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国学研究院在20世纪古典文学学科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由于各导师风格不一，严格说来，研究院不是自成一统的“学派”。但研究院仍有其鲜明的治学特色。在古典文学学科方面，其特色主要由王国维、梁启超二位导师体现，原因是王、梁二教授所授课程中含“中国文学”课，而陈寅恪、赵元任二教授未开中国文学方面课程；陈寅恪虽中国文学修养深湛，但本人当时研究方向主要在中亚细亚古代民族文化宗教，故其文学学科特色尚未充分显露。其中王国维影响尤大，原因一是其学术成就突出，学生对他非常敬仰；二是他常住清华校内，学生日常请益交往甚繁；而梁启超家居天津，不常住校，当时他尚在北京政府外交部等处兼职，故每周赴京视事，同时到清华授课，基本上每周来清华授课一或二次，授课期间，最多住校二、三日，即返津。梁启超本人也极为推重王国维，肯定其在研究院的影响“至深且厚”，其曰：

顾我同学受先生（按：指王国维）之教，少者一年，多者两年，旦夕捧手，饫闻负剑辟咡之诏，其蒙先生治学精神之濡染者，至深且厚，薪尽火传，述先生之志事，赓续其业而光大之，非我同学之责而谁责也！^[19]

而学生对王国维的崇仰，亦出自肺腑。自称“心丧弟子”的刘盼遂写道：

大抵服其树义恢郭甄微，而能阙疑阙殆，以不知为不知，力剔向壁回穴之习，此则马、郑、江、段之未谕，洵称鸿宝。……然此区区数十叶中，固已精光赩耀，一字一珠，宁可以其少而忽之欤！……凡我同门，盍共勖诸！^[20]

关于王国维的学术贡献，《国学月报》的编者们说：

他在学术上有什么莫大的贡献呢？论哲学，是最早介绍康德、叔本华和尼采学说的人；论文学，首先认识宋元戏曲的价值，开辟平民文学的风气；论文字学，发明殷商甲骨文字，建设中国文字新系统。论史学的功绩，尤其数不胜数——殷周史迹及制度，西北佚事及地理，前人所不知或未解的问题，他能够说个清楚；古器物，前人只知著录或拓搨，他能够作系统的研究，又拿来考证史事；古书篇，前人已经误解或伪造，他能够作精确的笺考，又藉以辨别史书。^[21]

这是说其毕生成就。而其取得成就之原因，则梁启超认为：

学者徒歆其成绩之优异，而不知其所以能致此者，固别有大本大原也。先生之学，从弘大处立脚，而从精微处著力；具有科学的天才，而以极严正之学者的道德贯注而运用之。^[22]

王国维在清华研究院执教的二年间，在他数十年学术生涯中具有特殊意义。这不仅是他一生仅有的二年正规教学经历，在认真教书同时勤事研究，而且在此二年中，他也作出了新的学术成绩。首先是他在元蒙历史、西北古代地理这块当时尚未开发的荒地上进行拓殖，有许多创获。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是“发见之学问”。关于此点，王氏自己解释道：

古来新学问起，大都由于新发见。有孔子壁中书出，而后有汉以来古文家之学；有赵宋古器出，而后有宋以来古器物古文字之学。晋时汲冢竹简出土后，同时杜元凯之注《左传》，稍后郭璞之注《山海经》，已用其说。然则中国纸上之学问，有赖于地下之学问者，固不自今日始矣。一自汉以来，中国学问上之最大发见者有三：一为孔子壁中书，二为汲冢书，三则今日之发见也。——故今日之时代，可谓发见时代，自来未有能比也者！^[23]

所谓“发见之学问”，主要指19世纪末以来所发现的殷商甲骨文字、敦煌文献、各地发掘出的竹简文献，以及故宫内阁大库之书籍档案，中国境内的古外族遗文等，都是包括了“纸上材料”和“地下材料”。其次是，他在研究院期间，总结了自己开拓“发见之学问”的丰富经验，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

吾辈生于今日，幸于纸上材料之外，更得地下之材料，由此种种材料，我辈因得据以补正纸上之材料，亦得证明古书之某部分为实录，既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此‘二重证据法’，唯在今得为之。^[24]

“古史新证”是王国维在研究院期间讲授的主要课程，所讲授具体内容相当丰富，但其基本思路，皆围绕此“二重证据法”展开，可以说是他传道授业的核心部分。所以王氏在清华任职期间，正是他总结出“二重证据法”的理论并正式发表之时。1927年4月末，亦即他自沉昆明湖之前一月余，研究院曾编印《清华学校研究院讲义》一部，收王氏两年来全部讲课内容，^[25]由此可以窥知他讲授课程的重心所在。讲义中包括：《古史新证》、《中国历代之尺度》、《莽量释文》、《散氏盘考释》、《盂鼎铭考释》、《克鼎铭考释》、《毛公鼎铭考释》、《蜀石经残拓本跋》、《释乐次》、《小盂鼎释文》、《兮甲盘释文》、《虢季子白盘释文》、《不敦释文》、《师敦释文》、《宗周钟释文》、《噩侯驭方鼎释文》、《白屖父卣释文》、《录卣释文》、《齐镈释文》、《王孙遣诸钟释文》、《沇儿钟释文》、《邾公牼钟释文》、《邾公釛钟释文》、《虢叔旅钟释文》、《克钟释文》、《说文今叙篆文合以古籀说》、《史籀篇疏证序》、《战国时秦用籀文六国用古文说》、《西吴徐氏印谱序》。这是王国维来清华任职将近两年的讲课记录。此类课程的性质，大部分是“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相互印证发明的研究，它清楚显示出王国维当时在课堂上，大力提倡并亲自演绎“二重证据法”。

学生吴其昌（海宁籍，与王国维同乡）在校时问学甚勤，而事后追记说：

先师于学问上最大之贡献，乃在将物质与经籍，证成一片。……此点之重要，不但为先师一生命脉之所在，亦即现代学问之主要命脉之所在。^[26]

这段话可以理解为学生课堂受教后的体会。它对“二重证据法”及其产生成果，给予了最高的评价，认为是“现代学问之主要命脉之所在”。除课堂传授和公开发表文章外，在平时师生交流中，王国维也经常以此“二重证据法”教导学生。学生徐中舒在回忆文章中写道：

先生研究室中所置皆经学、小学及考古学书籍。此类书籍，其值甚昂，多余在沪时所不能见者。余以研究考古学故，与先生接谈问难之时尤多。^[27]

所谓“考古学”，多指“地下材料”之研究。又据学生姚名达记述，1926年12月7日，曾有师生聚会场合：

又7日，先生招同人茶会于后工字厅，出历代石经拓本相示，同人啧啧嗟赏，竞提问题，先生辨答如流，欣悦异昔，始知先生冷静之中固有热烈也。^[28]

可知王国维在讲课及课余指导中，甚至在师生茶话会场合，亦皆不忘倡导“纸上材料”与“地下材料”结合的“二重证据法”。王氏此方法论，还影响了研究院的办学方向，表现为对于考古发掘的重视。1926年6月24日，研究院与历史系联合举行教务会议，由校教务长兼研究院主任梅贻琦主持，王国维等教授出席，讨论成立考古学陈列室问题。会后有报道说：

欲研究吾国古代之文明，人类进化之程序，典籍之外，尤必资藉于实物及遗迹之考察也。^[29]

这未始不是在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影响下采取的举措。“二重证据法”，当然主要就史学而言，是史学方法。但对于古代文学研究，同样具有重大意义。在王国维以“二重证据法”展开的研究课题中，有相当一部分涉及《诗经》及敦煌文学，如《观堂集林》中关于文学方面的研究，即有《说周颂》、《说商颂》、《周大舞乐章考》、《与友人论诗书中成语》、《肃霜涤场说》等多篇。而这些文章所运用的方法，也鲜明体现着“二重证据法”的特征。

不过，如果将王国维的治学成就和特点，仅限于“二重证据法”，那是不够全面的。对此，陈寅恪的总结最是准确。陈寅恪说：

先生之学博矣，精矣，几若无涯岸之可望，辙迹之可寻。然详绎遗书，其学术内容及治学方法，殆可举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实物与纸上之遗文，互相释证，凡属于考古学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夷猃狁考》等是也。二曰取异族之故书与吾国之旧籍互相补正，凡属于辽、金、元史事及边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秘史之主因、亦而坚考》等是也。三曰取外来之观念与固有之材料互相参证，凡属于文艺批评及小说戏曲之作，如《红楼梦评论》及《宋元戏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此三类之著作，其学术性质固有异同，所用方法亦不尽符会，皆足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吾国他日文史考据之学，范围纵广，途径纵多，恐亦无以远出三类之外，此先生之遗书所以为吾国近代学术界最重要之产物也。^[30]

此“三目”之说，对王国维成就及所持基本方法，概括最称全面。除了“二重证据法”之外，王氏在另外二“目”上，也作出了重大学术贡献，以及方法上的新开拓。在清华研究院期间，虽然王氏的研究方向主要不在文学方面，但从陈寅恪的这段话中可知，他早期所作出的文学研究业绩如《红楼梦评论》等，影响十分深远，清华研究院的同事以及学生，无不感受至深，固不受研究院开办期限所制约也。

至于梁启超，在研究院讲授课程以史学为主，亦含其他政治经济社会等内容，如“政治家之修养”、“国产之保护及奖励”等，体现他治学面的广阔。其中“中国历史”课程历时最长，自1925年9月始，直到1926年；嗣后又讲授“儒家哲学”、“历史研究法”等课。梁氏颇重视治学的方法，他在开学之初，即发表与学生的谈话，阐述他对方法问题的见解，谓：“设研究院之本意，非欲诸君在此一年中即研究出莫大成果也；目的乃专欲欲诸君在此得若干治学方法耳！”“研究似以先有客观材料，而以无成见地判断出之为佳。”^[31]在受聘清华之前，他曾在南开大学讲授“中国历史研究法”，到清华后，再申前义。他在一次谈话中教导学生要“如果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并且要得精深结论，必须由相当的时间，并受种种磨炼，使其治学方法与治学兴趣都经种种的训练陶冶，才可以使学问有所成就。”^[32]不久他又开讲“读书法”，主要强调二点，一为求智，二为致用。1926年9月新学期，梁氏又开“历史研究法”课，记录发表于《清华周刊》第384~394期。这些“治学方法”与“读书法”，对于古典文学研究来说，当然也是适用的，不限于史学范围。学生姜寅清（亮夫）后来说：

最受益的是梁任公先生的课，其中任公先生讲的“古书的真伪和辨真伪方法”等内容至今都没忘。“古书真伪及其年代”这样的课题，我在成都读书时，也听林山腴先生、龚向农先生讲过，这方面知识有点基础，但没系统，而梁任公先生从多方面多角度对先秦古籍来一个全面系统总结。讲课中他从校勘、考证、训诂以及学术系统来分析书的真伪及其年代，而又随时总结某一问题，总结时，经常拿几种书来比较，因此我对古书全貌大体了解了，问题也知道，整理古书方法也知道，不仅使我细致得到读古书方法，同时打开了读古书眼界。^[33]

不过梁启超关于方法问题的谈论虽多，对于所强调的“科学的方法”的说明，无非是“先有客观材料”“无成见”等，无多新的发明，未能超出胡适于稍前数年倡导的“科学方法”。但在具体阐述中往往能结合他本人多年治学的丰富素材，理论更能与实践相结合，所以对学生启发效果更好。又梁氏毕竟为著名学者，他的论著数量也最多，加之身为清末戊戌维新健将，民国后政坛活跃人物，其社会名声远出王国维之上，又资质聪颖，性格活跃，擅长口谈，年辈虽长，而对新鲜事物接受甚速，故于青年面前，颇具个人魅力，所以亦是学生敬仰追随对象。

陈寅恪年事小于王、梁十余岁，年齿实为后辈，而以学问与之同列教授，其所受重视可见一斑。陈寅恪学识极广博，被吴宓推为“合中西新旧各种学问而统论之，吾必以寅恪为全中国最博学之人”^[34]；而通晓十余种语言，对古代中亚民族语言亦有研究，此点最为难得（在此点上超过王国维）。学生蓝文徵事后写道：

陈先生演讲，同学显得程度很不够。他所会业已死了的文字，拉丁文不必讲，如梵文、巴利文、满文、藏文、西夏文、及波斯文非常多，至于英法俄日希腊诸国更不用说，甚至于连匈牙利的（马）札儿文也懂。上课时，我们常常听不懂，他一写，哦！才知道那是德文，那是俄文，那是梵文，但要问其音，扣其义方始完全了解。^[35]

要之陈、王知识结构颇有相似之处，加之王国维与陈三立交好，故与寅恪堪为忘年之交。王氏性格内向，在清华推心置腹相交者，唯陈寅恪、吴宓二人耳。而陈氏对王国维，亦甚敬重，以师友相尚。二人相处时间虽不长（因陈氏到校晚，相交仅一年），相知相投，友情深笃。王国维自沉前一日（6月1日），于第二届学生毕业典礼之后，曾“随陈寅恪教授至南院陈宅，二人畅谈至傍晚”^[36]；又据吴宓记述：“盖旬日前，王先生曾与寅恪在宓室中商避难事。宓劝其暑假中独游日本。寅恪劝其移家入京居住，己身亦不必出京。王先生言‘我不能走’。”^[37]王国维写给家人的遗嘱中又说到“书籍可托陈吴二先生处理”，“陈”即陈寅恪，“吴”即吴宓，可见极受信任。陈寅恪治学，作风与王国维有相近之处，所说“三目”，实亦陈氏本人所擅长，只是具体研究方向不同，当时在研究经验与成果方面，尚不及王氏，而天才卓识，身怀绝学，则一也。后来提出“以诗证史”、“以一种同情之理解”对待古代作家作品等方法论，亦古代史、古代文学学科史上重要事件。陈寅恪对学生的影响，亦甚巨大。王、梁二导师逝世后，陈实为支撑研究院主要台柱。

王、梁、陈等教授外，讲师李济，1918年由清华学堂赴美留学，在哈佛大学学习人类学，1923年获哲学博士，回国后先任南开大学教授，旋归清华，于研究院任讲师，主持山西夏县西阴村发掘工作，此为中国学者第一次自主考古发掘。后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主任，又主持安阳殷墟等地发掘项目。1938年为英国皇家人类学会名誉会员，1948年为中研院第一届院士。1949年后历任台湾大学教授，台湾中研院史语所所长。有《李济考古学论文集》等著作。李济治学，虽以人类学、考古学为重点，属于西方引入的新学科，而其治学精神实际上也与陈寅恪总结的王国维的治学“三目”相通。

研究院学生得此名师指导教诲，在学时间虽不长，而受益实无穷。诸多学生日后学问精进，成为优秀专家，王、梁、陈等导师之功也。兹约举其在文学研究方面作出成绩者如下：

王力（1900—1986），1927年毕业生。后历任清华大学、燕京大学、西南联大、北京大学等校教授，1956年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上古汉语音韵及诗律专家，有《中国音韵学》（1936）、《汉语诗律学》（1958）等著作。

刘盼遂（1896—1966），1926年毕业生。1949年后为北京大学教授，古代历史、文字音韵学专家，有《清王石渠先生念孙年谱》《文字音韵学论丛》《论衡集解》等著作。

罗根泽（1900—1960），1927年毕业生。曾任教于河南大学、河北大学、安徽大学等，1952年后为南京大学教授。古代文论专家，有《乐府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中国古典文学论丛》《诸子考索》等著作。

王静如（1903—1990），1928年毕业生。后赴法、英、德等国学习语言学、中亚史语学、印欧语比较语言学等，历任中法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国科学院考古所、民族所研究员。对于古代西夏及契丹、女真、回鹘等民族文字，有重大发明。有《西夏文汉藏译音释略》《西夏研究》《新见西夏文石刻和敦煌安西洞窟夏汉文题记考释》（1984）等著作，被吸收入法国巴黎语言学会会员。

姜寅清（亮夫）（1902—1995），1927年毕业生。1952年后为杭州大学教授，先秦文学及敦煌文学专家。有《屈原赋校注》《楚辞通故》《中国声韵学》《敦煌学论文集》等著作。

高亨（1900—1986），1926年毕业生。曾任东北大学、河南大学、武汉大学、齐鲁大学教授，1952年后为山东大学教授。古代哲学、文学史专家。有《老子正诂》《周易古经今注》《诸子新笺》《诗经选注》《诗经今注》等著作。

陆侃如（1903—1978），1927年毕业生。曾任燕京大学、中山大学、东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山东大学教授。中国文学史专家，有《乐府古辞考》、《中古文学系年》、《中国文学史简编》（合著）、《中国诗史》（合著）等著作。

谢国桢（1901—1982），1927年毕业生。曾任北京图书馆研究员、南开大学教授，1952年后为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明清史、文学专家。有《明清笔记丛谈》《明末清初的学风》《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清初流人开发东北史》等著作。

徐中舒（1898—1991），1926年毕业生。曾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研究员，1949年后任四川大学教授。古文字、文学专家，有《殷周文化蠡测》《殷周金文集录》《论巴蜀文化》等著作。

刘节（1901—1977），1927年毕业生。曾任河南大学教授，1952年后任中山大学教授，古文字、古代文学专家。有《历史论》《孔子的唯仁论》《易象和春秋》等著作。

卫聚贤（1899—1989），1927年毕业生。曾任上海暨南大学等校教授，1949年后于香港大学东方文化研究院、台湾辅仁大学任教授。古代文学、人类学专家，有《中国考古学史》《中国社会史》《薛仁贵征东考》《楚辞研究》《古史研究》（三卷）等著作。

蒋天枢（1903—1988），1928年毕业生。1952年后为复旦大学教授，先秦文学专家，有《楚辞论文集》《楚辞新注》《楚辞校释》《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等著作。

要之，清华研究院国学门的开设，虽曾被某些人讥为“畸形之发展”^[38]，在国内大学中也不算首创（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成立早于清华研究院3年），但在20世纪古代史、古代文学学科史上却无疑是一大盛事。研究院聘请了当时中国第一流学者为导师，培养了七十余名优秀学生，他们日后大多成长为古代史、古代文学的著名专家。研究院在治学方法和治学风气上，在当时中国学界独树一帜，具有标志性意义。40年代的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冯友兰曾评论说：

五四运动，引起了许多对于中国旧文化的批评，同时也引起了中国文化的自觉。国学研究所（按：原文如此）的设立就是这种自觉所促成的。^[39]

研究院学生周传儒日后回顾说：(www.daowen.com)

住清华研究院的好处：第一，知道中国典章、文物、思想、学术之由来及其范围。第二，掌握历史资料，纸上的及地下的所在及其内容。第三，对于中国文化、中国历史，登堂入室，探其宝库。第四，学习治学的方法和途径。第五，继承了乾、嘉以来三百年学术的成就，而从事发扬光大的伟业。第六，接收所谓新学说、新方法，在经史子集之外，另辟蹊径。这六点，是值得推荐的。^[40]

研究院存在时间虽不长，前后总共仅四年，但在以近代方式开展古代史、古代文学的教学和研究方面，却作出了意义重大的探索性实践，其精神和经验值得长久记取。当时的一批学生，深受王、梁、陈等导师影响，成为一个虽不很紧密，却颇有影响的学术群体，为世纪古典文学学科的发展作出了贡献。

季羡林30年代曾就读于清华大学外文系，他日后总结说：

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清华国学研究院是一个十分独特的现象，在全国都按照西方模式办学的情况下，国学研究院却带有浓厚的中国旧式书院色彩。学生与导师直接打交道，真正做到了因材施教。其结果是，培养出来的学生后来几乎都成了大学教授，而且还都是学有成就的学者，而不是一般的教授。这一个研究院只办了几年，戛然而止，有如一颗光熖万丈的彗星，使人永远怀念。教授阵营之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41]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　徐公持）

【注释】

[1]耿云志：《胡适遗稿及秘藏书信》，北京：《中华读书报》，2003年1月17日。

[2]吴宓：《吴宓日记》第3卷，第5~16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3]此为事后修订稿，发表于清华学校周刊社：北京：《清华周刊》第360期，第6页，1925年。

[4]清华学校周刊社：北京：《清华周刊》第360期，第7页，1925年。

[5]清华学校周刊社：北京：《清华周刊》第360期，第7页，1925年。

[6]清华学校周刊社：北京：《清华周刊》第350期，第24页，1925年。

[7]据吴其昌《王国维先生生平及其学说》，载成都：《风土什志》1943年8月号。

[8]清华学校周刊社：北京：《清华周刊》，清华十五周年纪念增刊，第3页，1926年。

[9]见《吴宓日记》第三册，第188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0]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第23页，1926年。

[11]清华学校学术社：《国学月报》第2卷（第8、9、10号合刊“王静安先生专号”），第4页，1927年。

[12]吴宓著，吴学昭整理：《吴宓诗话·空轩诗话》，第207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13]见《清华大学校史稿》，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版。

[14]相关报道见北京：《清华周刊》第351期。

[15]北京：《国学论丛》第一卷第一号。

[16]《学衡杂志简章》，载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17]苏云峰：《从清华学堂到清华大学》，第366页，台北：“中研院近代史所”，1996年。

[18]清华学校周刊社：《清华周刊》第351期，第18、19页，北京：1925年。

[19]梁启超：《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页，1927年。

[20]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62页，第166页，1927年。

[21]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62页，第166页，1927年。

[22]梁启超：《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序》，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页，1927年。

[23]王国维：《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发见之学问》，南京：《学衡》第45期，第3页，1926年。

[24]王国维：《古史新证·总论》，第3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5]《清华文丛》之五：《古史新证——王国维最后的讲义》，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4年。

[26]吴其昌：《王观堂先生学述》，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45页，1927年。

[27]徐中舒：《追忆王静安先生》，上海：《文学周报》第27卷（6、7期合刊），第49页，1927年。

[28]北京：《国学月报“王静安先生纪念号”》，第173页，1927年10月。

[29]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论丛》第1卷第1号，第37页，1926年。

[30]《王静安先生遗书·序》第1册，第1页，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

[31]北京：《清华周刊》第350期。

[32]《指导之方针及选择研究题目之商榷》，载北京：《清华周刊》第353、354期。

[33]姜寅清：《忆清华国学研究院》，《学术集林》第1卷，第105页，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

[34]《吴宓诗集·空轩诗话》第十二则，中华书局1935年。

[35]蓝文徵：《谈陈寅恪》，第83页，台北：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8年。

[36]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北京：《国学论丛》第1卷第3号，1928年4月。

[37]《吴宓日记》1927年6月2日，北京：三联书店，1999年。

[38]《校史》，载《国立清华大学二十周年纪念刊》，1931年5月。

[39]《清华的回顾与前瞻》，原载清华学生自治会1948年编印：《介绍清华——给未来的伙伴们》；此转载于庄丽君主编：《世纪清华》（之二），第7页，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2001年。

[40]《周传儒自述》，载《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第205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年。

[41]季羡林：《赵元任全集·总序》，《赵元任全集》第1卷，第1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