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极其重视古典小说中的写实原则，并将这种客观写实的态度贯彻在他的古典文学研究之中。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谈到：

一九二○年底、一九二一年初，新文学界对《红楼梦》的理解进入新的阶段。鲁迅从一九二○年起在北京大学等高等学校讲授中国小说史课程……鲁迅从本质上阐述了《红楼梦》的现实主义的特点，指出：“至于说到《红楼梦》的价值，可是在中国小说中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和从前的小说叙好人完全是好，坏人完全是坏的，大不相同，所以其中所叙的人物，都是真的人物。总之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按，出自《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第六讲）这样鲁迅就为新文学的现实主义找到了一个古老的典范，确定了一套基本的原则。鲁迅小说的创作原则和他对《红楼梦》的这些论述在精神上是一致的……^[156]

杨义又以为，“鲁迅高度赞扬《红楼梦》‘叙述皆存本真，闻见悉所亲历，正因写实，转成新鲜’（按，出自《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四篇）。鲁迅是坚持这条现实主义原则的”，“鲁迅说：‘《红楼梦》中的小悲剧，是社会上常有的事。’（按，出自《坟·论睁了眼看》）何以《红楼梦》能够写出这种真正的社会悲剧呢？鲁迅认为：‘其要点在敢于如实描写，并无讳饰。’这就和鲁迅反对‘瞒和骗’的文学，要求作家取下假面，真诚地、深入地、大胆地看取人生并且写出它的血和肉来相一致了……”^[157]

在谈到鲁迅对《儒林外史》结构的评价时，杨义则说：

但是对于它（按，指《儒林外史》）的结构，人们到底不能没有遗憾。鲁迅的话还是客观的现象描述：“惟全书无主干，仅驱使各种人物，行列而来，事与其来俱起，亦与其去俱讫，虽云长篇，颇同短制；但如集诸碎锦，合为帖子，虽非巨幅，而时见珍异，因亦娱心，使人刮目矣。”（按，出自《中国小说史略》第二十三篇《清之讽刺小说》）在“惟”、“亦”、“虽”、“而”一类虚词之间，推崇处也流露一点遗憾。^[158](www.daowen.com)

于中可见鲁迅艺术经验之辩证与客观。

杨义在同书中又指出：“鲁迅对《红楼梦》的创新精神极为重视，他纵观中国古典小说的历史发展，做出了这样具有高度历史感和科学性的结论：‘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五四时代是一个革旧鼎新的大时代，创新精神是五四时代的基本精神之一。鲁迅的这种结论不仅具有历史感，也具有时代感，他在一篇宣言性的文艺论文中说：‘没有冲破一切传统思想和手法的闯将，中国是不会有真的新文艺的’，‘早就应该有一片崭新的文场，早就应该有几个凶猛的闯将！’（按，出自《坟·论睁了眼看》）联系该文对《红楼梦》原作者和续作者的轩轾，可以说鲁迅在呼唤出现几个现代的曹雪芹。鲁迅是真正的创新论者……从艺术创新上说，鲁迅确实是把曹雪芹的事业，在新的时代要求下大大推进一步了。”^[159]

正是基于这种重写实、重创新的学术理念，鲁迅成为“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对此，齐裕焜在《鲁迅是中国小说史研究的开拓者——读<中国小说史略>》一文中有详尽的论述：“《中国小说史略》最重要的功绩是建立了中国小说史的比较科学的体系”。“在前人从未写过小说专史的情况下，最难办的莫过是建立体系的问题。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作了艰巨的整理工作，勾勒出我国古典小说发展的基本轮廓，建立了比较科学的体系，为小说史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奠定了基础。”“首先是划分小说史研究的范围”；“其次，对中国古代小说进行了较为科学的分类”；“第三，划分小说史发展的阶段，考察小说发展的社会原因”。此外“又非常重视考察小说内部发展的情况，探求其变化的规律”。“《中国小说史略》对作品作了精辟的分析和恰当的评价，对文艺创作的基本规律提出了很多宝贵的见解，这是《中国小说史略》的另一个重要功绩”。“对作家作品的深入研究，却是写好一部小说史的基础。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中，对作品和小说发展的潮流作了言简意赅、鞭辟入里的分析和精采准确的评价，为后来的研究工作起了示范作用。例如，鲁迅对清代最重要的三部作品《聊斋志异》、《儒林外史》、《红楼梦》所作的评价就是很好的例子。”“鲁迅对小说史上出现的文学潮流，带有倾向性的文学现象，也作了切中要害的评论。”“鲁迅在对文学潮流和具体作品作深入分析、研究时，又接触到文艺创作的一些基本规律”：“第一，强调文艺的真实性”；“第二，强调文艺作品的概括性和典型性”；“第三，强调文学用形象反映生活的特点”；“第四，全面地评价作品，正确处理政治标准与艺术标准的关系”，“对思想内容比较落后，甚至反动而艺术上有成就的作品，也不一概否定。既批判其落后或反动的思想，又肯定其艺术上的某些成就。如对《阅微草堂笔记》，鲁迅指出纪昀要与蒲松龄唱对台戏，着力宣扬封建思想，力求有益于‘风教’的意图……又充分肯定《阅微草堂笔记》的艺术成就：‘隽思妙语，时足解颐；间杂考辨，亦有灼见。叙述复雍容淡雅，天趣盎然，故后来无人能夺其席”。对《荡寇志》，“指出它与《水浒传》的‘立意正相反’，‘思想实在未免煞风景’”，又指出“俞万春‘他的文章，是漂亮的，描写也不坏’。‘采录景象，亦颇有施罗所未试者，在纠缠旧作之同类小说中，盖差为佼佼者矣’”。“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材料工作的贡献。《中国小说史略》在当时条件下是收集了最丰富充实的小说资料，并且对材料进行了严谨的辨析和系统的整理……使《中国小说史略》在材料上既充实又可靠。因此，《中国小说史略》在材料上也做了‘开荒’的工作，为后继者提供了良好的基础。”

当然文中也指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及《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等著作，都完成于1927年前……当时他的思想仍然是以他所理解的进化论为基础的”，因而“也难免存在一些局限”。^[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