉴》中的文章，都不能说是文学；甚至于韩、柳、欧、苏、方、姚一派的所谓‘载道’的古文，也不是纯粹的文学（在本书里之所以有讲到古文的地方，乃是藉此说明各时代文学的思潮及主张）。我们认定只有诗歌、辞赋、词曲、小说及一部美的散文和游记，才是纯粹的文学。”^[86]

进化文学史还意味着对文学史实进行考订并进而探讨其演变轨迹和演变规律，因此，进化文学史意味着文学史是一种信史，要遵循一般史学的规则。早期的几部文学史往往从上古传说时代讲起，罗列了一大堆传说中的或者后期的材料。而进化文学史家则指出：“讲到我国远古的文学，不患材料的不多，只怕材料的不真。我们首先若不建立一个信史开始的时代，随便轻信一切传统，遂不免以讹传讹。大讲其三皇五帝的文学，或甚至盘古时代的文学，若不是捕风捉影，便是自欺欺人。”^[87]傅斯年举例论证了中国信史当从殷代开始，但殷代的甲骨文字不能称之为文学，《盘庚》不能称之为纯粹的文学，《商颂》虽然是纯粹文学，但从地理、语言、文辞辨析其时代可以断定商颂绝非商人文学，因此中国文学史的信史时代当自周始。对于具体的文学现象和文学作品，进化文学史家强调所有的结论必须建立在翔实的考证的基础上。正是基于这样的理念，胡适才花费巨大的篇幅来讨论《孔雀东南飞》的时代问题。他先后反驳梁启超和陆侃如的观点，最后用事实证明：“《孔雀东南飞》的创作大概去那个故事本身的年代不远，大概在建安以后不远，约当三世纪的中叶，但我深信这篇故事诗流传在民间，经过三百多年之久（230—550）方才收在《玉台新咏》里，方才有最后的写定，其间自然经过了无数民众的减增修削，添上了不少的‘本地风光’（如‘青庐’、‘龙子幡’之类），吸收了不少的无名诗人的天才与风格，终于变成一篇不朽的杰作。”^[88]基于同样的理由，胡适总是根据材料的发现修改自己的观点。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讲义写于1920年，1921年作了一次修改，修改的原因是禅宗白话文的发现和宋《京本小说》的发现；1928年作了重大修改，原因是“这六年之中，国内国外添了不少的文学史料”。“这些新材料大都是我六年前不知道的。有了这些新史料作根据，我的文学史自然不能不彻底修改一遍了。新出的证据不但使我格外明白唐代以及唐代以后的文学的变迁大势，并且逼我重新思考唐以前的文学逐渐演变的线索。六年前的许多假设，有些现在已得着新证据了，有些现在须大大地改动了。”“这么一来，我索性把我的原稿全部推翻了。”^[89]

进化文学史的理论基础是达尔文的进化论，但中国学者探讨进化文学史时则往往喜欢结合清代文论家焦循的理论加以阐发。从学理上作出阐释的应该是胡适和胡小石，而尤其以胡小石的探讨最为完美。他在文学史的《通论》中引述进化论后指出：“我们在这里要举清代大儒焦里堂的论文名著为代表。这篇也可以说是中国人最先所著的一部具体而微的文学史。”胡小石提升出焦文的四种文学史观念：“（一）阐明文学与时代之关系。他最能认清在什么时代就产生什么文学，‘一代有一代之胜’……汉则专取其赋，魏晋六朝至隋则专录其五言诗，唐则专录其律诗，宋则专录其词，元专录其曲，明专录其八股，一代还其一代之所胜。”“（二）认清纯文学之范围。中国人自来哲学与文学相混，文学与史学不分，以致现在一般编辑文学史的，几乎与中国学术史不分界限。头绪纷繁，了无足取。焦君此篇所举的历朝代表文学作品，如楚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等，均属于纯文学方面。”“（三）建立文学的信史时代：以能够证明是真的作品为断，从商代讲起。”“（四）注重文体之盛衰流变：每种文体，都是最初时候很兴盛，以后渐渐衰败，终于另外出一种新文体来代替旧的。”^[90]胡小石的这种阐释实际上建构了进化文学史的理论体系。他之所以能够做到这一点，与他的求学经历和知识结构密不可分：“盖师在清末，肄业两江师范农博科，专攻生物学；民初在上海，从史学家沈曾植先生受业三年，是以能融合清儒考据与西方科学方法于一炉焉。”^[91]门人吴征铸《后记》中的这段话可为注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