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二十年代，探讨“文学史”的疆域首先得探讨“文学”的疆域，因此，几乎所有的文学史都列专章专节讨论“文学”的义界。“我们现在要研究文学史，当然应该先要明白什么是‘文学’和什么是‘文学史’。”^[36]文学之分类“原属于文学研究者之职分，非文学史所宜深论”；但“古今文学变迁之形，至为繁颐，不略举之，转无以见文学史之范围”^[37]。这种表述代表了当时文学史家的基本想法。

其实，早在世纪初，章太炎就第一次对文学的义界和种类进行了探讨，此后西方“文学”定义走进中国，一二十年代的文学史家就是在这种新、旧知识语境中展开“文学”义界的探讨的。下列定义就是当时的学者从不同角度提出来的。

章太炎指出：“文学者，以有文字著于竹帛，故谓之文。论其法式，谓之文学。”^[38]

黄人在其文学史著作中指出，文学为言语思想自由之代表。后来又在自己编的《普通百科新大辞典》“文科大学”条中对欧美各国文学界说进行了归纳：“以广义言，则能以言语表出思想感情者，皆为文学。然注重在动读者之感情，必当使寻常皆可会解，是名纯文学。”^[39]

胡适在讨论什么是文学时阐述了文学的三个条件：“语言文字都是人类表意达情的工具，传意达的好，表情表的妙，便是文学。但是怎样才是好与妙呢……文学有三个要件，第一要明白清楚，第二要有力能动人，第三要美。”^[40]

凌独见批评章太炎文学定义在现代站不住脚，认为“文学就是人们情感、想象、思想、人格的表现”^[41]。

胡怀琛在《中国文学史略》中指出：“自广义言之：一切文字，皆谓之文学。自狭义言之：则普通文字，谓之文字；而（一）由咨嗟咏叹而出之者，（二）或有艺术之妆点者，谓之文学。由咨嗟咏叹而出之者，诗歌为一大部分；有艺术之妆点者，即声音词彩，着意修饰是也。”^[42]

谭正璧则是在援引评价前人的基础上提出自己的观点的：“张之纯在他所著的《中国文学史》里论文学的性质说：文学者，宣布我感情抒发我理想达标我言语、使文字互相连续而成篇章、于此觇国家之进化者也。这个定义，包括文学的内容、形式及作用，要比章氏圆满得多。不过他以‘觇国家之变迁’一语，表明文学的作用，骨架和进化的范围太狭，不如说‘于以觇社会之变迁’，便极为妥当了。”他还表示，自己最为赞赏的是胡适的文学定义。他还对章太炎的观点进行了批驳：“在最近，始有人专门替文学下定义。著名的国学家章太炎，在他演讲的《国学概论》里说：‘有文字著于竹帛，叫做“文”；论彼底法式，叫做“文学”。’这个定义自然也不确的。因为我们知道，‘论彼底法式’是文法学和修辞学上的事，并不就是‘文学’；文学家虽然也要讲文法和修辞，只是决不是讲究文法和修辞就可算是‘文学’，因为‘文学’所重的还是他的内容。”^[43](www.daowen.com)

胡小石结合立普斯移情说、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中的理论，认为：“文学是由于生活之环境上受了刺激而起情感的反应，藉艺术化的语言而为具体的表现。”^[44]另外他还从食色这两大生存目的推究文学的动机，指出文学是为了“移情”，和宗教存在着某种同一性，不过：“宗教家靠幻想以安慰将来，所希望的幸福，却在身后。而文学则造幻想以安慰现在，正欲求得眼前之陶醉或解脱。”③

在所有关于“文学”的义界的学说中，最富有学理色彩的是傅斯年的界说。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拟目”中的“泛论”十二篇，是对文学、文学史的理论界说，但是只完成了其中最为关键的几篇论文。他反对把文学界说为“思想之著于竹帛者”，并从“思想与语言”的关系中提出自己的文学界说：“总而言之，文学是根据语言的，不是根据思想的，至多涉及于思想的”；“我们现在界说文学之业为语言的艺术，而文学是艺术的语言”。“说理之文叙事之书，因其艺术之多寡定其与文学关系之深浅”；“八股文不能成为文学，因为大文学之品质在这一体中无所附丽”；“连珠箴铭不能成大文体，因为这些体裁里只有微末的小技可以施展”。^[45]

从以上定义可以知道，除了世纪初的章太炎，几乎所有的文学史家在讨论文学义界时都认为文学分为广义和狭义，广义说基本遵循章太炎的理路，狭义说遵循的是西方的观念。不过，学者们对广义说和狭义说的认同却大为不同。持广义说者基本是把狭义说作为一种知识在文学史中加以介绍而已，持狭义说者却对广义说进行了批评，章太炎往往成为狭义说者攻击的目标。这种对于“文学”的界说方式在3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中依然没有改变。如刘麟生就在自己的《中国文学史》中指出：“文学是什么东西？要回答这句话，不得不分文学为广义的或狭义的两种。广义的文学，是指一切文字上的著述而言；狭义的文学，是指美感的重情绪的纯文学。”^[46]

在探讨“文学”的义界时，当时的学者还从纵横两个方面来凸显“文学”的定义。横的方面主要体现为现代学科分类视野中的“文学”界说，即从不同学科所具有的性质来界说文学。这种界说首先从学科体制的变迁上反映出来。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规定，文学包括经学、史学、理学、诸子学、掌故学、词章学、外国语言文字；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4日），《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把经学、理学从文学门中独立出来，规定中国文学门一年级课程为《四库集部提要》、《汉书·艺文志》补正、《隋书·经籍志》考证；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和史学哲学分立。^[47]文学在学科体制中逐渐从哲学和史学中独立出来为学者从不同学科的性质角度界说文学提供了现实基础，但这种意识的萌生却是比较晚的：“吾国之论文学者，往往以文字为准，骈散有争，文辞有争，皆不离乎此域。而文学之所以与他学科并立，具有独立之资格，极深之基础，与其巨大之作用，美妙之精神，则置而不论。故文学之观念，往往浑而不析，偏而不全。”^[48]谭正璧认为文学史的写作没能突破与其他学科的牵连，直到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才“将此关打破”^[49]。在《中国文学史略》中，胡怀琛倡导纯文学观念，并单列一节探讨“文学与他学科之关系”，认为：“鄙意以一切学术，当以智、情、意，三字分类：智者，事也，即史也；情者，感情也，文学属于情；意者，理者，即哲学也：如此则经学之已无存在之余地。”“谓经为一切学术之总源，可也；以经与子、集、史并立，不可也；以经与哲学、文学，对举而缺史学，亦不可也。编文学史者，不能不打破此见。”“文学有形，有质。后世作品，有形是文学，而质非文学者。”“文学有形焉，有质焉，为之质者有三，智、情、意”，而“古者诗歌音乐舞蹈之不可分”，“从所谓实质和形式上进行分类，普通文字分为智的文（记事）、情的文（表情）和意的文（说理）；无句读文（如图表）、有句读文（如散文）和能唱的文（如珠算歌诀一类）”。“文学分为智的文（记事）、情的文（表情）和意的文（说理），无句读文（无）、有句读文（如散文）和能唱的文（如诗歌）。”但是，在历史早期，“哲学史学文学之常相混也”，常发生哲学家或史学家之借重文学、文学家之借重哲学或史事的现象。^[50]顾实也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强调：“又今世通谈，以文学与科学相对立，表示心之活动力二大派，文学为情志之活动，科学为智识之活动。”^[51]

更多的文学史家乐意于从纵的方面即时间维度中梳理“文学”轨迹，更多地注意到了文学概念的历史属性。当他们从历史的角度梳理西方的“文学”义界时，他们发现，西方的“文学”义界其实经历了从广义到狭义的演变。谢无量分析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对于“艺”的解释，认为欧美皆以文学属于艺Art，文学的语源Litera/Literatura最初包含文法、文字、学问三义，近世而后，文学成为美艺之一种。在引述Stopfors Brooke、Thomas Arnold、De quincy、Pancoast等关于文学的定义后，指出后者最为详审：“文学有二义焉。（甲）兼包字义，统文书之属，出于拉丁语Initera。首自字母，发为记载，凡可写录，号称书籍，皆此类也，是谓广义。但有成书，靡不为文学矣。（乙）专为述作之殊名，惟宗主情感，以娱志为归者，乃足以当之。文学虽不规规于必传，而不可不希传，故其表示技巧，同工他艺，知绘画、音乐、雕刻之为艺，则知文学矣。文学描写情感，不专主事实之智识，世之文书，名曰科学者，非其伦也。虽恒用历史科学之事实，然必足以导情陶性者而后采之。斥厥专知，撷其同味，有以挺不朽之盛美焉。此于文学，谓之狭义，如诗歌、历史、传记、小说、评论等是也。”^[52]顾实根据英文百科全书指出“英语曰literature，兼具数义，（一）学问学识，（二）书籍文库，（三）文学诗文”。最后指出：“盖最初，止有韵散记载，纷纭错出，继而科学艺术，专著勃兴，终而文化大开，群籍鳞萃，不得不分门别类，于是以古来能特别感动人之作品，自成一区域，此近世纯文学之所由名，而实经数千年之演进，始克臻此境者也。”^[53]

当中国学者从中国的历史语境中探讨“文学”的概念时，他们几乎无例外地注意到了中国历史上长期以来的文笔之争。谢无量对“文”的含义的演变论述得最为充分，展示了“文”由广义变为狭义又变为广义的历史进程：“综彦和之论，则文之广义，实苞天地万物之象。及庖牺始肇字形，仲尼独彰美制，而后人文大成，文言多用偶语，为齐梁声律所宗。齐梁文士，并主美形，切响浮声，著为定则，文之为义愈狭而入乎艺矣。唐世声病之弊益甚，学者渐陋狭境，更趣乎广义。论文必本于道，而以词为末，至宋以下，其风弥盛。周元公曰：文所以载道也。又曰：文辞，艺也，道德，实也。不知务道德而第以文辞为能者，艺焉而已。且又以治化为文。王荆公曰：礼乐刑政，先王之所谓文也，书之策，引而被之天下之民，一也。于是文学复反于广义，超乎艺之上矣。”^[54]此后的学者基本上是朝着这个路向展开探讨的。顾实指出了我国所谓文学一词具有的学问、诗书、学者、官吏四义，认为：“大抵谓文学者，兼指其人而言，而谓文章者，则专指文学作品而言也，然原始文章云者，兼赅口说韵语及散文，后世乃专指骈散文而言，又不可不辨也。”^[55]谭正璧先列举了古书中“文”的意义，接着指出：“类于现代所谓‘文学’的意义的，在《论语》上有所谓‘辞达而已矣’、‘修辞立其诚’的‘辞’字、‘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的‘文章’二字；在晋代又有‘文’与‘笔’的分别：‘文’指纯文学，‘笔’指杂文学，一即狭义的文学，一即广义的文学。梁昭明太子编《文选》，始排经、子、史于文学之外，而以‘事出沉思义归翰藻’的为文。他的兄弟梁元帝也说：‘吟咏风谣，流连哀思者谓之文’。这时才将文学从包罗万象的学术中独立了出来。到了唐代，韩愈倡‘文以载道’之说，视文只为哲学家发表他思想的工具，意义既偏狭，而又显然忽视了‘文’本身的特长，于是真正的文学作品，如唐之传奇、宋之词令、元明戏曲、明清小说，均为纯正学者所歧视，而都不能在当时有所立足。韩愈真是中国文学史上的大罪人啊！”^[56]将文学的界说和文笔之分联系得最为紧密并始终贯彻于文学史叙事中的是胡小石。他指出“文”包含文字、口语、文物、礼乐制度、典籍五义，《论语》文学的意义是泛指一切学术而言，“今人所说的文学的意义，正与古人所举的诗的定义很合”。“六朝所下文的定义，即前人对诗的定义。惟当时文笔之分甚严。而所称为文者，除内涵之情感以外，还注重形式方面，必求其合乎藻绘声律的各种条件。”“自魏晋直到盛唐，一般人对于文学的界限，都看得明晰，分得清楚，至于六朝人更长于文笔之分，故界限亦颇中肯。”“韩愈以笔为文，改变了这种风气，宋代文笔界限混淆不清，把文学的本体弄得不清不白。”“清代对于文学有三派主张：桐城派，主单语，重散文，即古之所谓笔，此派以方苞为首。扬州派，主偶语，重骈文，即古之所谓文，以阮元为首。常州派，调和文笔之说，如张惠言等，均骈散兼备工。以上三派，论信徒之多，必推桐城派。若论立论之精准，即数扬州派。”^[57]在文学史的具体章节中，胡小石对以上观点展开了详尽的论述。比如，论述刘宋文学时，胡小石指出：“宋承魏晋之后，对于文学观念更加清楚。文与笔之分起于晋代，到了宋代而界限益严。范晔的《后汉书》始立‘文苑传’，以别于前代史书中之‘儒林传’，可见前乎此，每以学士而兼文士，后来则文人与学士分途，益足见宋人已承认纯文学的地位了。”图书分类“由七分而进为四分，是无异于说经、子、史三部之范围缩小，而集部之范围扩大。从前只占全书地位七分之一的集部，现在居然涨到四分之一，亦足见文学独立价值之一斑。”“再看当时学制如何：宋文帝分设儒、玄、文、史四馆，至明帝又分说儒、道、文、史、阴阳五科，可见文学已同别种学术等量齐观了。”又如，论述元和之诗文时，胡小石指出：“总之，从元和以后，文之最大趋势，即为以笔代文以集代子。”论述长庆之诗文时，他又指出：“可说韩愈是将子部与集部合而为诗，白居易则混同经师与文人的观念而为诗。”因此，“那文学的界限弄到浑然无存，于是文学的独立性因之而失掉”。^[58]

由于脑际总是萦绕着西方的纯文学观念，一二十年代的学者在清理中国“文学”的历史传统时，又提出了所谓的杂文学与纯文学、软文学与硬文学乃至轻文学与重文学的概念。谢无量的文学史中最早出现杂文学的概念。杂文学概念首先体现在具体的章节中：“夏之杂文学”、“春秋时杂文体”，作者列举了赋、诵、祷辞、盟书、诔、子弟戒、书记、檄移、谐、童谣、新曲、译诗等文体。其次出现在相关的论述中。如在“宋文学总论”中指出：“唐文学之特质，仅在诗歌，宋文学之特质，则在经学文章之发达，经术至宋一变，学者益究心纯理，故文体往往平正可观。”此外，统治者优礼文士，自是取士，必以经义；加之讲学盛行、印刷术发达等因素；“于是杂文学并兴，体制日盛，颇异前代”。^[59]从行文可知，谢无量所谓的杂文学、杂文体大致相当于古代文笔之争中的“笔”。由此可知，尽管《中国大文学史》不久被文学史家讥讽为学术史，但谢氏的杂文学概念确实是在狭义文学观的语境中提出来的。童行白在《中国文学史纲》中对杂文学与纯文学进行了明确的定义：“文学有纯杂之分，纯文学即美术文学，杂文学即实用文学也。”^[60]顾实在《中国文学史大纲》中还提出了所谓的软文学与硬文学之说。他把两汉文学分为硬文学和软文学，前者以汉代诸子、策论家、史家为代表，后者以赋、诗、小说为代表。在第九章“唐代文学”第一节“总说”又指出：“唐者，中国文学之极盛时代也，然犹承六朝余风，依旧硬文学不如软文学之盛，而其诗乃古今无与伦比也。文章至此际，虽已见复古之气运，然实止诗之附属品，除二三人外，固无特可置论者。”^[61]从上下文可知，这里的软硬之分实际上是文笔之分、纯杂之分。在第十一章“元代文学”第二节“元代文学总说”中，顾实又提出所谓的轻文学之说：“使元之文学见重者，杂剧、传奇、小说等之轻文学，确为中国文学开一新生面者也。顾探究其理因，则与金之诗正同，故其他要无足数者，当时中国于此等事，既有几分进步之兆候，良以朔漠荒野，风霜严酷，帐幕生活之蛮民，俄焉入此比较山温水软之中国，震眩乎从来之文化，其性情志气既来一大变化，昔日勤俭苦楚之反动，移向于骄奢淫轶之风，至以耳目之快乐为主，是其最大原因欤。凡此类轻文学，于严格之儒教主义，大有所批难。然元帝室固以儒教为不甚可贵者，帝室之威力，解除因袭思想之系缚，殊大有力也。加之轻文学之作家，立于旧来思想之外，换言之，既前朝之遗臣，或社会下层之人才也。要之，中国之纯文学，幸得千载一遇之好机会，随人性自然之趋向，而忽焉发达者也。”^[62]虽然顾实没有对相关概念作出界定，但从行文中我们可以知道，硬文学是纯文学所排斥的，轻文学则是纯文学的精华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