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研治古典文学的方法，蔡元培以为，“鲁迅先生本受清代学者的濡染”，故校勘《嵇康集》“完全用清儒家法”，“惟彼又深研科学，酷爱美术，故不为清儒所囿，而又有他方面的发展……《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唐宋传奇集》等，已打破清儒轻视小说之习惯”，“蹊径独辟，为后学开示无数法门，所以鄙人敢以新文学开山目之”。^[146]郑振铎也指出：“这是乾嘉诸大师用以辑录校周秦古籍的方法。而用来辑校古代小说的，却以鲁迅先生为开山祖。而其校辑的周密精详，至今还没有人能够追得上他。”^[147]

鲁迅认为，“考证固不可荒唐，而亦不宜墨守”^[148]，“弄古书，要没有道学气，以避免迂阔和拘泥；但也绝对不宜有才子气”^[149]。他反对胡适“往往恃孤本秘笈，为惊人之具”的治学路数，指出：“我法稍不同，凡所泛览，皆通行之本，易得之书，故遂孑然于学林之外，《中国小说史略》而非断代，即尝见贬于人。但此书改定本，早于去年出版，虽曰改定，而所改实不多，盖近几年来，域外奇书，沙中残楮，虽时时介绍于中国，但尚无需因此大改《史略》，故多仍之。”^[150]于中可见鲁迅治学方法的特出之处与卓越成就。

鲁迅曾师从章太炎，所以他的文学史著作显示出“在文字学上的根底”，“对魏晋的研究有功力，并有心得处”，与此同时，鲁迅又有“敏锐的眼光”，所以他的文学史著作像他的杂文一样，“对事物每有揭露底蕴、比常人深入一层的看法”。^[151]郑振铎指出，“鲁迅生平最看重‘学问’”，但又与“为‘书’所奴役，无目的的工作着”的“校勘家”、“目录家”不同，“鲁迅所做的校辑工作都是有目的有意义的工作”。^[152]“他是最精密的考据家、校订家。他的校订的工夫是不下于顾千里、黄荛圃他们的；而较他们更进步的是，他不是考据，校订为止境。”^[153]“他的治学精神，和他的最勇敢的战士的精神一样，黑白分别得很清楚。他嫉恶如仇，但却以最公正的态度出之。他有最公平的判断，但决不作依违两可之论。他以最深刻的研究，最尖锐的观察，来作这种判断的基础。他在学问上也是决不妥协的！”^[154](www.daowen.com)

高寒（楚图南）在《鲁迅的学术上的新精神》一文中说：“在学术上，鲁迅可以说理解了一切旧学的精华，也能应用了一切旧学的方法，但仍能彻底地批评旧学，怀疑旧学，甚至于踢开旧学”，具有“彻底革命的或战士的态度”，“咬定了现实的认真的态度”，这是鲁迅整个精神也是他的治学精神的“最伟大之点”，它“矫正”了那种埋头书斋不问现实的坏风气。这种新精神，“使他在学术上的影响比民国以来，甚至于晚清以来任何学者都要来得伟大、普遍、悠久、深刻”。这种新精神，“指示了未来学术界的新的大道和新的方向。以鲁迅为界，划出了一个新的时代”。^[15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