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家放弃乃至批判广义的文学义界转而认同、追捧狭义的文学义界意味着文学史的疆域在一步步地缩小，最后变成了纯文学史。到了1935年，刘经庵甚至把他的文学史命名为《中国纯文学史》。“文学史是研究什么文学呢？当然是研究纯文学。”在30年代的刘麟生看来，这应该是天经地义的事情。^[63]

这个转变是以剧变的形式出现的，是在短短的几年间完成的，这让当年以广义文学义界作文学史的学者颇生沧海桑田之感。曾毅1929年订正自己的《中国文学史》时愤愤不平却无可奈何：“但至今日，欧美文学之稗贩甚盛，颇掇拾其说，以为我文学之准的，谓诗歌曲剧小说为纯文学，此又古今形势之迥异者也。”^[64]最具悲剧色彩的是朱希祖。他1920年出版自己1916年写的讲义，并以学生为对象写了一篇叙：“《中国文学史要略》，乃余于民国五年（1916）为北京大学校所编讲义，与余今日之主张，已大不相同。盖此编所讲，乃广义之文学，今则主张狭义之文学矣。以为文学必须独立，与哲学史学及其他科学，可以并立，所谓纯文学也。……其他不同之点尚多，颇难杂陈。且其中疏误漏略，则此书直可以废矣。惟新编中国文学史尚未蒇事，姑印此为学生之参考书。讲演时，当别授新义也。”^[65]可是颇富戏剧性的是，尽管朱希祖声称自己是纯文学的拥护者，尽管朱希祖发表文章呼吁学者探讨文学相区别于其他学科的属性，但由于新的讲义迟迟没有写出来，满脑子纯文学观念的学生还是不买他的账，甚至发生了驱逐他的学潮。

持狭义文学义界的学者当然是用纯文学观念写作自己的文学史，但往往会在序言和导论中对旧的文学史加以抨击，其言词之激烈，真可谓快意恩仇，毫不留情。

“编文学史者，始于闽侯林传甲氏……再有数家，不及备述，总之得八九种。……然窃以为犹有不适于学校教科书者。一者举凡文字、哲学、史学等，无不纳之文学史中，名曰文学史，实不啻中国学术史也。取材富而分界不清，在前辈以文学概括中国一切学术，盖其观念如是，无怪其然。今人治学，多用科学方法，方法不同，观念自异；对于前人之作，辄觉其划界分类不精当。此不便于教科书者一也。”^[66]

“中国文学史，在国内虽然已出版十多种，然无一种能令人满意。都因作者对于文学的本身是什么不很明了，所以将一切学术文都叙述了。既叙学术文，就不得不将学术思想兼述，于是成了一种学术史而非文学史。”^[67]

“从来编中国文学史的，有几点我不大满意：（一）范围不甚严紧，每每将经史子也当作文学。因此文学史中，每见有四书五经、《史》、《汉》、《荀》、《墨》的论列。又，民间文学本是另一系统，他的价值与创造文学是绝对不同的，也列入文学史之中。我以为文学史中不应论及经、史、子和民间文学。像胡适那样，著《白话文学史》，劈头从汉说起，那才是具有卓见的编法。”^[68]

胡云翼《新著中国文学史》（1932年出版）民国20年4月8日序开列了20部文学史后指出：“大体说起来，实有多数不能令我们充分的满意。在最初的几个文学史家，他们不幸都缺乏明确的文学观念，都误认文学的范畴可以概括一切学术，故他们竟把经学、文字学、诸子哲学、史学、理学等，都罗致在文学里面，如谢无量、曾毅、顾实、葛遵礼、王梦曾、张之纯、汪剑如、蒋鉴璋、欧阳溥存诸人所编著的都是学术史，而不是纯文学史。”^[69](www.daowen.com)

从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所叙述的内容来看，由广义文学史向狭义文学史的演变经历了一个复杂的过程。即由早期论述四部文体的“学术史”变而为论述四部文体和纯文学文体相混合的“大文学史”最后演变为“纯文学史”。

10年代的文学史一如世纪初林传甲的文学史那样在讲述文字、音韵的变迁后重点论述四部文体的演变。朱希祖的《中国文学史要略》就是最为显著的代表。在该书中，他把文学史分成六个时期：第一期上古至夏商，主要论述语言、文字、典籍的形成；第二期周至三国、第三期晋至陈，主要描述经、史、子、集的形成和最终分立；第四期隋唐五代、第五期宋至明、第六期清代，则分别叙述经学流变、史学流变、子学流变和文学流变。这完全是按照四部分类法展开的学术史。当然，在狭义文学义界的影响下，当时的许多文学史家在叙述四部流变时还是比较侧重于跟纯文学有关的集部的。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以文为主体，史学、小说、诗词、歌曲为附庸。”“凡文章诗词歌曲之源流，悉博考精稽著之于册，其有一时异制，如唐末皮陆等之诗，宋世白话之诗词，元世白话之文告，亦刺取其精华，列入以明歧趋，并以博读者之趣。”^[70]曾毅的文学史“以诗文为主，经学史学词曲小说为从，并述与文学有密切关系之文典文评之类。”^[71]

相当一部分文学史家（不管是持广义的文学义界，还是持狭义的文学义界）在新旧文学观念的夹击下采取了骑墙的策略，在有所侧重的情况下兼容四部文体和纯文学文体。吴梅的《中国文学史》分三个时期论述了从唐至明的文体、文学现象，唐代文学论述了文、诗、词、史、小说、缁徒文学，宋元文学论述了文、诗、词、曲、史、语录、小说（三国演义、水浒传）、时文，明代文学论述了文、诗、词曲、道学、制艺、小说。总体上是以纯文学为主，但也夹杂了史学、哲学和非纯文学。刘毓盘《中国文学史》被推许为论断眼光“尤合于现代批评文学之旨”^[72]，但在分论文、诗、词、曲的文体变迁时却夹杂了广义文学史的内容。如在“元人之文学”、“小说之日众”、“文学之中衰”三节后，作者又列“文学之兴盛”一节，分别论述此一时期的经学家、小学、史学、考订辑佚、著述家。这种策略延续的时间很长，民国19年出版的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73]依然以四部文体为叙述主体。全书分19章，75节，上至诸子百家，下至小说词曲。其两晋文学分总论、经术及玄学、史志及小说、《抱朴子》、陆潘张左、陶潜、苏蕙等；唐文学部分论及：诗文体格之变迁及各种学术之发达、注疏之文、史籍类书小说、诗家、佛教文；清文学涉及清代文学昌盛之由、古文家、诗家、骈文家、词曲小说、考证及翻译。从上述目录可知，学者们讥讽该书是学术史，一点也没有冤枉它；不过，该书还是给了纯文学的词曲小说以一定的篇幅。

这方面的代表就是以“大文学史”相号召的谢无量。如前所述，谢氏在文学史中清理了中西“文学”观念的历史变迁，对于纯文学的义界有着准确的把握；对于文学的分类，他也从中西文学的历史进程中作了辨析：“文学分类，说者多异。吾国晋宋以降，则立文笔之别，或以有韵为文，无韵为笔，然无韵者有时亦谓之文。至于体制之殊，梁任彦升《文章缘起》，仅有八十三题，历世踵增，其流日广。自欧学东来，言文学者，或分知之文情之文二种，或用创作文学与评论文学对立，或以实用文学与美文学并举。顾文学之工，亦有主知而情深利用而致美者，其区别至微，难以强定。”由此可见，谢氏的西学和国学都是很扎实的，但他在文学史写作中并没有遵循狭义的文学义界和文学分类，而是认同章太炎有句读文、无句读文的分类方法“就吾国古今文章体制”^[74]。他指出，无句读文包括图书、表谱、簿录、算草，有句读文分有韵文、无韵文，前者包括赋颂、哀诔、箴铭、占繇、古今诗体、词曲；无韵文包括学说、历史、公牍、典章、杂文和小说六类，每类下又分若干小类，小说则文言俗语诸体均属之。他还运用现代文学观念对这些文体作了定性分析：“大抵无句读文，及有句读文中之无韵文，多主于知与实用；而有句读文中之有韵文，及无韵文中之小说等，多主于情与美，此其辨也。”^[75]这表明作者对文学义界的广狭及其分类系统有着清晰的认识，作者把学术史和四部说排斥的俗语小说、戏剧统统包含进文学史并刻意标明“大文学史”是一种有意识的学术思考。在文学史的具体论述中，这个意念得到了彻底的贯彻。比如，他论述康熙年间文学的成就时就指出：“康熙六十一年间，文学最盛。是时屡耀兵塞外，平台湾，定西藏，国内晏然。乃集儒臣，编撰群书，自《全唐诗》、《佩文韵府》、《字典》、《渊鉴类函》以及天文、历算、律吕、刑政、儒释之书，多所考定；而当时之显学，经学考证则阎若璩、毛奇龄，理学则汤斌、陆陇其、李光地，古文则汪婉、姜宸英、邵长蘅、方苞，诗词则宋琬、施润章、陈维崧、彭孙遹、尤侗、王士祯、朱彝尊、赵执信、查慎行；而小说戏曲之最流行于世者，如《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等，皆纷纷并世而俱出。要以王士祯之诗与方苞之文，在当时能卓然自成一家，尤为后人所宗矣。”^[76]

20年代尤其是20年代后期的一些文学史不仅剔除了经学、史学和子学的内容，而且还把一些集部的属于“笔”的文体也一概予以剔除。如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就用纯文学观念来筛选文体，全书论述了《诗经》、屈原和宋玉、贾谊、司马相如与扬雄至于清代的诗文、最近的中国文学，涵盖了诗、词、曲、小说、戏剧和散文等文体。明代部分设置了诗文的复古、永乐大典和八股文、词家与散曲家、《西游记》、《金瓶梅》及《封神》、《诚斋乐府》与《四声猿》、《安邦定国志》与《凤凰山》、《临川四梦》、通俗短篇五大宝库等章节，清代部分设置了桐城派与阳湖派及其前后、女作家之努力于弹词、诗坛鸟瞰、《四库全书》与金圣叹、《长生殿》和《桃花扇》与《九种曲》和《十种曲》、通俗小说四大派、昆腔与京剧、所谓词学复兴、《聊斋志异》、《子不语》与《阅微草堂笔记》、章实斋的文学论与文学史之创作等章节。

但是所谓的纯文学也不是一夜间从天上掉下来的，它有着从四部传统中逐渐萌芽、成长和分离的轨迹，纯文学史家正视历史进程必须叙述到四部书时总是不忘提醒读者自己所论述的对象不是纯文学作品，或者强调自己所论述的对象虽然不是纯文学作品但具备纯文学的某些特性。比如，顾实在论述三代文学的发展时就特意区分了纯文学与非纯文学：三代文学无形而上学，有想象力而缺乏美之要素，有迷信而宗教不发达，“要之，皆可见其精神产物之不明确，而其中之缺美一端，尤于文学为不适当也”。《易》、《书》、《诗》三经属性分别为知、意、情，乃三分科，《诗经》“可视为纯然文学作品”。“至屈宋之时，乃有专以文学为生之文人出，而大增高文学之势力与价值于现实世界，此有真正意味之文学及文学者之滥觞也。”^[77]又如，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中论述到一些非纯文学作品时就一再提醒读者注意：“此时代（周秦）之文学家，除屈原师弟而外，非专以文学名也，不过其兼能文学而已。如周公、孔子，断不可仅以文学家目之。惟以其擅文学，而于文学有莫大之关系，故亦并列于此。以后各时代，皆仿此。”“以上为（两汉）文学变迁之大略。此外如伏生、董仲舒、毛亨等之传经，淮南王刘安之著《淮南子》，刘向之著《新序》、《说苑》，许慎之著《说文解字》，虽非纯然文学，而与文学颇有关系也。”“此外，蜀诸葛亮之《出师表》，政治家之文也。晋陈寿之《三国志》，史家之文也。《出师表》文情并至，《三国志》与《史》、《汉》并称；虽非纯然文学，要亦一时特色。”“孙炎《切音》、李登《声类》，音韵之初祖，影响于文学甚大；《佛国记》在中国文学史、哲学史、交通史上均占有重要之位置；《南方草木状》、《竹谱》、《刀剑录》轻质重文，已趋向审美一方面。”“此时代文学（北朝及隋），可谓为完全艺术的文学，殊无足取；唯范晔之《后汉书》，后人取与《史记》、《前汉书》、《三国志》，并称四史；郦道元之《水经注》，文笔刚健，不为当时习气所染。是二书虽非纯然文学，亦有足称也。”^[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