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史研究在鲁迅的古典文学研究乃至全部治学经历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他在计划编辑自己全集时曾拟分三大部分:“人海杂言”、“荆天丛草”和“说林偶得”。其中前两部分是他的杂文集和小说集,第三部分则是他的小说史著作及所辑集的小说史料。张若英在《作为小说学者的鲁迅先生》一文中指出:“中国的小说,是因他而有完整的史书,中国小说研究者,也因他的中国小说史的产生,才有所依据的减少许多困难,得着长足的发展。”[5]何幹之在《鲁迅思想研究》中也说:“鲁迅研究中国古文学的最大业绩之一是他著述小说史……作者对于中国小说史,确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加以对于小说史料的校订辑录,汇集起来,确是小说史的大事。”[6]唐弢则指出,《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等“有见解,有系统,有虚心的探求,十分谨严”[7]。
鲁迅的小说史著述可分为史论著作和文献整理两大部分:史论著作以《中国小说史略》(以下简称《史略》)为代表,辅之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下简称《变迁》);文献整理则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分别为《史略》前七篇、中四篇和后十七篇的史料基础。
1.《中国小说史略》(附《变迁》)
《中国小说史略》打破了“中国之小说自来无史”[8]的局面,它是我国第一部系统的小说史专著。该书以文言写成,全书二十八篇,前有《题记》和《序言》,篇末附有《后记》。[9]《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写成,共分六讲,它是《史略》的缩编,而时有新见,可与《史略》相互补充和印证。二书篇目对照如下:
(1)《史略》的特色
第一,《史略》是“从根本上做工夫起”[10],“光是搜集材料,就不失为一大事业”[11]。张若英指出,《史略》“不止于是一部‘史’,也是一部非常精确的‘考证’书,于‘史’的叙述之外,随时加以考释,正讹辨伪,证本清源……鲁迅先生以历史的,同时又是考据的态度,来从事整理成‘史’而又可‘信’,这是在方法上最见卓识的地方”[12]。与此同时,正如唐弢所言,“他从来不肯把古书当烂膏药,像那些搬运家一样,在自己的文章里胡贴一阵。‘夜读’既不乱‘抄’,‘风雨’尤忌瞎‘谈’,他有的是锐利的眼光,认真的精神”[13]。
第二,《史略》采用了鲁迅所谓“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14]的书写体例。鲁迅试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15],故“以时代为经”。全书除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外,以下二十七篇上自神话与传说,下讫清末谴责小说,基本以时代发展为序,全面考察中国古代小说发展的内部规律,揭示其在思想、内容和形态等方面的渊源流变关系。张若英指出,《史略》“在体例上最见特色的,是鲁迅先生只注意于‘蜕化的迹象’,而寻其发展,在必要时,亦叙其对前人的拟作。于一体例的兴,也围述其根源,趋向,有时也说到发展的结果。所以,于史的部分,开始于上古的神话传说,继之以汉人小说,六朝鬼神志怪,然后是唐传奇,宋话本,元明讲史,再及于明清的章回小说”[16]。这部著作又“以文章的形式为纬”,或着眼于题材,或着眼于体式,有时为集中说明一种文学现象,也会突破时代的限制,如历来模仿《世说》者附在《世说》之后,清代讲史提到元明部分等。当代学者陈平原在《小说史:理论与实践》一书中则指出:“将小说类型的演进作为中国小说史叙述的重点,构成了鲁著的一大特色。而这里面蕴涵的小说史意识即是,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把中国小说(尤其是元明清三代的章回小说)的艺术发展理解为若干主要小说类型演进的历史。这一学术思路,终于使得小说史的研究摆脱了作家作品点评的传统方式,走向综合性的整体把握。”[17]此外,“其于一时影响最大的著作,有时也特加强调,不株守例则,如六朝部分之《世说新语》与其前后章。于重要著作,亦不惜巨大篇幅,详加论列,从作者,内容,一直到版本的异同。第十五篇元明传来之讲史下,专说《水浒传》的版本沿革,即其一例。”[18]
第三,《史略》充分体现了鲁迅“知人论世”的方法论。[19]他说,“我们想研究某一时代的文学,至少要知道作者的环境,经历和著作”[20]。“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21]《史略》即注意揭示小说史上诸文学现象产生的思想文化背景、社会政治背景以及时代风气、作家情况等,尤其注意从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儒释道三教合一的宗教文化观念中寻找答案。孔嘉(台静农)指出,鲁迅“于每一新的内容与形式之发生,其历史的背景与环境,皆有一简括的叙述”[22]。他不同意张若英的意见,认为说《史略》“缺乏社会背景之论述”,“盖习见世上通行概论式之著作,以支离之讲述为高明,以谨严之史裁为疏简,益见其庸妄而已”[23]。又以为鲁迅运用了“知人论世”的方法,故对中国小说不同的艺术价值的评价至允当,读了《中国小说史略》,“不仅我们于此易明白了中国小说历史的演变,并且于此得到了每一作品本身的价值”[24]。
第四,《史略》又成功运用了比较研究的方法。鲁迅说,“比较是医治受骗的好方子”[25]。《史略》既吸收了传统的“校雠学”的优长,在同一作品内部不同版本之间进行了比较(如对《水浒传》的研究),又运用“‘多翻翻’同类书的比较方法”,尤为可贵的是,“他从来不孤立地考察中国文学史(小说史)”,“他从印度、日本文学与中国文学之关系中,发现了一个东方文学体系”,充分注意到印度、日本等国文学与中国文学之间的相互交流与影响,并运用无影响和实证的“平行研究”对中西文学进行比较,通过对印度、埃及、希腊与中国的神话的考察,用“小说起源于神话的这一世界文化发展的共同规律”来“反驳《汉书·艺文志》上‘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之旧说”。[26]此即鲁迅所谓“盖凡论往古人文,加之轩轾,必取他种人与是相当之时劫,相度其所能至而较量之,决论之出,斯近正耳”[27]。
第五,《史略》是一部科学谨严而有独到见解的小说史著作。鲁迅曾自言:“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28]增田涉认为,鲁迅“虽然总览历来各家的记载,又从独自的见地而下严正的推翻”[29]。孔嘉(台静农)指出,近代同类著作“或偏于论述,或侧重考证,皆类乎长编,先生是书独以文学史家的严谨态度出之”[30]。赵景深认为《史略》“写得谨严、仔细、有创见”,鲁迅“有‘史识’,有他自己独到的见解,不同于一般论小说史的人只知道堆砌材料”。[31]张若英指出,《史略》在论证方面,“其特点自不外考证精确与论断谨严。于每一倾向,只涉及代表的作品,其详略,又据价值影响而定。作家历史,经他考录的也很多,而且大都及其资料来源,备读者据以探索。至定晚清小说为‘谴责’,以别于‘讽刺’的《儒林外史》,自然是由于其论断的一贯谨严的标准而来。其论断一书优劣,水准的高,又自可见”[32]。在《史略》正式出版后,由于材料的新发现,鲁迅曾多次致信台静农、杨霁云、日本学者增田涉等订正《史略》中的错误[33],亦可见其谨严态度。
第六,《史略》又是一部充满批判锋芒和战斗性的著作。增田涉说,鲁迅“在自己的字里行间,闪烁着尖锐的批评锋芒,可以窥见‘作家鲁迅’的面貌”[34]。赵景深则称“《中国小说史略》是战斗的革命著作”,认为“鲁迅在分析古小说的时候,有着分明的爱憎和热烈的好恶……尽管这时鲁迅还没有机会接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思想,但他已经是反对儒家思想的健将。他佩服嵇康那样反礼教的精神。《中国小说史略》第七篇(“世说新语与其前后”),是可以同《而已集》中的《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对看的……《小说史略》在谈到纪昀《阅微草堂笔记》的时候,欣赏作者反对理学的精神……鲁迅对于儒、释、道三教在中国混合为‘三教同源’这种乌烟瘴气的事情也是深痛恶嫉的。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他摘引了《续金瓶梅》中《三教堂青楼成净土》这一回中的几个片断,可以看出,鲁迅是带着憎恶和愤怒的心情来对待中国文化中这些落后和黑暗的东西的”。[35]
此外,《史略》“于简略叙述中见繁复事态,于一二语中论断全文,简当中肯,往往而然,这也可以说是中国小说史的一优秀处”[36]。
关于《史略》的不足之处,张若英认为有如下四方面:[37]“在每一蜕变期间,社会经济背景叙述的不足”;[38]“对作者以及作品思想考察部分的缺乏”;[39]“由于当时未见许多重要的书,无从得其概略”;[40]“鲁迅先生写作态度虽是‘谨严’,由于沿误以及未见,著者时代的不能断定,卷帙的误记,作家假定的非是,亦偶一有之,如第二十八篇‘清末之谴责小说’章,我即写过两篇短文订正,都收在《小说闲谈》里,据孙楷第两目,亦可见误清为明作者,胡适也有订正。然此皆白璧微瑕,无关大体也”。[41]后来又指出,鲁迅当时的思想仍然是以进化论为基础的,“所以论《红楼梦》,则止于一曹雪芹‘自叙说’,论农民革命和谴责小说,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更高的理解,若干论断,也必然难跳出唯心的范畴。还达不到从阶级关系上进行研究分析”[42]。
赵景深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成书时间较早,在材料上也受到限制,例如当时连“三言”都没能完全看到,这就难免在材料的判断上造成某些失误。[43]
刘文典认为,“鲁迅不懂佛学,更不懂印度学术,所以他把中国的小说源流说不清楚”[44]。
当代学者刘扬忠则指出:“总的看来,鲁迅对中国小说历史变迁,偏重于从政治文化背景上去寻找原因,而忽视了艺术形式自身发展的原因和其他文化形态对小说艺术的影响。”[45]
(2)《史略》的学术地位
胡适说:“在小说的史料方面,我自己也颇有一点点贡献。但最大的成绩自然是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这是一部开山的创作,搜集甚勤,取材甚精,断制也甚谨严,可以替我们研究文学史的人节省无数精力。”[46]
钱玄同说:“(鲁迅)著有《中国小说史略》一书。此书条理明晰,论断精当,虽编成在距今十多年以前,但至今还没有第二部比他更好的(或与他同样好的)中国小说史出现。他著此书时所见之材料不逮后来马隅卿(廉)及孙子书(楷弟)两君所见者十分之一,且为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而能做得如此之好,实可佩服。”[47]
郑振铎说:“然而有识者却仍具着‘有理性的裁判’的。对于小说,戏曲和词曲的新研究,曾有过相当完美的成绩。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乃是这时期最大的收获之一,奠定了中国小说研究的基础。”[48]“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出版,减少了许多我在暗中摸索之苦。”[49]“这是一部奠基的大著作。从这部大著作出版了以后,研究中国古小说的人才能够有确切可据的基础。许多问题,在那里都大部分被解决了,许多过去模糊影响的见解和似是而非的议论,在那里都被廓清了。近三十年来研究中国古小说的人很多,但像鲁迅先生那样气吞全牛,一举而奠定了研究的总方向,有了那末伟大而正确的指示的,还不曾有过第二个人。”[50]
赵景深说:“鲁迅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实有很大的功绩,正不容我们忽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现有的三数同类书中最好的一部,到现在为止,还没有比他写得更好的。”[51]
郭沫若说:“在近代学人中我最钦佩的是鲁迅与王国维。”“王先生的《宋元戏曲史》和鲁迅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略》,毫无疑问,是中国文艺史研究上的双璧;不仅是拓荒的工作,前无古人,而且是权威的成就,一直领导着百代的后学。”[52]
日本学者增田涉说:“鲁迅作为文学史家乃至学者,因《中国小说史略》,恐在百年后,仍被世人称誉。”[53]他回忆说:“鲁迅的名字成为难忘的东西渗透我的头脑的,倒是由于他的《中国小说史略》。我们在大学听过盐谷温先生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课,在那时,关于中国小说史,盐谷先生在《中国文学概论讲话》中说的最详细,被认为在小说史方面是最高的成就。正在那时候,出现了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那材料的丰富和体系的完整使人惊异”,并称《史略》是“中国小说史的划时代名著”。[54]
日人山上正义也说:“创作之外,作为他的事业,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不灭功绩的还有《中国小说史略》”,它“是一部巨著,……像这样系统归纳起来的书乃为先声”。[55]
当代学者刘扬忠则指出:“自从小说史的开山人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问世以来,几十年间,他所创立的文艺社会学性质的述史范式成为众所归依的主流形式。鲁迅首创了小说史的理论框架和编撰体制。这种理论框架,就是以朝代更迭为经,以类型划分为纬,以代表性作品为经纬交织的‘节点’,用社会历史批评的方法描述小说史;所谓编撰体制,就是一种教科书型的编写样式,寓史识于描述之中,注重小说史线索的清晰、完整。”[56]
(3)《史略》的影响
《史略》的问世,对此后的小说史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堪称是此后“近十余年来治小说史者的南针”[57],“虽仅短短的十多年时间,因此而得到的发展,也是很惊人的”[58]。
增田涉指出:“原著一经问世,立即博得各方面的绝赞,不仅一般研究家,连专门研究家也仰仗此书而获益非浅。受此书刺激或启发,不断出现中国小说史的新发现和新研究,原著在中国小说研究上可称为是划时代的。”[59]他又提到:“因为当时谁也不注意,所以他给与新的研究的启发是不少的。受了它的刺激,盐谷先生完成了明代小说三言(《喻世明言》、《警世通言》、《醒世恒言》)二拍(《拍案惊奇》、《二刻拍案惊奇》)的研究,弄明白了《今古奇观》的成立系统。我和长泽规矩也君、辛岛骁君同去上野图书馆查考《醒世恒言》,查考三言的编者冯梦龙,研究的辅助工作是很多的,那都是以《中国小说史略》做引导的调查、研究。”[60]赵景深说:“最近我时常翻阅鲁迅的这三部书——《中国小说史略》、《小说旧闻钞》以及《唐宋传奇集》,并且也时常念念不忘于《古小说钩沉》。我想按照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上所精选的几十部小说来详细阅览探讨,至今只写成一部《小说闲话》,本想请鲁迅题签,不料他却去世了。”[61]
20世纪上半期,在《史略》的影响下,出现了十余部小说史,“然大都蓝此,所谓‘杰构’(1930年改版题记),终竟是未曾见”[62]。其中,沈从文虽认为《史略》“稍嫌不足”,有志将小说史“来重新作一种估价”[63],所著《中国小说史》惜仅两章,未能终篇。谭正璧的《中国小说发达史》[64]虽不失为一部严谨的著作,但终究未能从先哲巨著的余荫下破茧而出。作者在《自序》(1935年6月)中即坦言,此作系参照周树人《中国小说史略》写成,但因周著问世已逾十载,其间中国古典小说宝藏之发现已令人惊异,故尽加网罗,撰成斯作。[65]郭箴一的《中国小说史》[66]与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相同的地方竟然多达一百多处,长的一处可占郭著的四五页,[67]实属“荒谬绝伦”[68]。胡从经指出,因袭和依傍《史略》的体例、架构、类型设计乃至具体的评述是这一时期小说史的通病,即便优秀者也未有大的突破,至多在或一论点、或一背景、或一材料方面有所补充与纠正。[69]
2.《古小说钩沉》等文献整理工作
鲁迅辑录整理古典小说文献的成果主要有:《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许寿裳称三书“是他的《中国小说史略》的副册。搜罗的勤劬,考证的认真,允推独步。近年来研究小说者虽渐次加多了,宋以后的史料虽有新获了,但是搜辑古逸之功,还未见有能及鲁迅的呢”[70]。
(1)《古小说钩沉》[71]
《古小说钩沉》是鲁迅辑录的唐以前古小说佚文集,现行本共收周《青史子》至隋侯白《旌异记》等三十六种。关于此书的内容和缘起,鲁迅在《<古小说钩沉>序》中说:“余少喜披览古说,或见敚,则取证类书,偶会逸文,辄亦写出。虽丛残多失次第,而涯略故在。大共琐语支言,史官末学,神鬼精物,数术波流。真人福地,神仙之中驷;幽验冥征,释氏之下乘。人间小书,致远恐泥,而洪笔晚起,此其权舆。况乃录自里巷,为国人所白心;出于造作,则思士之结想。心行曼衍,自生此品,其在文林,有如舜华,足以丽尔文明,点缀幽独,盖不第为广视听之具而止。……惜此旧籍,弥益零落,又虑后此闲暇者尟,爰更比缉,并校定昔人集本,合得如干种,名曰《古小说钩沉》。”[72]
现行本编次如下:
青史子
裴子语林
郭子
笑林
俗说
小说
水饰
列异传
古异传
戴祚甄异传
述异记
荀氏灵鬼志
祖台之志怪
孔氏志怪
神怪录
刘之遴神录
齐谐记
幽明录
谢氏鬼神列传
殖氏志怪记
集灵记(www.daowen.com)
汉武故事
妒记
异闻记
玄中记
陆氏异林
曹毗志怪
郭季产集异录
王浮神异记
续异记
录异传
杂鬼神志怪
祥异录
宣验记
冥祥记
旌异记
《古小说钩沉》又有鲁迅手稿本十册,藏北京鲁迅博物馆。“传世鲁迅手稿仅包括小说三十一种,而今本《古小说钩沉》则包括小说三十六种,即多出《神怪录》(列于《孔氏志怪》之后)、《祥异录》、《宣验记》、《冥祥记》、《旌异记》(以上四种列于全书之末)……这后一种方案,可能是鲁迅本人的修订案,但其中恐怕也夹有二十卷本《鲁迅全集》编辑者的意见。”[73]
北京图书馆又藏有鲁迅手稿《小说钩沉目录》三纸:
第一集 一种
青史子
第二集 六种
语林 郭子 笑林 俗说 小说 水饰
第三集 十三种
列异传 古异传 甄异传 述异记 灵鬼志
祖台之志怪 孔氏志怪 神录 齐谐记 幽明录 鬼神列传 志怪记 集灵记
第四集 二种
汉武故事 妒记
第五集 九种
异闻记 玄中记 异林 曹毗志怪 集异记
神异记 续异记 录异传 杂鬼神志怪
鲁迅在《唐宋传奇集·序例》(1927年9月10日)中谈到,“先辑自汉至隋小说,为《钩沉》五部讫”[74]。依据鲁迅手稿来考察,应当是:一、《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二、《隋书·经籍志》著录的小说;三、《新唐书·艺文志》著录的小说;四、《隋志》、《唐志》著录,而未列入小说类者;五、史志未著录的小说。[75]
此书“是未完成之作,虽经写定清本,却未及著作序跋,说明每一部辑出的古佚书的作者及原书卷帙,搜辑经过,像他在《会稽郡故书杂集》所著的序跋一样”[76]。许广平说,鲁迅“原意似乎是在每一卷之前(共三十六卷)有一序文,来说明这一卷小说是从那里搜辑得来,别的书本有没有类似的记载,原著者略历,和鲁迅先生自己考证所得的意见等,体裁略似《会稽郡故书杂集》。但是因为屡次想付印都没有成功,同时因别方面的写作也抽不开时间来整理,所以至今印在全集的仅只是小说逸文的部分,这是很值得惋惜的”[77]。
鲁迅在北京时,即考虑印行此书,但“因为看的人一定很少,折本无疑,惟有有钱的学校才合适”,所以他“没敢请”北新书局出版。[78]稍后到厦门,打算将此书“整理一下”,由厦门大学印出来。[79]其时厦大当局虽急于事功,急乎乎地问鲁迅有什么成绩发表,而当鲁迅对校长说,“我原已辑好了古小说十本,只须略加整理,学校既如此着急,月内就去付印就是了”[80]。结果却是,鲁迅“将稿子拿出去,放了大约至多十分钟罢,拿回来了,从此没有后文”[81]。鲁迅后来说:“那时我便将印《古小说钩沉》的意思也取消。”⑤1932年4月鲁迅自编译著书目,在“所纂辑者”栏下列有“《古小说钩沉》三十六卷(辑周至隋散逸小说。未印。)”一项。[82]1935年郑振铎主编《世界文库》曾提议印行此稿,鲁迅回信说:“至于《古小说钩沉》,我想可以不必排印,因为一则放弃已久,重行整理,又须费一番新工夫;二则此种书籍,大约未必有多少人看,不如暂且放下,待将来有闲工夫时再说。”[83]到1936年鲁迅考虑出版自己的三十年集时,拟将《古小说钩沉》编入,一次打算分为上、下两部,分别编入七、八两卷中,又一次打算编入第九卷,[84]但自知出版全集“经费浩大,大约不过空想而已”。直到1938年出版二十卷本《鲁迅全集》时,才将《古小说钩沉》收录,列入第八卷。[85]
关于《古小说钩沉》的特色,郑振铎认为它“细密有序”[86],赵景深认为它具有“采辑审慎”、“搜罗宏富”、“比类取断”、“删汰伪作”等四大优点,虽有个别遗辑者、误收者或应删者,但“究竟是优点胜于缺点”。[87]林辰则认为此书“具有体例谨严、搜罗宏富、辑文完善、考订精审等等特色”[88]。
余嘉锡在《殷芸<小说>辑证》序言中说:“乃闻鲁迅先生所辑《古小说钩沉》已于沪上出书,求之此间书肆及图书馆不得,久之,始辗转假得其书,两相比较,此编多得二十余事。然《钩沉》采书十二种,其中《优古堂诗话》、《铁围山丛谈》、《困学纪闻》三种皆向未检及者。虽其事多据他书辑入,但《纪闻》中一事则失录,即蔡司徒在洛阳见陆机事。既据以补录,谨著其事于此,不敢掠人之美。”[89]
余氏为近代著名古典文献学家和历史学家,读书甚多,著述亦富,所辑仅《古小说钩沉》三十六种中的一种,辑录时间比鲁迅约晚三十年,比鲁迅辑本一百三十五则只多得十九则,鲁迅所引书尚有三种为余氏“向未检及者”,从中可见鲁迅的辑佚功夫。
学界中对于《古小说钩沉》评价历来极高。
郑振铎说,“在鲁迅先生的辑佚工作里,《古小说钩沉》最为重要”[90],“不仅前无古人,即后来有作,也断难越过他的范围和方法的”[91]。
孔嘉说,《古小说钩沉》“用功至勤,搜罗最富,魏晋六朝散佚的作品,可说尽于此矣”[92]。
赵景深说:“此书的读者虽不多,我相信对于中国小说史的研究上,必有很大的贡献。虽然我们已经有了邓嗣禹的《太平广记篇目及引书引得》,那是仍旧不足餍我们之望的;因为邓嗣禹的《引得》只以《太平广记》为本位而‘钩沉’,其他《说郛》等书均未涉及,而鲁迅却是以小说为本位而作横的辑集的。”[93]
林辰说,《古小说钩沉》“是一种垦荒的工作”[94],“此书和《唐宋传奇集》,《校补嵇康集》等,同是重要的收获;而且是汉魏六朝小说的宝库,研究鲁迅治学精神和成绩或研究中国小说史者,都不可不读”[95]。
周作人指出:“豫才因为古小说逸文的搜集,后来能够有‘小说史略’的著作……其后研究小说史的渐多,各有收获,有后来居上之概,但那些成绩似只在后半部,即明以来的章回小说部分,若是唐宋以前古逸小说的稽考恐怕还没有更详尽的著作,这与‘古小说钩沉’的工作正是极有关系的。”[96]
(2)《唐宋传奇集》[97]
《唐宋传奇集》是鲁迅校录的传奇小说集,共八卷,收唐、宋两代传奇小说四十五篇,前有《序例》[98],卷末有《稗边小缀》[99]。鲁迅校录《唐宋传奇集》的目的,在于匡正《古今说海》、《古今逸史》等明清丛刊的谬误,“彼虽小说,夙称卑卑不足厕九流之列者乎,而换头削足,仍亦骇心之厄也”,“虽短书俚说,一遭篡乱,固贻害于谈文,亦飞灾于考史也”。[100]“他尽量采用明钞本或明刻本,如用清刻本,必校以明刻本。对每篇作品,先选定较佳本子为底本,并以他本互校,极力保持作品情节的完整性和细节的表现力。”[101]“鲁迅校录的《唐宋传奇集》附有《序例》和《稗边小缀》,概述唐宋传奇的兴衰和校录的缘由原则,引用丰富可靠的材料考订作者的生平和创作意图,探索题材的源流和本事的演变,鉴别校本的异同和明清丛刊的谬误,简论古人品评的得失和传奇对后代戏曲的影响。鲁迅以鲜明的观点,批判儒家思想对唐宋传奇发展所造成的危害,从史的角度,揭示作家与作品的成就与缺点,这些都体现他校录本的可贵特色。汪辟疆的《唐人小说》分别将有关材料附于各篇作品之后,也相当详实,但鲁迅校录本序跋那种高屋建瓴的气势,永远是学人学习的楷模。”[102]
赵景深评价《唐宋传奇集》“分辨伪作,考证源流,用力极勤。”指出《虬髯客传》、《枕中记》、《杨太真外传》、《梅妃传》、《开河记》、《迷楼记》、《海山记》等,或作者,或年代,过去均有讹误,“经鲁迅考订以后,方才拨云雾而见真相”[103]。
孔嘉指出,鲁迅在《唐宋传奇集》中对校辑体例“叙之甚详”,可见“先生校录态度之衿慎”,既弥补了清代学者轻视小说的不足,又匡正了书商乱加编纂刻印所造成的讹误混乱,“先生是集,则将一切纷误,廓面(按,疑为‘而’)清之”。又认为书末所附《稗边小缀》,“多精心之考证”,或“考证撰者之生平”,或“正撰人之误题”,或“正篇名之误题”,或考证“故事之渊源及后来之影响”。凡此种种,都纠正了不少前人的讹误。[104]
(3)《小说旧闻钞》[105]
关于辑录《小说旧闻钞》的缘起,鲁迅于再版序言(1935年1月24日)中说:“《小说旧闻钞》者,实十余年前在北京大学讲《中国小说史》时,所集史料之一部。时方困瘁,无力买书,则假之中央图书馆、通俗图书馆、教育部图书室等,废寝辍食,锐意穷搜,时或得之,瞿然则喜。故凡所采掇,虽无异书,然以得之之难也,颇亦珍惜。迨《中国小说史略》印成,复应小友之请,取关于所谓俗文小说之旧闻,为昔之史家所不屑道者,稍加次第,付之排印,特以见闻虽隘,究非转贩,学子得此,或足省其复重寻检之劳焉而已。”[106]全书四十一篇,前三十七篇是关于宋代至清代四十一种小说的史料,后四篇分别是源流、评刻、禁黜、杂说,文中有鲁迅案语,“这些案语虽然没有《稗边小缀》那么详细,但对作者的字号里贯和创作意图,故事的来源和异说,事实的补充和考订,文字或评第的谬误等,都有所提示……后出的孔另境编的《中国小说史料》,则是根据《小说旧闻钞》加以补充的,而且缺少精辟的案语”[107]。书后附引用书目,计七十六种。书中辑录的小说史料“皆摭自本书,未尝转贩”[108]。
赵景深以为,《小说旧闻钞》“比蒋瑞藻的《小说考证》要好得多。第一,蒋氏的书虽名为《小说考证》,实际上是连戏曲的考证也放在一起。并且随得随刊,检查不便……而《小说旧闻钞》却是只录小说考证,不取戏曲考证,并且合为一本,不是前后散见的。第二,蒋氏抄缀,常任意更改字句;有时原书易得,也去抄录第二道手的引文。鲁迅则均取原书校正字句,且多新的考证录出。如果原书易得,就不殚烦地再去翻检原书。”[109]
孔嘉指出,此书“虽名为《小说旧闻钞》,实有总结旧闻,考证旧闻之意,使人读其书知其渊源及其演变,非寻常抄掇之书可比”,书中涉及考证部分,“尤多精到之见”。[110]
郑振铎指出:“还有一部《小说旧闻钞》,也是鲁迅相当费力气的书。这部《旧闻钞》一出,所谓《小说考证》一类的书的支离破碎的杂辑,便都黯然无色。”[111]
上述三书“皆为《中国小说史略》之副册,其体系第(按,疑为‘前’)七篇可为一部分,时代自汉迄隋,此时期之作品多以(按,疑为‘已’)散佚,今悉见于《古小说钩沉》中;其第八篇至第十一篇可为一部分,此时期之单篇传奇文,今悉见于《唐宋传奇录(按,疑为‘集’)》中;其第十二至第二十八篇可为一部分,此时期除拟晋唐小说外,皆系白话小说,凡有关于考订之材料,今悉见于《小说旧闻钞》中”[112]。
增田涉说:“听说,他在写小说史以前,几乎二十年之间,个人勤苦地用功……他在小说史研究的准备阶段,把原作品作成自己的手抄本,并整齐地装订起来。因为旧刊本脱误很多,所以他自己把各种刊本比较校订,作成了可以信用的底本。当我询问时,他总是拿出自用的校订抄本来说明。他的《古小说钩沉》及《唐宋传奇集》,就是拿抄本付印的。还有关于小说的作品及作者的古来的记录,主要是从各家的笔记里摘录下来,这也经过校订而作为自用本,那就是《小说旧闻钞》及《唐宋传奇集》卷末所附《稗边小缀》。像这样的准备,这样的努力,真正是如实的‘埋头苦干’。”“而所完成的著作是非常卓越的,看看在他以后的,慢说超过它,连和它比肩的东西也没有出来,就可以知道,他的苦心努力,并不是寻常的。”[113]
赵景深指出:“单就辑校《古小说钩沉》来讲,鲁迅就从各种不同的类书中抄录了六千多张大小不同的纸条,现在还保存了一千多张,另五千张已佚。《唐宋传奇集》不仅辑录一下就算数,他还写了《稗边小缀》,对于各篇传奇文的作者,考证极精……至于《小说旧闻钞》,也远远胜过那芜杂的《小说考证》之流,并且还常附有鲁迅自己的考辨文字,而不仅仅只是抄缀……有人曾经估计:鲁迅单只为了评价并考证《水浒》,就看了一千万字以上的书籍和资料,那么全书二十八篇所要检阅的文字有多少,也就可以想见了。”[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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