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1年6月，郑振铎在《文学旬刊》第4号上发表杂谈《新旧文学的调和》，在文中他提出“现在自命为国粹派的，却是连国粹也不明白的”。1922年《小说月报》第13卷第7号上刊载沈雁冰给万良濬的回信，在信中沈雁冰也指出：“今年提倡国粹的声浪从南京发出，颇颇震动了死寂的空气；我拜读过好几篇，觉得他们的整理国故有些和孙诒让等前辈同一鼻孔出气——是表彰国故，说西洋现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国固有的。这期间，难免牵强附会……我觉得现在该不是‘民族自夸’的时代，‘民族自夸’的思想也该不要再装进青年人的头脑里去罢？我对于这种样的‘整理国故’真不胜其怀疑了。”这表明文学研究会在整理国故方面审慎和理性的态度。

文学研究会认为，中国旧文学杂芜漶漫，其中可称之为文学的部分少之又少，故应该整理出眉目来，去粗取精。

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说：

原来中国人所崇的“文”，并不是“文学”的“文”，乃是所谓“六经之道”，为帝王保守地位的“文”……至于近代，因西洋小说介绍进来的缘故，大家才稍稍承认了小说在文艺上的地位。

所以我们要明白中国文学的真价，要把中国人的传说的旧文学观改正过，非大大的下一番整理的功夫，把金玉从沙石中分析出来不可。

总之，我们研究中国文学，非赤手空拳，从平地做起不可。以前的一切评论，一切文学上的旧观念都应一律打破。无论研究一种作品，或是研究一时代的文学，都应另打基础。就是有许多很好的议论，我们对他极表同情的，也是要费一番洗刷的功夫，把他从沙石堆中取出，而加以新的证明，新的基础。^[5]

余祥森也认为：

嬴秦以前的国故的确有完全文学的价值。嬴秦以后的国故虽然有些文学的价值，但大部分都是无谓的工作……如其没有文学价值，我们不只应当拒绝他还有扑灭他；因为他在文学中已铸了不少的大错，如今再让他存在，不啻间接阻碍文学发达。如其有文学的价值，我们须加以深切的研究，方才能够发挥他底光辉。^[6]

同时，人们认为从前的研究存在一些缺陷，如郑振铎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就说：

我们中国的文学研究者，则不惟没有世界的观念，便连一国或一时代的统一研究，也还不曾着意。他们惟知道片段的研究一个或几个作家。用这种文学的统一观，为代替他们的片断的个人研究，实是很必要的。

但是说起来可怜，中国人便连这片断的个人研究也不曾研究得好呢！他们所谓研究，便是做“年谱”与“注释”。能够对于一个作家的性格与作品，有一种明了的切实的批

评的实在是万不得一。^[7]

郑振铎进而又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说：

在这样的一个文学之国，有这样长的文学历史，具着这末繁富的文学作品的之中，我们却诧异的看出她的文学之研究之绝不发达；文学之研究，在中国乃像一株盖在天幕下生长的花树，萎黄而无生气。所谓“文史”类的著作，发达得原不算不早；陆机的《文赋》，开研究之端，刘勰的《文心雕龙》与钟嵘的《诗品》继之而大畅其流。然而这不过是昙花一现，过此，则此类著作又无影无踪了……将近百余种的诗话，大都不过是随笔漫谈的鉴赏话而已，说不上是研究。

统而言之，自《文赋》起，到了最近止，中国文学的研究，简直没有上过研究的正轨。^[8]

针对此前产生的一些文学史著作，馥泉在《整理中国古代诗歌的意见及其他》中指出：

（此前的一些文学史著作）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思潮都以为没有关系似的委弃的，——至多，只讲些佛教底影响，以诗取士的影响等等，从没有把一时代的文学思潮，“全个”地提供给读者的。^[9]

因此，顾颉刚认为整理国故就是要客观地认识国故。他说：

我们也有一个态度，就是：“看出它们原有的地位，还给它们原有的价值。”^[10]

同时顾颉刚认为整理中国旧文学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建设新文学，他说：

生在现在的人，要说现在的话，所以要有新文学运动。生在现在的人，要知道过去的生活状况，与现在各种境界的由来，所以要有整理国故的要求……国故里的文学一部分整理了出来，可以使得研究文学的人明了从前人的文学价值的程度更增进，知道现在人所以应做新文学的缘故更清楚；此外没有别的效用。^[11]

王伯祥也认为整理国故与新文学运动的关系密不可分，他说：

现在研究文学的人，往往把“整理国故”和“新文学运动”看做两件绝不相涉的事情，并且甚至于看做不能并立的仇敌。其实这是绝大的冤屈！因为他们俩在实际上还是各有各的位置，各有各的真价，尽有相互取证，相互助益的地方。我们无论研究哪一类的学问，本来只有一个公开的态度，我认为相类的，固应采取，即我认为反对的，也应一究他们的真相。这样做去，研究便有了对象，然后可以寻出为什么必需采取，为什么应当反对的道理来，一切问题才有了解决。

我以为“整理国故”是历史的观念，“新文学运动”是现代的精神，这两件事在今日，都是不可偏废的。我们既是现代的人，自然要过现代的生活，决不应“高希皇古”，“游心太初”；但无论什么事物，必有他历史上的过程，我们在历史上寻究他的来源，观察他的流变，当然也是分所应为的事……而且可以明了现代精神所由来，确定他在今日的价值。^[12]

余祥森也认为：

国故二字实含有善恶两种。现在只就狭义上说他，当然只指有研究价值的那一种国故。这种国故，老实话说，就是我们中国的旧文学，但凡旧文学底实质，和新文学底实际是一样的；因为他们同是文学，同是普遍的真理表现；所以凡是真正的文学作品，都有永久的价值。(www.daowen.com)

整理国故，就是新文化运动当中一种任务。他的地位正和介绍外国文学相等。……我们的最后目的就是：实现新文学。^[13]

而严既澄则认为整理国故的目的是要使后人更便于认识和学习它。他说：

所谓整理，就是从浩如烟海，漫无端绪的载籍中，理出一条道路来，使诵习的和学作的人得一条便利的可以遵循的正路。于此可知从整理所得的效果，第一是与人便利，俾收事半功倍之效，第二是导人于正轨，俾不致一往直前，陷于歧路；必兼具这两种功效，才算得是完成了整理的功夫。由是，凡讨论怎么样去整理国故的人，首先要讨论怎么样能与学者以便利，怎么样能导学者于正轨。^[14]

从上述表述可以看出，无论表述有何不同，其着眼点都在于古为今用。而他们整理国故的方法，虽也不尽相同，但其共同点不外两个：一是搜集资料，二是研究资料，研究资料包括甄别、考证、分析。

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指出新途径之一，即“归纳的考察”。这里所说的“归纳的考察”，就是搜集材料，对材料进行分析、取证，然后得出适当的结论，包括了搜集资料与研究资料两项内容。郑振铎指出：

自归纳的考察方法创立后，“无证不信”便成了一个信条。他们怀疑，他们虚心的去考察，直等到有了种种的证据，充分的足以证明某一个东西的真相是如此时，他们才肯宣言道：某件东西的真相是如此如此。

有了这样的研究方法与观念，便不再能称臆的漫谈，不能使性的评论了，凡要下一个定论，凡要研究到一个结果，在其前，必要在心中千回百折的自喊道：“拿证据来！”

等到证据搜罗得完备了，等到把这些证据或材料归纳得有一个结果了，于是他的定论才可告成立，他的研究才可告终结。所以他们不轻信，他们信的便是真实的证据；他们不轻下结论，他们下的定论便是集合了许多证据的归纳的结果。

在这一点上，郑振铎十分赞赏胡适的《红楼梦考证》。他说：

他们（笔者按：索隐派）把路走错了，走入荆棘中了，所以他们的研究成了猜谜似的戏举。到了胡适的《红楼梦考证》出来，用的却是新的方法，是归纳的研究方法，他先把著者是谁的问题解决了。既知曹雪芹是他的作者，于是又进而研究曹雪芹的家世及生平。既知他是曹寅的孙子，家业很繁盛，到了他的后半生很穷苦；于是与《红楼梦》中所记的事迹细细的对照一下，便可知道他备记的“风月繁华之盛”，乃是他所身历的，回首当年，作者真不禁要“洒一把辛酸泪”。

郑振铎进一步说：

这个归纳的观念真是一个重要的基本观念，发见于文学的研究上。有许多未决的文学问题都可以用了这个方法去解决：用了这个方法去解决的事件，其所得到的结果，至少是“虽不中不远矣”，决不会有以前“红学家”那末样的附会的结语与研究的。^[15]

此外，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所开辟的第二个研究新途径，就是新材料的发现，如佛曲、弹词、鼓词等等，这主要是针对历来文学研究的领域狭小而言的。他说：“我们向来不仅研究的方法未备，即研究的对象也很狭小；其初我们仅知以诗、古文词为研究的标的，所谓文学史者，不过是一部诗歌及古文的发展史而已……中国文学乃是一个深渊，乃是一个大密林，在其中未被发见的巨著还多着呢，还多着呢。”^[16]

郑振铎所开辟的第三个研究新途径，就是整理中国文学的类目，厘清中国文学的面貌。对此，他早在1922年《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17]中就提出把中国旧文学分为九类：“诗歌”、“杂剧、传奇”、“长篇小说”、“短篇小说”、“笔记小说”、“史书、传记”、“论文”（诸子等有思想价值又有文学地位的著作）、“文学批评”、“杂著”（包含奏议、诏令等）。1927年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进一步把中国文学分为九个大类，即“总集及选集”、“诗歌”、“戏曲”、“小说”、“佛曲弹词及鼓词”、“散文集”、“批评文学”、“个人文学”、“杂著”。其中“批评文学”即文学批评著作，“个人文学”即关于作家个人的著作，如日记、尺牍、自传等。“杂著”则是指不能归于上述八类的著作的总称。郑振铎又在这九大类下细分出40小类，如“小说类”分为“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童话及民间故事集”，而在“短篇小说”下又分出“传奇派”、“平话派”、“近代短篇小说”。再如“批评文学”分为“一般批评”（如《文心雕龙》等）、“诗话”、“词话”、“曲话”、“文话”、“其他”（如关于作家研究的学术著作、关于作品研究的学术著作、关于一时代之研究的学术著作，等等）。

余祥森对于国故的整理，同样侧重于材料的搜集与甄别，他所拟定的方法为：A.搜集；B.选择；C.汇别。其所谓“选择”即给作品分出优劣，“汇别”即如他所说“是材料的种类问题。原来文学作品是代表文学家自身，所以作品的事实，虽然截然不同，但他们的精神却有密切的关系。又文学家底品性，思想，行为等等都是受时代和环境所影响的。但一时代有一时代的特性，所以同时代同地方的文学作品，总有一个共通的要点。须把时代和地方做纲领，将文学家分类纳入这纲领之中，再把他底作品按他底年龄顺序列下。使将来研究的人省却许多麻烦的手续。”并认为“这就是整理的最后手续”。^[18]

对于材料的搜集与考证，馥泉认为：

近代的文学（姑且假定汉以前为古代；汉以后，即自三国起，至现在为近代），固然因为卷帙浩繁，难于整理；但古代的文学，因为作品底真伪难辨（辨真伪，是整理古代文学的大工作），而且作家底传记难于真确的整段的记载，所以觉得真是要详详细细地整理古代文学底一部分已足够消遣我们底一生了，——至少，已足够消遣我们底大半生了。^[19]

不同的是，馥泉把对当时文学思潮的考察放在了前面，因此馥泉所拟定的方法有六个方面：（一）当时的文学思潮及其他，（二）搜集材料，（三）考证材料——辨真伪，考窜加等，（四）审定材料——是否诗歌，（五）作者传记，（六）考证作者传记。^[20]

而当材料的搜集、甄别完成后，就面临如何处置材料的问题。顾颉刚接下来要做的是“批评”、“比较”。他在《我们对国故应取的态度》中说：

至于整理的方法，大约可以分做四段：第一是收集，第二是分类，第三是批评，第四是比较。收集时，无论什么东西都要，只消是过去的社会中所产生的。分类是把收集来的材料归纳起来，尽了分类的能事去处置它们（一件材料尽可互见几十类），使得他们的性质可以完全表显出来。材料有了，性质也知道了，就可加上批评，说明它们承前的原因是什么，当时的位置是怎样，传到后来的影响又是怎样。各种的关系都明白了，才可拿来与古今中外同类的思想学术相比较，看出它们彼此的价值。整理的事情完了，各种的国故在科学中都有它的立足点了。^[21]

郑振铎则注重运用进化的观念分析材料。对于进化的观念，他在《整理中国文学的提议》中解释说：

“进化”二字，并不是作“后者必胜于前”的解释。不过说明某事物，一时期，一时期的有机的演进或蜕变而已。所以说英国文学的进化，由莎士比亚，而史格德，而丁尼生。并不是说丁尼生比莎士比亚一定好。这种观念是极重要的。中国人都以为文学是不会变动的。凡是古的，都是好的。古人必可以作为后起之人的模范。所谓“学杜”，“学韩”，都是受这种思想的支配。如果有了进化的观念，文学上便不会再有这种固定的偶像出现，后起的文学，也决不会再受古代的传袭的文学观的支配了。^[22]

郑振铎在《研究中国文学的新途径》中进一步廓清了“进化”的观念，他说：

进化论更可帮助我们廓清了许多传统的谬误见解。这些谬误见解之最大的一个，便是说：古是最好的，凡近代的东西总是不如古代的。明清之诗文不如唐宋，唐宋之著作，不如汉魏，这是他们所执持着的议论。进化的观念，不是完全反对他们，乃是告诉他们以更真确的真理。原来，文学的东西，本不能以时代的古今，而比较其优劣，说古代的东西，一定不如近代的，正与说近代的东西，一定不如古代的一样的错误。所谓“进化”者，本不完全是多进化而益上的意思。他乃是把事物的真相显示出来，使人有了时代的正确观念，使人明白每件东西都是时时随了环境之变异而在变动，有时是“进化”，有时也许是“退化”。文学与别的东西也是一样，自有他的进化的曲线，有时而高，有时而低，不过在大体上看来，总是向高处趋走。^[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