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一二十年代是《中国文学史》写作迅猛发展的时期，其数量由世纪初的两三种发展到10年代的7种，再激增到20年代的30种，20年间诞生了37种。

为了给读者一个完整的印象，现将这批文学史初版时的情况（包括编著者、出版地点、出版社、页码和出版时间）胪列如下：

1.中国文学史　王梦曾　上海　商务印书馆　97页　民国3年

2.中国文学史　曾毅　上海　泰东图书馆　336页　民国4年

3.中国文学史　张之纯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30页　民国4年

4.中国文学史要略 朱希祖　北平北京大学出版部　152页　民国5年

5.中国文学史（自唐迄清）　吴梅　北平　北京大学出版部　民国6年

6.中国大文学史　谢无量　上海　中华书局 640页　民国7年

7.文学密史　褚传诰　著者自印　512页　民国8年8.中国文学史　葛遵礼　上海　会文堂书局　152页　民国10年

9.中国文学变迁史　刘贞晦等　上海　新文化书社　114页　民国10年

10.中国文学史　徐信符　广州　广东高等师范学校　民国11年

11.中国文学史　胡云翼　上海　北新书局　民国11年

12.新著国语文学史　凌独见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60页　民国12年

13.中国文学通评　胡怀琛　上海　大东书局　136页　民国12年

14.中国文学史　刘毓盘　上海　古今图书店　62页　民国13年

15.中国文学沿革概论　李振镛　上海　大东书局　42页　民国13年

16.中国文学源流　胡毓寰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44页　民国13年

17.中国文学史大纲　谭正璧　上海　光明书局　176页民国14年

18.中国文学史略　胡怀琛　上海　大新书局　200页民国14年

19.中国文学史　谢次陶　广东　国民大学　民国14年

20.本国文学史　林传甲原著　汪剑馀改编　上海　新文化书局　248页　民国14年

21.中国文学史大纲　顾实　上海　商务印书馆　331页民国15年

22.中国文学史大纲　杨荫深　上海　商务印书馆，初版不详，民国16年再版

23.国语文学史　胡适　北平　文化学社　340页　民国16年

24.白话文学史（上卷）　胡适　上海 新月书店　407页　民国17年

25.白话文学史大纲　周群玉　上海　群学社　175页民国17年(www.daowen.com)

26.中国文学小史　赵景深　上海　光华书局　212页民国17年

27.中国文学沿革一瞥　赵祖抃　上海　光华书局　128页　民国17年

28.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　胡小石　民国17年春初版；上海人文社股份有限公司，民国19年

29.中国古代文学史讲义　傅斯年　广州　中山大学　民国17年

30.中国文学史纲　蒋鉴璋　上海　亚细亚书店　106页民国18年

31.中国文学进化史　谭正璧　上海　光明书局　402页民国18年

32.中国文学史　钱振东　民国18年自序　出版社不详

33.中国文学史纲　童行白　上海　大东书局　308页民国19年

34.中国文学史（上）　穆济波　上海　乐群书店　214页　民国19年

35.中国文学史纲　欧阳溥存　上海　商务印书馆　236页　民国19年

36.中国文学流变史（上）（中）（下）　郑宾于　上海　北新书局　1296页　民国19、20、22年

37.《中国文学史概要》　陈介白　北平　国立北京大学文学院　国一讲义　时间不详

以上目录中的好几部文学史都没有公开出版，有好几部文学史在有关的文献索引中并没有反映出来，是笔者在图书馆搜寻有关资料时偶然发现的。实际上，如果算上许多并未出版的讲义和笔者可能未检索到的公开出版的文学史，这个数目可能还要增加。如果加上断代文学史^[1]和专题文学史^[2]，数量就更加可观了。从出版地点来看，主要集中在上海和北平，这说明这两个地方是文学史研究和出版的中心。从篇幅来看，大部分文学史的字数都在五六万字到十几万字之间；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字数达三十多万字，可谓名副其实；郑宾于《中国文学流变史（上）（中）（下）》篇幅达1296页，堪称煌煌巨著。

这批文学史出版后都有着广阔的市场空间，这可从当时再版情况中反映出来。笔者调查了部分文学史的再版情况，现胪列如下：王梦曾《中国文学史》，民国15年20版；曾毅《中国文学史》，民国13年6版；张之纯《中国文学史》，民国7年3版；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民国13年6版，到民国21年，则重印了17次；胡毓寰《中国文学源流》，民国19年1版，民国22年2版，民国24年3版；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民国16年5版；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民国18年4版；胡适《白话文学史》（上卷），民国22年6版；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民国27年5版。比较一下这些文学史初版和再版的年月，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再版的频率是很高的。这些文学史在后期的文学史著作中频频被提及也表明了它们在市场上的分量。如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序》指出：“编文学史者，始于闽侯林传甲氏；其后续作者，有谢无量之《中国大文学史》、王梦曾之《中国文学史》、张之纯之《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之《中古文学史》；再有数家，不及备述，总之得八九种。”^[3]刘毓盘《中国文学史》也指出：“今之为中国文学史者，亦夥矣，其最著者，若谢无量、曾毅、林传甲、张之纯、王梦曾诸人之《中国文学史》、刘师培之《中国中古文学史》，其偏于一隅者，则若王国维之《宋元戏曲史》、谢无量之《中国妇女文学史》，最近则有徐嘉陵之《中国中古文学概论》、胡怀琛之《中国文学史略》。”^[4]

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刺激了出版商出版文学史的激情。为了获取利润，出版商积极争取稿源，采用种种手段抢占市场。比如，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讲义出来后，许多人都把它当成了讲义，胡适就曾指出：“我的朋友黎邵西先生在北京师范等处讲‘国语文学史’时，曾把我的改订本增补一次，印作临时的讲义。我的学生在别处作教员的，也有翻印这部讲义作教本的。”^[5]黎邵西的学生张陈卿、李时、张希贤等开办文化学社，在没有征得胡适授权的情况下竟然翻印《国语文学史》作为同学的参考讲义；黎邵西在该书的序中也谈到该书的市场需求：“学校里要教《国语文学史》的，想得到胡先生原来的讲义的还很多。”^[6]面对这样一种市场需求，胡适决定修改《白话文学史》予以出版。他在该书的序言中描述了自己被赶市场的出版社催促的窘境：“在客中写二十万字的书，随写随付排印，那是很苦的事。往往一章书刚排好时，我又发现新证据，或新材料了。有些地方，我已在每章之后，加个后记，如第六章、第九章、第十一章，都有后记一节。”^[7]刘毓盘的《中国文学史》也是在出版商的要求下才出版的，其学生查猛济在序中曾有说明：“今先生方任北京国立大学暨高等师范教授，常视此稿为不经意之作，屡思改订。然以余所见《中国文学史》，不下数十种，未有若是其精而博、约而备者。爰特应上海古今书店经理钱君西樵之请，重付手民，以广流行。”^[8]

出版商还把目光瞄准了已经出版的文学史，这造成了许多文学史往往在多家出版社出版。如，胡云翼《中国文学史》民国11年由北新书局初版，民国25年7版时改题为《新著中国文学史》，民国20年又由上海教育书店出版，题《中国文学史》。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最初由光华书局出版于民国17年，6版后改由大光书局出版。胡怀琛《中国文学史略》在上海梁溪图书馆发行5版的情况下，又于民国20年由上海慧记书斋出版。在胡适《白话文学史》已经由新月书店发行15000册的情况下，民国23年商务印书馆还决定再版，到民国27年时也已4版。

出版商对文学史的推销更是不遗余力，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当时的书籍广告中窥一斑而见全豹。如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书后就附录有东南大学丛书广告：“中国文学定义不明，作品复极繁穰。是书用科学方法将文学境界划清，内兼历史法、传记法，而参以公平合理之批评，将中国古今文学之变迁，及其关于文学之背景与社会时势个人特性、将来应当如何革新以合世界人类艺术之美化等，罔不提纲挈领。叙述研习国学者，得此一书，庶不致有望洋兴叹之感矣。”^[9]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1924年第6版书后有谢无量著《诗学指南》、《词学指南》、《骈文指南》的广告词：“自文学革命以来，诗词骈文遂鲜有人涉猎焉。不知一国固有之文艺，治文学者，要不可不窥其崖略。梓潼谢无量先生，古学深邃，所辑《指南》三种，揭其体要，穷其源流，易知易能，有志于斯者，可无望洋兴叹之憾矣。”^[10]曾毅《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的出版广告辞就更见气魄：“本世界之眼光、立正确之评判。”^[11]

这种巨大的市场需求还鼓励作者根据市场变化进行必要的修订。比如，曾毅民国19年出版了《订正中国文学史》，民国22年出了第5版。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民国20年10版自序谈到了自己更正错误、添加材料的工作，即补入了初版所没有的作家生卒年，删除初稿参考书目中的报章和难得的杂志论文，并对书稿进行了必要的分段；民国25年订正19版时又加入了讨论《诗经》和南北朝乐府的篇章；至民国26年又出了订正20版。一些文学史甚至是由他人代为校订出版的。王梦曾的《中国文学史》经过蒋维乔校订后，改题《中国文学史附中国文学参考书》，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到民国10年时居然出了14版。林传甲《中国文学史》作为京师大学堂讲义，1904年内部印行，宣统二年（1910）校正再版，宣统三年至六年6版。汪剑馀对该书进行改编，以林传甲原著汪剑馀改编的名义由新文化书局于民国14年出版，书名改题《本国文学史》，该书民国18年改由历史研究社出版时著作权居然变成汪剑馀一个人的了。谭正璧《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8版第一、九、十、十一章（占全书五份之二），几乎完全重作，最让他自豪的是“在本书里，有一处优越于《中国文学进化史》的地方，就是关于弹词的叙述。”其自序颇能反映当时文学史的市场需求和作为文学史撰写者的心情了：“这本书的初稿，作于民国十三年，而出版于明年的秋天。不料不到二年，即由再版而三版。在我的本意，再版之后，就须改作。后来因为没有空闲的时间，只写了一篇《三版附记》，将书中的谬误叙明，即付刷印……到了去年，《中国文学进化史》编成，本书正六版出书。在这时候，我决定卖完了即停版，已征得发行者的同意。但在今年秋季各校开学的时候，又有许多学校向发行所大批购买，作为教科书之用。一天我正在上海，看见这种情形，于是又不得不硬硬头皮，付之七版，而一面就决定再改正发行。”“本来《中国文学进化史》的内容比这书要多出四五倍，只合于大学而不适于中学教材之用，而且定价较贵，也不适于内地中学生的购买力。本书内容简单，定价低廉，已销行万余册，可见他在中学校内需要的程度了。”^[12]

这批文学史出版后不仅有着巨大的市场效益，而且社会上好评如潮。当时的报刊对这些文学史都及时作了评价。如顾实、赵景深和胡适的文学史出版后，相关的报刊就作了大量的报道。^[13]赵景深在《中国文学小史》10版自序中曾不无自豪地谈到了读者对该书的评价：“这本小书因为读者的爱护，竟有重版至十次的荣幸，真是我所意想不到的。闻一多先生来信把我这本书比作Macy的《世界文学的故事》。唐圭璋先生在《学灯》上说：‘赵先生应用他美丽的句调，把每个大文学家的生平，有详有略的分述出来，确实值得称赞。’杨藻章先生在《开明月刊》上说：‘我读赵景深先生所著的《中国文学小史》，觉得很有趣味，像一首长诗一般，于是这书遂成为我所爱读的好书之一。’这三位不曾见过面的朋友这样的谬奖，真使我感到惭愧。”^[14]王梦曾和葛遵礼的《中国文学史》出版后还传到日本，颇得汉学家青木正儿的好评，谓前者“虽为小册，但得其简要，脉络贯通，著者识见亦深，诗文是其所长”；后者“充实，编次亦得要领”。^[15]

文学史的撰写和出版之所以在一二十年代如此受欢迎，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文学作为国学的一个构成部分成为弘扬民族精神的武器。面对气势汹汹的西学大潮和备受外来侵略的现实，有志之士纷纷把“国学”、“国粹”的保存和弘扬当成了保障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要素。章太炎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俄罗斯灭波兰而易其言语，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支那而毁其历史。”^[16]正因为如此，他四处讲学，弘扬包括文学在内的国学，并首开风气第一次为文学下了定义，第一次对文学进行了分类。刘毓盘《中国文学史》钱序认为国学（文学）乃立国之本：“欧美各国，莫不宝其国学，以为立国之本。学既成，然后取各国之所长，以补其所不足。先后之序，固釐然其不可紊。反是者，惑已。”^[17]顾实《中国文学史大纲》书后附录东南大学丛书广告也向读者表白：“叙述研习国学者，得此一书（即《中国文学史大纲》），庶不致有望洋兴叹之感矣。”^[18]在文学史家看来，文学史在“我国可谓万世一系”，可以“动人爱国保种之感情”，而“保存文学，实无异保存一切国粹”。^[19]正因为如此，文学史的有无与好坏就不仅是一个知识结构的有无问题，而是一个爱国与否的问题，是一个关系到民族存亡和国家存亡的问题。面对难以把握的浩瀚无边的文学史料和错综复杂的文学史实，当时的学者们常常感叹：“我国为文明最古之国而所以代表其文明者佥曰文学，盖其发源至远也，分类至夥也，应用又至繁也。浏览全史文苑、儒林，代有其人，燕书郢说，人有其著，而文字之孳乳、体格之区别、宗派之流行，虽散见各家著述中，而独无一系统之书，为之析其源流，明其体用，揭其分合沿革之前因后果。后生小子望洋兴叹，蹙额而无自问津，此文学之所以陆沉、忧世者骎骎乎有用夷变夏之闷焉。”^[20]“我爱国之士，亦日以国学为言，而衰落也，日益盛。乌乎！是亦有难言者乎。此亦不知其难与心知其难而故示不屑者之失也。”^[21]在这两位学者看来，谢无量和刘毓盘的文学史著述无疑成了一项爱国主义的行动。刘毓盘《中国文学史》查序不满当时文学史不符合学校课本要求时曾痛心疾首地指出：“以东方文化发达最古之中国，而竟无适当之文学史以表扬其文化之精神，则不特中国民族之羞也”。^[22]胡小石也颇为感慨地指出：“将历代文学的源流变迁，明白地公正地叙述出来，而能具有文学史价值一类的书，中国人自己所出的，反在日本人及西洋人之后。”^[23]在这种理念下，掌握一国的文学史就成为了一国国民的基本素养。“我中国文学为国民教育之根本”^[24]、“足以供学人之研究，而亦一般国民应有之知识”^[25]一类的表述就成了文学史中的习惯性表达。在这个意义上，戴燕的如下表述是特别到位的：“文学史的重要基础是民族—国家观念。”^[26]

文学史的撰写和出版之所以在一二十年代如此受欢迎，另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是文学史教育成为当时学校教育的基本课程。光绪二十八年七月十二日（1902年8月15日），张百熙主持颁布《钦定京师大学堂章程》，主张大学堂设政治、文学、格致、农业、工艺、商务、医术七科；光绪二十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1904年1月14日），《奏定大学堂章程（附同儒院章程）》规定“中国文学史研究法”，用以指导文学课的讲授；1913年1月12日，教育部大学章程规定大学文科分哲学、文学、史学、地理学四门，文学门中的国文学设置“文学研究法”、“中国文学史”等课程。^[27]朱希祖和吴梅的文学史就是当时北京大学遵照教育部要求开设文学史的产物。根据1917年11月29日《北京大学日刊》之《文科本科现行课程》可知北京大学中国文学系一年级中国文学门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古迄建安）”、二年级开设了“中国古代文学史（魏晋迄唐）”，三年级开设了“中国文学史（唐宋迄今）”，每周三学时；英国文学系则开设了“中国文学史略”。^[28]朱希祖1913年受聘于北京大学，先后担任预科教授、文科教授、国文研究所主任、中国文学系主任、史学系主任，直到1932年才离开北京大学。他1916年开始开“中国文学史要略”，直到1924—1925年度，他还在讲授“文学史概要”。吴梅1917—1922年出任北京大学教授，他的文学史就是为三年级学生所讲文学史第三部分的讲义。其他文学史的面世也是如此。如，张之纯《中国文学史》也是参照部定课程为本科师范三、四年级学生编撰，胡小石的文学史在初版时干脆名之曰《中国文学史讲稿上编》，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则是作为东南大学丛书面世的。

教育部的教育章程除了规定大学需要开设“中国文学史”外，还规定中学和师范学校必须开设“中国文学史”。比如，王梦曾《中国文学史》为教育部审定中学教材，以“共和国教科书”名义编写，该书《编辑大意》明确指出：“教育部规定中学第四学年上《中国文学史》。”^[29]欧阳溥存《中国文学史纲》标明“中等学校讲习用教材”，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系民国11年于绍兴第五中学任教时所编，曾毅的文学史修正后干脆定名为《修正中等中国文学史》。胡怀琛的《中国文学史略》“尝一试教于沪江大学，再试教于江苏省立第二师范学校四年级”，封面明确标明为“中学师范用书”。^[30]

还有一批文学史是一些学者为当时的政府和民间团体组织的各种讲习所、讲座所写的讲稿。胡适民国10年为教育部所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写了8万字的讲义，讲到南宋的白话文，因讲习所毕业而停讲；第二年3月在天津南开学校讲演，又将讲义改为三讲；同年暑假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用的是3月的删改本，12月，在第四届国语讲习所讲过一次，其油印本成为北京翻印《国语文学史》的底本；后来，胡适对讲义加以修改，名曰《白话文学史》。《新著国语文学史》的作者凌独见是胡适民国10年教育部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讲习《国语文学史》的学生，该书是民国11年为浙江省教育会所办国语传习所编写的教材。

正因为这些文学史都是面向学生而写，所以几乎所有的作者在撰写文学史时都有着很强的对象意识。胡怀琛列举当时流行的文学史后指出这些文学史“犹有不适于学校教科书者”，其中的一个原因便是：“林著为前清京师大学课本；谢著曰大文学史，可见其取材宏博；张著名为师范学校用，王著名为中学用，然皆觉过高，不能使学者彻底了了。与其不能彻底了了，何如浅显适用之为愈乎”^[31]。刘毓盘著《中国文学史》查序也指出当时的文学史“类皆繁简失当，瑕瑜互见，求其可为学校课本、自修演习者，竟不可得”^[32]。赵景深《中国文学小史》10版自序特意指出：“为了这本小书是写给初学者看的，所以有许多次要的作家和书都不曾列入。就是近年来新开辟的田地，小说和戏剧的翻刻和流布，也讲得极少。”^[33]该书绪论也表达了作者对以往文学史的不满，其中一个主要问题就是“不合普遍阅读”：“许多现今出版的文学史，只可供作文学专家的参考，不能当作普遍的读物。一则分量太多，二则列举太多，三则嫌其干燥。我以为文学史，尤其是给初学读的文学史，应该兼含有一个阅读导引的作用，分量不可太多。只列举些重要的文人而有集子可读者，并附举易得的价廉的书目，以便自学。文学史本来是干燥的东西，但在可能的限度内，总该用较美丽的叙述，使人读起来略感一点兴趣。”^[34]在谭正璧看来，理想的文学史有两种：“用婉美的句调，作成一本简略和此（指《中国文学史大纲（改订本）》）差不多字数的艺术式的《中国文学史》，则较易引起人们对于文学的鉴赏趣味；一种是完密的将每个文家分述而带点考据性质的大文学史，字数至少在百万以上。”^[35]前者无疑是给学生写的，后者则是给专家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