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承泽，江西临川人。著名楚辞研究专家，文学史家。1926年游国恩以优异成绩从北京大学毕业，回到故乡，任教于江西省立第四中学、临川中学、江西省立第一女子中学、江西省立第一中学。1929年受闻一多的聘请来到武汉大学任讲师，后先后任教于山东大学、华中大学、西南联大，1946年随校迁回北京，此后一直任教于北京大学。

楚辞研究是20世纪的一门显学，游国恩在青年时期就开始了楚辞研究，他以扎实的旧学功底和五四以来开阔的学术视野取得了卓越的成就。1925年，他出版了享誉学界的《楚辞概论》，这部书被沈玉成、高路明誉为“楚辞研究史上传统观点和现代方法之间的分水岭式的著作”②。

在《楚辞概论·总论·楚辞与北方文学》一章中突显出游国恩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邃的学术眼光。他在论述中着重分析了楚辞从《诗经》转化而来的演变轨迹。春秋时期，断章取义的《诗经》章句成为诸侯国之间的一种外交辞令，《左传》中就记载了很多楚国以《诗经》章句进行外交的例子，这说明当时的楚国虽地处南方，但对《诗经》非常熟悉。再从楚辞颇具特色的“兮”字来看，它在《诗经》中已经大量出现，这说明楚辞与《诗经》在语言形式上的继承关系，而从《天问》的四言到《离骚》的杂言又表明楚辞句式的演变状况。从这几方面来考察，楚辞的出现与《诗经》有密切的联系。游国恩又在《楚辞概论·总论·楚辞在文学史上的位置》中论述了楚辞与辞赋、骈文的关系，提出楚辞乃二者之祖的提法，这一点至今得到学界的认同。

在《楚辞概论》中，游国恩时常表现出卓越的创见。如对“离骚”的解释，班固认为：“离，犹遭也。骚，忧也。明己遭忧作辞也。”（《离骚赞序》）人们大都接受这一说法。而游国恩认为：“离骚”应是楚国一种歌曲的名称，意谓“牢骚”，《楚辞·大招》有谓“伏羲《驾辩》，楚《劳商》只”，王逸注为“《驾辩》、《劳商》，皆曲名也”，而“离骚”即“劳商”，二者是旁纽通转的双声字；而汉代扬雄在蜀时期曾拟《离骚》写过一篇《畔牢愁》，“牢”、“愁”为叠韵字，韦昭注为“牢骚”，“牢愁”、“牢骚”、“离骚”三者可相互通转，因此“离骚”二字不宜拆开来讲解。再如对《九歌》的解释，王逸认为楚国有祭祀作歌以乐诸神的风俗，而游国恩通过民俗学考察则认为，既知《九歌》是表现楚国风俗的产品，其中或言祀，或言情，处处都离不开巫觋，大概巫觋的职务与后来舞台上的优伶差不多，人们把他所歌舞演唱的情形记录下来，便成了十一篇诗歌。因此他认为《九歌》是对当时祭祀情况的一种记录，它的十一篇的形式对后世词曲的十一出或十一阕的样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游国恩在研究中尽可能地从楚辞文本和其他书籍中收集材料，然后对材料进行比对、辨析，找出内证与外证，得出新的结论。如他在《论屈原之放死及楚辞地理》中采用史实与楚辞互证的方法，将屈原流放江南之年定为顷襄王十三四年前后。其理由是屈原《九章·哀郢》有“曾不知夏之为丘，孰两东门之可芜”的句子，说明此时屈原已闻白起破郢的噩耗，而史载白起破郢在顷襄王二十一年，又《九章·哀郢》中有“忽若去不信兮，至今九年而不复”，那么从二十一年倒推九年，则屈原流放江南应为顷襄王十三年。同时，屈原本传谓令尹子兰使上官大夫在顷襄王面前谗毁屈原，顷襄王怒而迁之江南。而游国恩认为屈原再放江南应与齐楚连横之事密切相关。自怀王被秦国扣留，以至客死他乡，楚人始终怀恨在心，因此在顷襄王六年之前，楚国始终采取交好齐国、疏离秦国的外交政策，因此屈原得以重新起用。而顷襄王六年白起破韩，斩首二十四万，直逼楚国，顷襄王开始向秦国屈服。七年，楚国迎妇于秦，秦楚复交。十四年，与秦昭王会，结和亲，自此与秦国交好。屈原的连横之策宜在此时遭到废弃，因此屈原流放江南亦在此时为宜。

再如游国恩在《论九歌山川之神》中认为湘君、湘夫人乃配偶之神，湘君即舜，湘夫人即舜之二妃。《史记·秦始皇本纪》载，始皇渡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风，几不得渡。始皇问博士曰：“湘君何神？”博士对曰：“闻之，尧女舜之妻，而葬此。”而《山海经·中山经》就记载：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显然，民间早就有所谓湘君之说，而舜的故事恰发生于此，因此民间就将舜及二妃比附于神灵之体，游国恩认为“此则民俗相传，附之以虞舜之事也”^[47]。考之楚辞本文，《湘君》则曰：“君不行兮夷犹，蹇谁留兮中洲？美要眇兮宜修。”《湘夫人》则云：“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湘君》又云：“望夫君兮未来，吹参差兮谁思。”而《湘夫人》则曰：“沅有芷兮澧有兰，思公子兮未敢言。”《湘君》又云：“横流涕兮潺湲，隐思君兮陫侧。”而《湘夫人》则云：“闻佳人兮召余，将腾驾兮偕逝。”游国恩认为两篇针锋相对，皆为男女慕恋之辞，而湘君之称“君”，湘夫人称为“帝子”，则是因为舜得天下，而二妃乃尧之女的缘故。游国恩进一步提出设问：《湘君》、《湘夫人》为何都是思慕不得之词呢？他认为“以传说谓重华既死，二妃从之，不及而溺之故也”^[48]。最后游国恩说：

夫二女得留湘君于中洲，非以湘君配夫人而何？非以湘君为舜，夫人为二女而何？夫古以湘水有配偶之神而祀之，楚人实以舜事而歌之，此其传会亦诚巧合矣。故先秦两汉之儒者著书立说相沿而不废。后之人既不知湘君、湘夫人为配偶之神，又不知先秦以来之附之舜事也，实并以其夫妇分属之，不得单指舜妻。于是纷纷臆测，异说滋多，至专以二妃分属之湘君与湘夫人，如韩退之正妃次妃之说者，此则不达民俗根于传闻之过也。^[49]

对于楚辞研究，游国恩有一个宏大的设想——编纂《楚辞注疏长编》，即为《离骚》、《天问》、《九歌》、《九章》、《招魂》编纂汇注本。早在30年代，游国恩即已着手进行《离骚》、《天问》的旧注汇集工作，逐条加以按语。解放后，游国恩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仍不断做补辑工作。在业已完成的《离骚纂义》中，游国恩大体以两句为一节，按照时代顺序，先后排列诸家注释，然后以按语的形式阐明己见。如在“举贤而授能兮，循绳墨而不颇”句下列王逸、吕向、洪兴祖、朱熹、王夫之、朱冀六家之说，最后加以按语曰：“颇，偏颇，朱熹说是。不颇与莫差义相近。此二句亦概三王而言，五臣以为专指文王，非是。”^[50]此书所收注家几达170家，读者可从中考见诸家之说，也可见编纂者的判断与取向。可以说，《离骚纂义》是对历代《离骚》研究的一个总结，仅一部《离骚纂义》就达34万余字，是《离骚》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可惜的是，在《离骚纂义》即将完成之际，1978年游国恩突然去世，不得终其所愿。其后由金开诚、董洪利、高路明对《离骚纂义》继续加以参校，于1980年由中华书局出版。此后，金、董、高三人继续补辑《天问纂义》，于1982年亦由中华书局出版。可以说，《楚辞注疏长编》是游国恩毕生研治楚辞的一个总结，同时也是对楚辞研究的一个总结。

除上述人物，俞平伯（1900—1990）的红楼梦研究为20世纪红学发展开辟了新的局面。其《红楼梦辨》从文学意义上探求了高鹗所续的后四十回及其优劣，同时也探讨了《红楼梦》的风格、人物及版本等问题。同胡适仅考证《红楼梦》的作者和年代相比，俞平伯的《红楼梦辨》更着重于对《红楼梦》进行文学考察，属于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刘扬忠这样评价俞平伯的《红楼梦辨》：

事实上，胡适将考证运用于小说，虽然是在文学观念革新的基础上所做的方法上的革新，但他的《红楼梦考证》着重解决的是一部古典小说的作者和年代等问题。这一做法当然为小说（大而言之，文学）研究所必须，但基本上仍属于历史考证的范畴，更多地具有历史学的意义。小说研究作为现代意义上的文学研究的一个新开辟的重要部门，他的题内应有之义必须是将小说作为文学来对待、来研究；他在运用考证方法时，应该是把重点放在作品的文本上。要紧扣作品本身来进行将考证与批评鉴赏结合起来的文学性考证。在这个建设新学科的急迫问题上，客观形势在呼唤着新的人和新的成果迅速出台，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俞平伯，这位与胡适谊兼师友的“五四”先进人物，这位既有深厚的旧学根底、又有敏锐准确的文学感受和鉴赏力的年轻学者，紧接胡适之后于1923年出版了他那本在古典小说学术研究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专著《红楼梦辨》。^[51]

现在看来，说《红楼梦辨》在古典文学研究的现代化进程上具有开创意义，这个评估丝毫不过头。俞平伯具有诗人和文学史家的双重身份，他充分了解和熟悉文学创作的规律。和旧时的评点派和猜谜派不同，他把古典小说当作文学作品看待，把古典小说研究当作学术对待。《红楼梦辨》这一空谷足音似的早期成果，使刚刚接受了新学洗礼的“五四”时代的读者们清楚地认识到：古典小说是古典文学中重要的分支，应享有与“正宗”文学同等的地位。从此，小说研究在学术工作中的地位日渐提高，后来者研究古典小说所取得的成绩越来越多。可以说，以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和俞平伯的《红楼梦辨》的相次问世为标志，我国古典文学研究的观念解放了，方法更新了，领域拓宽了，门类齐全了，向现代科学迈进的步子加大了。^[52]

陆侃如（1903—1978）和朱自清（1898—1948）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成员。陆侃如的《中国诗史》在唯物史观和进化观念的基础上，保持传统朴学作风，注重材料的辨伪，对中国古代诗歌的流变、诗体的发生和变化及诗歌的艺术技巧等方面都进行了探讨。而朱自清的《诗言志辩》以“诗言志”、“比兴”、“诗教”、“正变”四部分为纲目，分别从众多的材料中梳理其历史演进，廓清其时代内涵。这两部著作同样成为20世纪古代文学研究的学术经典。

（黑龙江大学　宋皓琨　伊永文）

【注释】

[1]上海：《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2]上海：《小说月报》第12卷第2号。

[3]上海：《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

[4]上海：《小说月报》第12卷第6号。

[5]北京：《文学旬刊》第51期。

[6]《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7]北京：《文学旬刊》第51期。

[8]上海：《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

[9]北京：《文学旬刊》第53期。

[10]《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1]《我们对于国故应取的态度》，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2]《国故的地位》，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3]《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4]《韵文及诗歌之整理》，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5]上海：《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16]上海：《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17]北京：《文学旬刊》第51期。

[18]《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19]《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北京：《文学旬刊》第53期。

[20]《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北京：《文学旬刊》第53期。(www.daowen.com)

[21]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22]北京：《文学旬刊》第51期。

[23]上海：《小说月报》第17卷号外《中国文学研究》上册。

[24]上海：《小说月报》第13卷1922年7月10日第7号。

[25]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北京：《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26]《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北京：《文学旬刊》第51期。

[27]上海：《小说月报》号外第17卷号外。

[28]上海：《小说月报》第14卷第1号。

[29]浦江清：《浦江清文史杂文集》，第128页，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1993年。

[30]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第2页，北京：商务印书馆，2005年。

[31]顾颉刚：《古史辨》第三册，第309~366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

[32]俞平伯：《红楼梦辨》，第6~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33]《红楼梦学刊》编辑委员会：《深切悼念顾颉刚先生》，北京：《红楼梦学刊》，1981年第2辑。

[34]俞平伯：《红楼梦辨》，第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3年。

[35]宋广波编：《胡适红学研究资料全编》，第437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5年。

[36]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3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37]蒋凡编：《郭绍虞说文论·导言》，第1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8]蒋凡编：《郭绍虞说文论》，第1页，第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39]蒋凡编：《郭绍虞说文论》，第1页，第7~9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0]蒋凡编：《郭绍虞说文论》，第219~227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1]蒋凡编：《郭绍虞说文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

[42]郭绍虞：《照隅室古典文学论集》上册，第88~103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

[43]朱自清：《评郭绍虞<中国文学批评史>上卷》，见《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0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4]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5]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第545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

[46]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321页，第432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

[47]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96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8]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97页，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49]游国恩：《游国恩学术论文集》，第97页，第97页，北京：中华书局，1999年。

[50]游国恩：《离骚纂义》，第230页，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

[51]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484~485页，第486~4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52]王瑶主编：《中国文学研究现代化进程》，第484~485页，第486~487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