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研究院”，或“清华国学研究院”，正式的名称应是“清华学校研究院国学门”。兹事于1924年初即开始酝酿，清华学校校长曹云祥于2月22日曾致函胡适，拟请“先生担任筹备大学顾问”及“研究院院长”。^[1]1924年10月22日，曹云祥校长主持校务会议，正式讨论清华由留美预备学校向正规大学改制事，决定成立大学部，次年招收本科学生，同时仿照国外著名大学筹办研究院。1925年2月9日，吴宓（1894—1978）应曹云祥校长之聘由东北大学调来清华，着即任研究院筹备主任。研究院导师人选，初由胡适提议请王国维（1877—1927）、梁启超（1873—1929）、章太炎三人，以章不愿应聘，乃于王、梁外，由吴宓推荐增聘陈寅恪（1890—1969）。16日，曹云祥电聘陈寅恪。21日，吴宓谒王国维，其后吴多次往访王国维，商研究院章程、缘起、出招生考试题等事。^[2]22日，曹云祥、吴宓赴天津，面聘梁启超为导师。同年6月又聘赵元任（1892—1982）为导师。3月6日，校务会议议定清华研究院章程。其《缘起》曰：

学问者一无穷之事业也。其在人类则与人类相终始；在国民，则与一国相终始；在个人，则与其一身相终始。今之施高等教育专门教育者，不过与以必要之预备，示以未来之途径，使之他日得以深造而已。故东西各国大学，于本科之上更设大学院，以为毕业生研究之地。近岁北京大学亦设研究所。本校成立十有余年，今即新设大学部，复以地处京师西郊，有交通之便，而无嚣尘之烦，故拟同时设立研究院。良以中国经籍，自汉迄今，注释略具，然因材料之未备与方法之未密，不能不有待于后人之补正。又近世所出古代史料，至为夥颐，亦尚待会通细密之研究。……至于欧洲学术，新自西来，凡哲理文史诸学，非有精深比较之考究，不足以挹其精华而定其取舍。……本校有鉴于此，因念大学院之成立尚须四五年，乃设立研究院，先开办国学一门，延名师，拓精舍，招海内成学之士，凡国内外大学毕业者，与现任教育事业，或闭户自修，而有相当之学力者，入院肄业，分门研究，冀于世界文化有所贡献。^[3]

关于培养目标，《章程》第三条“科目”曰：

本院拟按照经费及需要情形，逐渐添设各种科目。开办之第一年（民国十四年至十五年）先设国学一科，其内容约为中国语言、历史、文学、哲学等，其目的专在养成下列两项人才：

（一）以著述为毕生事业者；

（二）各种学校之国学教师。^[4]

关于学期的规定，《章程》第五条“学员”有曰：

学员研究期限，以一年为率。但遇有研究题目较难，范围较广，而成绩较优者，经教授许可，得续行研究一年或二年。^[5]

在诸导师中，王国维于4月18日最先到校，“研究院一切规划均请示先生而后定”（赵万里《王静安先生年谱》），其后有梁启超、李济（1896—1979）等到校。初期研究院教职员，有如下诸人任职^[6]：

在诸教授中，梁启超（生于1873年）时年53岁，王国维（生于1877年）49岁，陈寅恪（生于1890年）36岁，赵元任（生于1892年）34岁，主任吴宓（生于1894年）32岁。梁启超推王国维为首席导师。^[7]稍后又聘马衡、梁漱溟、林宰平等为教员。8月，又补赵万里为助教。次年8月，助教章明煌辞职；增聘浦江清、杨逢时、蒋善国为助教。

4月下旬，《清华周刊》第347期发表研究院“选考科目表”，共设25学科，其中有“中国文化史”“中国文学史”等学科。“中国文学史”科的考试课目共6门：经学甲，小学甲，中国史甲，中国史乙，中国文学甲，中国文学乙。“中国文化史”科的考试课目有6门：经学甲，小学甲，中国史甲，中国史乙，中国哲学甲，世界史。

1925年7月6日至8日，第一届招生考试。27日，发表录取新生名单，“正取”30名，“备取”2名：刘盼遂、吴其昌（子馨）、程憬（仰之）、徐中舒、余永梁（华栍）、杨鸿烈（宪武）、王庸（以中）、关文瑛、刘纪泽、周传儒（书昤）、杨筠如（德昭）、孔德（肖云）、方壮猷（欣庵）、蒋传官（柱筠）、王镜第（芙生）、高亨（晋生）、裴学海（会川）、李绳熙（念祖）、杜刚百、闻惕（惕生）、史椿龄（静池）、赵邦彦（良翰）、陈拔（晓岭）、王竞（啸苏）、冯德清（永轩）、李鸿樾（玉林）、姚名达（达人）、黄淬伯（涧松）、谢星朗（名霄）、余戴海（寰宇）、何士骥（乐夫）、汪吟龙（衣云）。

9月14日，研究院“普通演讲”开始，由王国维教授开讲第一课：“古史新证”。9月26日，由梁启超教授开讲“中国历史”。

11月19日，研究院召开教务会议，议决本院设古物史料陈列室，同时计划赴各地作考古考察。

1926年3月，清华校长曹云祥发表文章《清华学校之过去现在及将来》，文中说及研究院，谓：“与大小本科同时开设之研究院，此际有应特别注意者。近年教育既日趋欧化，旧有之文化艺术，遂日见沦丧。夫国家精神，寄于一国之宗教哲学文词艺术，此而消亡，国何以立？谓宜以西洋治学之方法，整理之，发扬光大之，则国学研究，不容缓也。本校延名师，设专院，招海内成学之士，讲贯肄习焉者，竟在是也。”^[8]

1926年6月23日，公布第一届毕业生名单及成绩表，分甲乙丙3等，其中甲等9名，乙等15名，丙等5名。甲等依次为：杨筠如、余永梁、程憬、吴其昌、刘盼遂、周传儒、王庸、徐中舒、方壮猷。

1926年7月8日，陈寅恪教授到校任职，为四教授中来校最晚者。^[9]

1926年8月11日，录取第二届新生24名：谢国桢（刚主）、刘节（子植）、陆侃如（衎庐）、毕相辉、郑宗棨、陈守寔（漱石）、高镜芹（远公）、侯堮（芸圻）、朱芳圃（耘僧）、谢念灰、王耘庄、陈邦炜（彤伯）、宋玉嘉、戴家祥、吴金鼎（禹铭）、司秋沄（庸帆）、王力（了一）、全哲（雪帆）、朱广福（右白）、颜虚心、龚澹明、马国瑞（仲翔）、卫聚贤、管效先。不久又增加录取4名：徐继荣、黄绶（元贲）、姜寅清（亮夫）、陶国贤（元麟）。

9月8日，研究院发布修订后的“教授及教学大纲”：

本院现时专任教授为王国维（静安）、梁启超（任公）、赵元任、陈寅恪先生，讲师李济（济之）先生。

本院制度，略仿昔日书院及英国大学制，注重个人自修，教授专任指导。故课程方面，分为普通演讲，及专题研究二项。普通演讲，为本院学生之所必修，每人至少选修四门。由教授择定题目，规定时间，每星期演讲一次，或两次。范围较广，注重于国学上之基本知识。专题研究，则于各教授所指定之学科范围内，就一己志向、兴趣、学力之习近，选定题目，以为本年内之专题研究。学生于报考时，即须认定学科范围（如中国文化史等）报考。录取入校后，即于所报考学科内，与教授商定专修题目，即时至教授处请业。题目不得随意更换，以免有旷时杂之弊。^[10]

同月，讲师李济等与美国学者毕士博合作，赴山西考古发掘，得文物76箱，于次年初运抵清华。

1927年6月2日，王国维教授投昆明湖自尽，享年51岁。

1927年6月7日，第二届学生毕业，共30人，不分等。其中包括首届学生延期一年研究者5名：刘盼遂、吴其昌、姚名达、赵邦彦、黄淬伯。其余25名为：谢国桢、刘节、陆侃如、王力、杨鸿烈、卫聚贤等。

1927年8月8日，录取第三届新生11名：王省、吴宝凌（云阁）、叶去非、罗根泽（漱冰）、蒋天枢（秉南）、葛天民、储皖锋（逸盫）、张昌圻（弘伯）、门启明、蓝文征（孟博）、马庆斋。9月20日，梁启超教授率研究院新旧学生，往王国维墓地致悼，其悼词曰：“若说起王先生在学问上的贡献，那是不仅仅为中国人所有，而是全世界的。其最显著的实在是发明甲骨文。和他同时因甲骨文而著名的虽有人，但其中许多重要著作都是他一个人做的。以后研究甲骨文的自然有，而能矫正他的绝少。这是他的绝学。”^[11]同日，聘首届毕业生余永梁任研究院助教。

10月以后，梁启超因病不再来清华上课；次年6月19日，辞去清华职务。(www.daowen.com)

1928年6月14日，研究院举行第三届学生毕业典礼。

1928年7月，研究院教务会议同意颜虚心、罗根泽、蒋天枢等10名学生，继续留院研究一年。

同月，录取新生三名：裴占荣、徐景贤、王静如。

1928年8月，南京国民政府教育部决定，清华学校改为国立清华大学，任命罗家伦为校长。清华大学校务会议决定停办研究院，但已入学学生继续学业，直至毕业。

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病逝于北平协和医院。各界悼念活动不多，吴宓谓：“梁先生为中国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响最大之人物。其逝也，反若寂然无闻，未能比于王静安先生受人哀悼。吁！可怪哉！”^[12]

1929年6月7日，清华大学举行欢送毕业同学大会，《清华周刊》载文：“清华大学部成立四年来，今年系第一班毕业。旧制之最后一班，与国学研究院之最终一班，亦均于今年毕业。故本届毕业之情景，有空前绝后之意味存乎其中。”6月底，清华留美预备部与研究院，同时宣告结束，研究院教授、讲师等，下学期转入大学部各系任职。清华研究院自1925年夏正式创立始，至此历时四年整。关于研究院停办原因，有一种说法认为，一因教学上研究院与旧制、大学部两大部分“脱节”，二因失去王国维、梁启超两大导师，三因学生人数至第三、四学年锐减，四因它成立之初即是清华当局为“争夺”第二批“庚款”的一种“权宜之计”，故办学决心不坚。^[13]

研究院开办期间，除讲授课程、个别指导外，又有师生茶话会及参观考察等活动。第一次茶话会1925年9月9日举行，上午开学典礼，下午即开茶话会。除陈寅恪外，王、梁、赵三教授和各教师及学生皆到会，吴宓宣布开会宗旨，为联络师生情谊。然后梁、王、赵三教授及李济讲师相继讲话，关心修业，勉励学习。又由吴宓宣布学生须知诸事项，最后由梁启超讲《旧日书院之情形》。^[14]其后，每月举行一次茶话会，坚持将三年。

又，研究院虽属初创，而亦有国际学术交流。如1926年1月11日，荷兰雷登大学（欧洲汉学重镇）东方学家戴闻达教授来清华访问研究院，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等出面接谈交流。

研究院开办期间，师生著述不少，论文主要发表于以下诸刊物：

（一）《清华周刊》。此为清华学校校方认可之学生主办刊物，每星期五出版。主要刊载校内各部门情况通报及纪事，同时也登载全校教职员学生言论及所撰评论文章，间有较短研究论文、文艺创作发表。梁启超于各种场合如“开学典礼”、“毕业典礼”、“国庆纪念会”等，讲话甚多，记录常发表于此周刊。王国维讲课记录，亦有发表于此周刊者，如《王静安先生古金文字讲授记》（周传儒记录）。

（二）《清华学报》。此为全校综合性学报，创刊于1924年6月，每年出版二期。研究院成立后，师生成为学报重要作者。如《清华学报》第二卷第二期（1925年12月出版）共刊载10篇文章，其中有研究院师生所撰4篇：梁启超《中国奴隶制度》，李济《幽兰》，赵万里《旧刻元明杂剧二十七种序录》，刘盼遂《唐写本<世说新书>跋尾》后二篇皆与古典文学研究相关。

（三）《国学论丛》。研究院主办的正式学术刊物，创刊于1926年9月。“《国学论丛》为本院定期出版品之一，内容除各教授著作外，凡本院毕业生成绩之佳者，均予刊载。由梁任公先生主撰。”^[15]第一卷共印四期，第二卷共印二期。

（四）《国学月报》。此由“学述社”所编，该社成立于1924年5月，成员有陆侃如、杨鸿烈、徐嘉瑞、卫聚贤、储皖峰、游国恩、刘节等，同时发行该刊。刊物受胡适等人“整理国故”影响较深，《发刊引言》中谓：“我们是极恨这种‘顽固的信古态度’及‘浅薄的媚古态度’的。我们宁可冒着‘离经叛道’的罪名，却不敢随随便便的信古；宁可拆下‘学贯中西’的招牌，却不愿意随随便便的媚古。”主要登载成员研究成果。该社成员后来多数入清华研究院学习，而刊物继续出版，至国学研究院结束。

（五）《实学》月刊。创刊于1926年4月。此刊由研究院学生刘盼遂、杜刚百、余戴海、汪吟龙、高亨、闻惕、吴其昌等组成之“实学社”编，以发表研究成果为目的，以“实事求是，整理国故”为宗旨。创刊号发表曹云祥校长题词，王国维《黑鞑事略跋》等。其后每月出版一期（除假期）。《国学月报》与《实学》在治学方针上强调重点不同，前者有“疑古”派的影响，后者则重在“实事求是”。在人员组成上彼此基本上也无重合，“实学社”成员主要由研究院第一届学生组成，而“学述社”成员多是第二、三届学生，无形中存在一条界线，并形成竞争关系。《实学》月刊共出七期，至1926年11月，其后随着首届学生大部分毕业离校，遂停刊。

以上为校内刊物。研究院师生在校外刊物发表文章不少，而以《学衡》杂志最为引人注目。

（六）《学衡》。此是东南大学（南京）主办学术刊物，创办者有刘伯明、梅光迪、吴宓等。《学衡》宗旨为“论究学术，阐求真理，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以中正之眼光，行批评之职事。无偏无党，不激不随”^[16]，提倡人文主义，与胡适等“新文化运动”派相对抗，为当时著名“文化保守主义”派别。吴宓后虽入清华，仍兼任《学衡》总编辑，以故清华研究院教授王国维、梁启超等，皆在该刊发表文章，而以王国维发表尤多，来清华任教授后，自第四十期（1925年4月出版）起，几乎每期皆有王国维文章。如著名文章《高宗肜日说》（第四十期）、《肃霜涤场说》（第四十一期）、《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国新发见之学问》（第四十五期）、《蒙文元朝秘史跋》（第四十九期）、《辽金时代蒙古考》（第五十三期）、《中国历代之尺度》（第五十八期）等，皆刊载于《学衡》杂志。

研究院导师著作，出版有：

王国维《古行记四种校录》（1925年）

王国维《古史新证》（1925年）

王国维《蒙古史料四种校注》（1926年），此书为“清华国学研究院丛书”第一种

梁启超《古书真伪及其年代》（1927年）

陈寅恪《大宝积经论》（1927年北京图书馆刊行）

李济《西阴村史前的遗存》（1927年）

赵元任《现代吴语的研究》（1928年）

至于历届学生在学期间所发表论文数量甚多，兹不烦赘举。要之，师生在短短数年内努力学业，兼事著述，“无论如何，比北大国学研究所之成绩要漂亮得多了”^[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