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文学史纲要》[115]原是鲁迅1926年在厦门大学讲授中国文学史课程时编写的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次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作者生前未正式出版，1938年编入《鲁迅全集》时改用此名。此系鲁迅计划编纂的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未完稿，上自先秦，下至西汉，以文言写成，共十篇，每篇末列有参考书。
该书的特色主要有以下两个：一是注意揭示文学自身的发展规律，主要对诸文学现象进行纵向的梳理和比较，如探讨老庄思想的联系与区别，诗、骚、赋之间的渊源关系等；二是点面结合，既注意突出代表作家，又不忽视时代全貌，如介绍老庄而兼及孔、孟、墨翟等，介绍汉武帝文术之盛后又着重介绍司马相如和司马迁。
李长之指出，“在《汉文学史纲要》中还缺少综合性的结论”[116]。金灿然《鲁迅与国故》以为“大概因为是提纲吧，各篇都极简单，且很少特出的见解”[117]。
时萌《<汉文学史纲要>札记》[118]对这部文学史分析得较为详尽。他认为“这本纲要……虽则繁证博引，但剪裁安排之中往往显示主见；评议文章人物，虽寥寥数语却言简意赅，以少胜多”，“以鲜明的观点统率资料，就是这本讲义的特色”。他指出，“文艺起源于劳动这一问题，当时鲁迅已开始从唯物史观的角度去认识”，“鲁迅以新见破旧说……鲜明地涉及了群众创造历史这一非凡重要的课题”，“借排列史料以显观点……治文学史而注意及阶级对立的反映，实为嚆矢”。“虽是胪陈史料，但也显出其眼光独到之处”，“在当时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可说是彗星初现，冲开迷雾，廓清了陈腐的气息”。此外还谈到，“早前一些旧文学史著作，涉及先秦诸子，往往局限于谈论文体或考证训诂，很少作思想批判。鲁迅却一反迂腐的习见，注重以思想批判为主，尤其着重抨击老庄的消极避世思想，更如警钟木铎，赋有鲜明的现实的战斗意义”，“当然，鲁迅也并不忽视诸子散文的艺术特色”，“有批判，也有借鉴，鲁迅都掌握了恰当的分寸”，而“趋时，还是愤世，是鲁迅臧否人物的标尺”。
《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19]原是鲁迅于1927年7月23日、26日在广州夏期学术演讲会上的讲稿，后经整理改定发表。这是一篇关于魏晋文学的长篇专题论文，同样是鲁迅计划编纂的中国文学史的一部分。鲁迅在开篇指出：“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120]此即“知人论世”的方法。论文选取魏晋文学发生重大变化的三个时期进行分析：即以三曹和“建安七子”为代表的汉末魏初、以“竹林七贤”为代表的魏末晋初和以陶渊明为代表的东晋至晋末，深刻论述了魏晋文学与时代风尚与政治环境的关系。其中，鲁迅对“竹林名士”反礼教的思想特点论断极为精警：“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那崇奉也不过偶然崇奉，如曹操杀孔融，司马懿杀嵇康，都是因为他们和不孝有关，但实在曹操司马懿何尝是著名的孝子，不过将这个名义，加罪于反对自己的人罢了。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121]此外，鲁迅对于陶渊明的“平和”也有独到的见解，认为“他于世事也并没有遗忘和冷淡，不过他的态度比嵇康阮籍自然得多……而且汉魏晋相沿，时代不远，变迁极多，既经见惯，就没有大感触，陶潜之比孔融嵇康和平，是当然的。”“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既然是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诗文也是人事，既有诗，就可以知道于世事未能忘情。”“陶潜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也不能忘掉‘死’，这是他诗文中时时提起的。用别一种看法研究起来，恐怕也会成一个和旧说不同的人物罢。”[122]
何幹之以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从作者的环境、经历来评判他的作品”，“论魏晋文学的环境，社会的扰攘，野蛮民族的侵入，佛学的输入等，是主要的因素，鲁迅用了这观点去探求那时代的文学，尤其把酒、药、环境和文章的关系，说得非常生动，真是说出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是一篇“有价值的著作”，“试把这篇演讲和胡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中关于魏晋文学一章比一比罢，真是截然两样的著作。”认为此篇优于胡适对魏晋文学的论述。[123](www.daowen.com)
鲁迅校勘整理魏晋文学的成果，则以《嵇康集》为代表。该文集是鲁迅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为底本，1913年至1931年间几经校录而成：1913年10月15~20日，以明代吴宽丛书堂钞本《嵇康集》十卷为基础校本，对照《全三国文》进行校勘[124]；1915年7月，用明代张溥编印的《汉魏六朝百三名家集》中的《嵇中散集》校丛书堂本[125]；1916年2月，用明代程荣刻印的《嵇中散集》十卷本校丛书堂本；1921年1月，以明代张燮编刻的《七十二名家集》中的《嵇中散集》六卷本校丛书堂本；1921年2月12日“校《嵇康集》一过”，3月2~8日，以明张燮六卷本《嵇中散集》校清代《四库全书》的文澜阁钞本（所钞为明代黄省曾刻本），3月20日，“夜校《嵇康集》，用赵味沧校本”[126]；1922年2月16~17日，“以南星精舍本《嵇康集》校任（案：疑为汪）刻本”。即用明嘉靖乙酉（即嘉靖四年）黄省曾仿宋刊本《嵇中散集》十卷校明万历年间汪士贤所刻《二十一名家集》（即《汉魏诸名家集》）中的《嵇中散集》十卷本，8月，用张溥刻本校《嵇康集》[127]；1924年6月1~8日，用黄省曾刻本校《嵇康集》，至此《嵇康集》基本写定[128]；1931年11月13日，又用涵芬楼影印宋本《六臣注文选》校《嵇康集》[129]。
自1913至1931年，鲁迅对《嵇康集》共校勘了十遍，抄写了三遍，其中第三遍鲁迅只抄写了前两卷，后八卷是许广平抄写。此外，鲁迅校勘所使用的抄本还有一遍为张宗祥所抄。[130]所以连同张宗祥的抄本在内，共有四部抄写本。《嵇康集》鲁迅生前未印行，逝世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附有《序》[131]、《跋》[132]、《<嵇康集>逸文考》[133]和《<嵇康集>著录考》[134]。
此《嵇康集》为十卷本，由《序》中可知，原有目录“是校后续加”，“今据本文，别造一卷代之”。丛书堂钞本原有朱墨三校，鲁迅校录的原则是“排摈旧校，力存原文”。此外，《序》中谈到《嵇康集》的著录及刊刻情况，指出丛书堂本与黄省曾本的关系：“根源实同，而互有讹夺。惟此所阙失，得由彼书补正，兼具二长，乃成较胜”，又介绍了校勘的体例、用以比勘的刻本及参考资料、钞本较之原本的阙失及补足情况等。鲁迅又在《<嵇康集>逸文考》和《<嵇康集>著录考》的基础上完成了《<嵇康集>考》，全文以案语形式写成，共分三部分：一、考卷数及名称；二、考目录及阙失；三、考逸文然否，作者称写作原因是“尝写得明吴匏庵丛书堂本《嵇康集》，颇胜众本，深惧湮昧，因稍加校雠，并考其历来卷数名称之异同及逸文然否，以备省览云”[135]。
许寿裳回忆说：“自民二以后，我常常见鲁迅伏案校书，单是一部《嵇康集》，不知道校过多少遍，参照诸本，不厌精详，所以成为校勘最善之书。”并赞赏鲁迅校勘《嵇康集》“功夫的邃密”。[136]
郑振铎指出：“鲁迅所辑各书……其中用力最劬者自为《嵇康集》，前后校录不下五六次，至死还不肯问世。”[137]
鲁迅虽没能为我们留下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但却留下了极可宝贵的意见。他在《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中国文学史，研究起来，可真不容易，研究古的，恨材料太少，研究今的，材料又太多，所以到现在，中国较完全的文学史尚未出现。”[138]刘大杰回忆1934年冬天的一个下午，自己与郁达夫在内山书店遇到鲁迅先生，谈到文学史问题时，鲁迅说：“文学史很需要，但写得好并不容易。中国文学史时间太长，内容太多，一个人的力量有限，要大家动手。研究戏剧的写戏剧史，研究诗的写诗史，研究汉的写汉，研究唐的写唐；基础打好了，文学史才写得好。总之，要积累材料，要多看原书。你抄我的我抄你的，那就是取巧！”[1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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