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8月至1936年10月逝世,鲁迅先到厦门,再到广州,后到上海,在动荡中度过了生命的最后十年。这一时期,鲁迅的工作重心逐渐由“教书”转向“作文”,但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对古典文学的研究。
1926年9~12月,鲁迅任厦大国文系教授兼国学院研究教授,原准备开设三门课程:声韵文字训诂研究,每周一节;小说选及小说史,每周二节;文学史纲要,每周二节,[79]而事实上只担任了中国文学史和中国小说史这两门课。其中中国文学史课程是新编讲义,题为《中国文学史略》,后改名《汉文学史纲要》。[80]虽然“旧存的讲义……随便讲讲就很够了”,但鲁迅“还想认真一点,编成一本较好的文学史”[81],“功罪在所不计”[82],“然而颇费事,因为文学史的范围太大了”[83]。许广平回忆说:“《汉文学史纲要》这个课目是在厦门大学开始讲授的,这个课目为新编的,独具风格的,但可惜的是厦门只教过开头的几段就停止了,而中大也只不过教过那么短的时间,也就是限于厦门的一部分就遇到四月十五日拘捕学生,致学业不能继续,从此也没机会再教这门功课,因着别的工作关系,也未继续写完《汉文学史纲要》,作为他的创作的一部分未完稿是可惜的。”[84]
他的课在厦大受到极大欢迎,“本来在文科教室里,除了必修的十来个学生之外,老是冷冷清清的。可是从鲁迅先生来校讲课以后,钟声一响,教室里就挤满了人,后来的只好凭窗站着听了,教室里非但有各科学生来听讲,甚至助教和校外的报馆记者也来听讲了”[85]。鲁迅致许广平信中也说:“此地之学生似尚佳……对我之感情似亦好,多说文科今年有生气了。”[86]
许广平回忆说,“临去(厦门)之前,鲁迅曾经考虑过:教书的事,绝不可以作为终生事业来看待,因为社会上的不合理遭遇,政治上的黑暗压力,作短期的喘息一下的打算则可,永远长此下去,自己也忍受不住。因此决定:一面教书,一面静静地工作,准备下一步的行动,为另一个战役作更好的准备,也许较为得计吧。因此,我们就相约,做两年工作再作见面的设想……”[87]但鲁迅在1926年10月4日致许寿裳信中则说:“或者在此至多不过一年可敷衍欤?”[88]10月16日致许广平信中又说:“我现在很想至多在本学期之末,离开厦大。”[89]“终于由二年的成约,毁了;变为一年,而半年,而四月余,到底干不下去。”[90]原因是“厦门大学校长林文庆,和他意见不合——即教育见解,背道而驰”⑤,“朱山根之流已在国学院大占势力,□□(□□)又要到这里来做法律系主任了,从此《现代评论》色彩,将弥漫厦大。在北京是国文系对抗着的,而这里的国学院却弄了一大批胡适之陈源之流”,使鲁迅“觉得毫无希望”⑥。他在10月23日致许广平信中表达了对厦大的失望:“我以北京为污浊,乃至厦门,现在想来,可谓妄想,大沟不干净,小沟就干净么?”[91]同日致章廷谦信中又说:“北京如大沟,厦门则小沟也,大沟污浊,小沟独干净乎哉?既有鲁迅,亦有陈源。但你既然‘便是黄连也决计吞下去’,则便没有问题。要做事是难的,攻击排挤,正不下于北京,从北京来的人们,陈源之徒就有。”[92]
其间,鲁迅收到中山大学朱家骅电报,“是给兼士、玉堂和我的,说中山大学已改职(当是“委”字之误)员制,叫我们去指示一切。大概是议定学制罢。”[93]鲁迅在11月1日致许广平信中说:“如果中大定要我去,我到后于学校有益,那我就于开学之前到那边去。”“但我对于此后的方针,实在很有些徘徊不决,那就是:做文章呢,还是教书?因为这两件事,是势不两立的:作文要热情,教书要冷静。兼做两样的,倘不认真,便两面都油滑浅薄,倘都认真,则一时使气血沸腾,一时使心平气和,精神便不胜困惫,结果也还是两面不讨好。看外国,兼做教授的文学家,是从来很少有的。我自己想,我如写点东西,也许于中国不无小好处,不写也可惜;但如果使我研究一种关于中国文学的事,大概也可以说出一点别人没有见到的话来,所以放下也似乎可惜。但我想,或者还不如做些有益的文章,至于研究,则于余暇时做。”[94]他在11月9日致许广平信中再次表示“我这几天忽而对于到广州教书的事,很有些踌躇了,恐怕情形会和在北京时相像”[95]。
在厦门期间,除《汉文学史纲要》,鲁迅又作《<嵇康集>考》(1926年11月4日讫)[96]、《<绛洞花主>小引》(1927年1月14日)[97]等。他于1927年1月16日离厦门赴广州[98],打算在教书的同时,“对于‘绅士’们仍然加以打击……第二是与创造社联合起来,造一条战线,更向旧社会进攻,我再勉力写些文字”[99]。
1927年2~4月,鲁迅在中山大学任文学系主任兼教务主任。他后来回忆说:“在钟楼上的第二月,即戴了‘教务主任’的纸冠的时候,是忙碌的时期。学校大事盖无过于补考与开课也,与别的一切学校同。于是点头开会,排时间表,发通知书,秘藏题目,分配卷子……于是又开会,讨论,计分,发榜。”[100]其间讲授文艺论、中国文学史(上古至隋)、中国小说史课程。[101]据欧阳山回忆:“听众之多,使得讲课也不能在教室讲,而要在大礼堂讲了。一上课,不只大礼堂里坐满了人,连四周的窗台也坐满了人,还有更多的,是站在窗子外,大门口!……他讲的都是中国文学史里的问题和知识,我们都是闻所未闻的,当时听了真如获至宝。同时他非常幽默,常常讲一些引人发笑的话,但他自己却不笑;因为他的态度那么严肃,更引得课堂里的学生们哈哈大笑。”[102]
鲁迅脱离中大的原因,一是顾颉刚之来。“有一天,傅孟真(其时为文学院长)来谈,说及顾某可来任教,鲁迅听了就勃然大怒,说道:‘他来,我就走。’态度异常坚决。”[103]他在1927年4月26日致孙伏园信中说:“我真想不到,在厦门那么反对民党,使兼士愤愤的顾颉刚,竟到这里来做教授了,那么,这里的情形,难免要变成厦大,硬直者逐,改革者开除。而且据我看来,或者会比不上厦大,这是我新得的感觉。我已于上星期四辞去一切职务,脱离中大了。”[104]二是“四·一五”广州大屠杀。许寿裳回忆说:“清党事起,学生被捕者不少,鲁迅出席各主任紧急会议,归来一语不发,我料想他快要辞职了,一问,知道营救无效。不久,他果然辞职,我也跟着辞职。”[105]
至此,鲁迅对教界彻底绝望。他在5月15日致章廷谦信中说:“教界这东西,我实在有点怕了,并不比政界干净。”[106]后来又说:“我是在二七年被血吓得目瞪口呆,离开广东的。”[107]他对进化论的信念也轰毁了:“我一向是相信进化论的,总以为将来必胜于过去,青年必胜于老人……然而后来我明白我倒是错了……我在广东,就目睹了同是青年,而分成两大阵营,或则投书告密,或则助官捕人的事实!我的思路因此轰毁。”[108]
脱离中大后,鲁迅“在‘目瞪口呆’的局面下还一时不能走出”[109],在广州白云楼上住了有半年之久,“鲁迅从此潜心写作,不怕炎热的阳光侵入住室到大半间,仍然手不停挥”[110]。其间进行了《唐宋传奇集》的编纂和考证工作[111],作《稗边小缀》[112]、《<唐宋传奇集>序例》(1927年9月10日)[113]。又校正《游仙窟》,并作《<游仙窟>序言》(1927年7月6日)[114],为《游仙窟》能早日出版,曾多次致信章廷谦[115]。川岛《记重印<游仙窟>》说:“这书(按,指北新书局1929年2月出版的《游仙窟》)虽说由我校点,但在印出之前,实际上鲁迅先生为此书所花费的劳动,不比我为少”,后期“关于校对以及到书的印出,种种工作,都由鲁迅先生代我承担了”。[116]此外,又作《关于小说目录两件》(1927年7月30日)[117]、《书苑折枝》(1927年8月8日)[118]、《书苑折枝(二)》[119]、《书苑折枝(三)》[120]等。
1927年7月23日、26日,“就是当他被清党当时的血骇得目瞪口呆,而暗中被监视在广州的时候”[121],鲁迅曾两次到广州夏期学术讲演会作题为《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122]的重要学术讲演,每次两小时。[123]他在此前致章廷谦信中说:“此举无非游戏,因为这是鼻辈所不乐闻的。以几点钟之讲话而出风头,使鼻辈又睡不着几夜,这是我的大获利生意。”[124]1928年12月30日致陈濬信中又说:“弟在广州之谈魏晋事,盖实有慨而言。‘志大才疏’,哀北海之终不免也。迩来南朔奔波,所阅颇众,骤感积虑,发为狂言。”[125]鲁迅当时的讲演“虽然极力避免嫌疑,却没有一点妥协投降的成分,而且相反的,对反动阶级曲曲折折地加以讽刺”[126]。“那时广州的天气很闷热,是多雨天。市师的礼堂又很小,最多坐三四百人,但那两天到了很多人,光坐的就有五六百人,还有站着听的。鲁迅先生讲演的效果很好,会场很活跃,讲到很多地方都引起哄堂大笑”,“但他自己却不笑,而是当成很严肃的事情来讲,大家越是笑,他的神情就更严肃。由于鲁迅当时的处境很坏,他要发表言论来向国民党抗议,但用什么办法来抗议呢?他想出了这个题目来讲演,来达到他抗议的目的”。[127]
1927年9月27日,鲁迅离广州赴上海,[128]从此专力“作文”,对于古典文学则时有研究。其间作《<中国小说史略>题记》(1930年)、《<中国小说史略>日本译本序》(1935年6月9日)[129],重订《小说旧闻钞》并作《再版序言》(1935年1月24日)[130],又作《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的版本》(1931年1月19日)[131]、《书的还魂和赶造》(1935年2月15日)[132]、《论讽刺》(1935年3月16日)[133]、《什么是“讽刺”?》(1935年5月3日)[134]、《六朝小说和唐代传奇文有怎样的区别?》(1935年5月3日)[135]等学术性文章,作《淞隐漫录》、《淞隐续录》、《漫游随录图记》、《风筝误》等四书的藏书题记(1934年9月)[136]。此外,鲁迅曾两次致信郑振铎,建议他“编印明代小说传奇插画”,进而组织“影印明板小说,如《西游》,《平妖》之类,使它能够久传”(1934年1月11日),并建议增加刻印《水浒牌子》等(1934年9月27日)。[137]
寓居上海期间,是鲁迅文学史观的成熟和深化期。这首先表现为鲁迅在方法论上由进化论到唯物史观与阶级论的转变。鲁迅这时深感“以史底惟物论批评文艺的书……那是极直捷爽快的,有许多昧暧难解的问题,都可以说明”[138],“马克思主义是最明快的哲学,许多以前认为很纠缠不清的问题,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一看,就明白了”[139]。他在《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中说:“我有一件事要感谢创造社的,是他们‘挤’我看了几种科学底文艺论,明白了先前的文学史家们说了一大堆,还是纠缠不清的疑问。并且因此译了一本蒲力汗诺夫的《艺术论》,以救正我——还因我而及于别人——的只信进化论的偏颇。”[140]他在20年代著述《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时,还深受进化论的影响,试图“从倒行的杂乱的作品里寻出一条进行的线索来”[141]。此时说到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则认为“不过可看材料,见解却都是不正确的”[142]。这鲜明地反映了鲁迅的思想转变。鲁迅后来反思道:“进化论对我还是有帮助的,究竟指示了一条路。明白自然淘汰,相信生存斗争,相信进步,总比不明白不相信好些。就只不知道人类是有阶级斗争。”[143]如唐弢在《鲁迅的杂文》中所言,“鲁迅是由嵇康的愤世,尼采的超人,配合着进化论,进而至于阶级革命论的”[144]。这一时期,鲁迅对文学的阶级性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文学有阶级性,在阶级社会中,文学家虽自以为‘自由’,自以为超了阶级,而无意识底,也终受本阶级的阶级意识所支配”[145],“某一种人,一定只有这某一种人的思想和眼光,不能越出他本阶级之外”[146],“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间世的,也是没有的”[147]。他在《致姚克》(1934年3月24日)中曾对美国作家赛珍珠(布克夫人)将《水浒》书名译为《All Men are Brothers》表示异议,以为“其书名,取‘皆兄弟也’之意,便不确,因为山泊中人,是并不将一切人们都作兄弟看的”[148]。
鲁迅文学史观的成熟和深化又表现在他对于“史识”的理性思考与突出强调。他指出,郑振铎《中国文学史》“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149]。主张“史总须以时代为经,一般的文学史,则大抵以文章的形式为纬”[150],并提倡“倘要研究文学或某一作家”,须做到“所谓‘知人论世’”[151],“倘要论文,最好是顾及全篇,并且顾及作者的全人,以及他所处的社会状态,这才较为确凿。要不然,是很容易近乎说梦的”[152]。
“编成一本较好的中国文学史”,是鲁迅的夙愿,他在厦大和中大的中国文学史讲义《汉文学史纲要》即是其未完稿。[153]“他说过,在他活着的时期内,无论如何也写不出全部,因此想写到唐代为止。宋以下还有许多必须阅读的书,到底不可能了;到唐代比较少,还可以办到。”[154]定居上海以后,尽管时局动荡,鲁迅仍然有志于此。他订购了当时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四部丛刊》三编及续编、百衲本《二十四史》,开明书店出版的《二十五史》,以及其他许多资料,如历代诗文的总集和别集、作家年谱、历史年表和可供查考的工具书之类。[155]鲁迅在书信中又多次谈及编写文学史的想法:
《致李小峰》(1931年4月26日):“我久想作文学史,然第一须生活安静,才可以研究,而目下情形,殊不可能,故一时实无从措手。且现在法律任意出入,虽文学史,亦难免不触犯反革命第X条也。”[156]
《致增田涉》(1932年5月9日):“今后拟写小说或中国文学史。”[157]
《致曹靖华》(1932年12月12日):“我们明年也许到那边(按,指北京)去住一两年,因为我想编一本‘中国文学史’,那边较便于得到参考书籍。”[158]
《致曹聚仁》(1933年6月18日):“居今之世,纵使在决堤灌水,飞机掷弹范围之外,也难得数年粮食,一屋图书。我数年前,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但即此长编,已成难事,剪取欤,无此许多书,赴图书馆抄录欤,上海就没有图书馆,即有之,一人无此精力与时光,请书记又有欠薪之惧,所以直到现在,还是空谈。”[159]
鲁迅曾向许寿裳谈到他计划中的中国文学史的分章:“(一)从文字到文章,(二)诗无邪(《诗经》),(三)诸子,(四)从《离骚》到《反离骚》,(五)酒,药,女,佛(六朝),(六)廊庙和山林。”[160]又据许寿裳回忆,“其大意也曾片段地对我说过。关于诸子者,他说杨子为我,只取他自己明白,当然不会著书;墨子兼爱,必使人人共喻,故其文词丁宁反复;老子的‘无为而无不为’,总嫌其太阴柔;庄子的文词深闳放肆,则入于虚无了。关于《反离骚》者,以为扬雄摭《离骚》而反之,只是文求古奥,使人难懂,所谓‘昔仲尼之去鲁兮,婓婓迟迟而周迈,终回复于旧都兮,何必湘渊与涛濑’。但假使竟没有可以回复之处,那将如何呢?《离骚》而至于《反离骚》,《恨赋》而至于《反恨赋》,还有甚么意思呢?关于酒和药者,他常常和我讨论,说魏晋人的吃药和嗜酒,大抵别有作用的,他们表面上是破坏礼教,其实是拥护礼教的迂夫子。他那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而已集》),便是这部文学史的一部分。至于全集所载的《汉文学史纲要》乃是用作讲义,很简单的。”[161]冯雪峰也谈到,鲁迅曾打算如果来不及写正式的中国文学史,“或者先写sketch,像《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那样,一断片一断片的写起来再说”[162]。
正如何幹之所言,“鲁迅虽然没有留下一本完整的文学史,但对于文学史的研究,却曾写过极有价值的意见”[163]。
(黑龙江大学 赵琳)
【注释】
[1]孔嘉(台静农):《鲁迅先生整理中国古文学之成绩·序言》,重庆:《理论与现实》,1939年11月15日第1卷第3期。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25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2]鲁迅:《集外集拾遗·<浮士德与城>后记》,《鲁迅全集》第7卷,第3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浮士德与城>后记》(1930年6月,上海),最初印入中译本《浮士德与城》,上海:神州国光社,1930年9月。
[3]鲁迅:《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鲁迅全集》第1卷,第6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摩罗诗力说》最初发表于《河南》月刊,1908年第2号、第3号,署名“令飞”。
[4]鲁迅:《且介亭杂文·论“旧形式的采用”》,《鲁迅全集》第6卷,第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论“旧形式的采用”》(1934年5月2日),最初发表于上海《中华日报·动向》,1934年5月4日,署名“常庚”。
[5]周启明(周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与中学知识》,第55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6]鲁迅:《华盖集·忽然想到(四)》(1925年2月16日),《鲁迅全集》第3卷,第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忽然想到》最初分四次发表于《京报副刊》,1925年1月17、20日,2月14、20日。
[7]鲁迅:《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1933年3月5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51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篇最初印入《创作经验》,上海:天马书店,1933年6月。
[8]鲁迅:《古籍序跋集·<古小说钩沉>序》,《鲁迅全集》第10卷,第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本篇最初发表于绍兴《越社丛刊》,1912年2月第一集,署名“起孟”。
[9]《坟·摩罗诗力说》(1907年),《鲁迅全集》第1卷,第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4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1]寿洙邻:《我也谈谈鲁迅的故事》(1956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4、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此外,关于鲁迅阅读小说野史的情况还可参阅:周建人著《鲁迅幼年的学习和生活》(1954年10月),周建人、茅盾等著《我心中的鲁迅》,第1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鲁迅著《且介亭杂文·随便翻翻》,《鲁迅全集》第6卷,第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周启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中的“避难”、“买新书”,第18、20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知堂著《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著《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周遐寿(周作人)著《鲁迅的故家·第一分 百草园·三五 娱园》,第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
[12]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55~56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1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11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4]知堂:《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8页,第120页,第12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15]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鲁迅的国学与西学》,第47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16]知堂:《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8页,第120页,第12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17]知堂:《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18页,第120页,第121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18]谢德铣:《鲁迅在绍兴府中学堂》,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一辑,第18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1年。
[19]知堂:《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1~122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20]《古小说钩沉》在鲁迅生前未刊行,最初发表于绍兴《越社丛刊》,1912年第1集,署名“起孟”。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8卷。
[21]《小说备校》七种后来收入唐弢著《鲁迅全集补遗续编》。现存抄稿上未具日期,稿纸用的是绍兴府中学堂试卷。
[22]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九六 卧治时代》,第267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
[23]周遐寿:《鲁迅的故家·第一分 百草园·五三 抄书》,第70~7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
[24]鲁迅:《书信·101115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5]鲁迅:《书信·101221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鲁迅先后经历了浙江两级师范学堂教员反对新任监督封建顽固派夏震武的“木瓜之役”(1909年12月—1910年1月),绍兴府中学堂学生反对新任代理监督杜海生、陈子英借口甄别考试以开除校中活跃分子而发生的两次学潮(1910年8月下旬、11月中旬)。
[26]鲁迅:《书信·110102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3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7]鲁迅:《书信·341128致刘炜明》,《鲁迅全集》第12卷,第57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28]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3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原文如下:“我被蔡先生邀至南京帮忙……乘间向蔡先生推荐鲁迅。蔡说:‘我久慕其名,正拟驰函延请,现在就托先生……代函敦劝,早日来京。’我即连写两封信给鲁迅,说蔡先生殷勤延揽之意。”
[29]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36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又据蔡元培回忆:“先生进教育部以后,我们始常常见面。在南京时,先生于办公之暇,常与许君季茀影抄一种从图书馆借来的善本书,后来先生所完成的有校订本《魏中散大夫嵇康集》等书,想就是那时间工作的一斑了。”见蔡元培著《记鲁迅先生轶事》(1936年11月),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100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原载《青年界》,1936年11月第10卷第4号。
[30]张宗祥:《我所知道的鲁迅》(1961年),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66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原载《图书馆》杂志,1961年第4期。
[31]鲁迅:《日记·癸丑日记》(1913年10月15、19、20日,12月19、30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77~78、85、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2]鲁迅:《日记·甲寅日记》(1914年4月6、7、9、11、12、16、17、19、23、27日,5月17、24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108~110、112、1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3]鲁迅:《日记·戊午日记》(1918年9月24、25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鲍明远集>校记》(1918年),《鲁迅全集》第8卷,第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篇据手稿编入,原无标题、标点。
[34]孙伏园:《哭鲁迅先生》,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一辑)》,第79页,上海:上海书店复印,1979年。
[35]周遐寿:《鲁迅的故家·抄碑的目的》,第2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重印本。
[36]《鲁迅全集》第1卷,第41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37]许广平1951年11月6日致胡冰函,见胡冰《鲁迅研究札记》,第56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
[38]参见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25、27、34、131、231~232、243~246、3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陈漱渝著《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原载《鲁迅在北京》,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北京鲁迅博物馆绘制《鲁迅在北京各校兼课时间统计表》、《北京大学聘书》等各校聘书,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194、210~214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39]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一三七 琐屑的因缘》,第410页,香港:三育图书有限公司,1980年。知堂:《关于鲁迅》(1936年10月24日)一文中也有类似的记载,原载上海《宇宙风》,1936年第29期、30期。今见周启明:《鲁迅的青年时代》,第123页,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
[40]冯至:《笑谈虎尾记犹新》(1976年7月9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331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原载《鲁迅回忆录》一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8年。
[41]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第24、32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关于鲁迅授课的特色,另见魏建功著《忆三十年代的鲁迅先生》,原载北京《文艺报》,1956年第19号;鲁彦著《活在人类的心里》(1936年10月),原载上海《中流》半月刊,1936年11月5日第1卷第5期;董秋芳著《我所认识的鲁迅先生》,原载上海《多样文艺》月刊,1936年11月1日第1卷第6期。这三篇文章分别见于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57、120、114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此外还可参阅许钦文:《学习鲁迅先生》,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59年。
[42]陈漱渝:《鲁迅在北京·鲁迅在北京的教学活动》,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78年。转引自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19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关于鲁迅小说史课受欢迎的情况,另见尚钺:《怀念鲁迅先生》(1939年10月,原载《抗战文艺》,1939年11月),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132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43]据《鲁迅日记》,鲁迅从张阆声处借得《青琐高议》残本一册,托周建人抄写(1921年2月28日);抄《遂初堂书目》(1922年8月27日~9月3日,现存手抄本64页)、《隋遗录》(1922年9月14日);以明抄《说郛》校《桂海虞衡志》(1922年9月12日);又为北大校正《太平广记》八十册又别本九册(1923年4月2日~5月22日)。见鲁迅:《日记·日记第十》(1921年2月28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鲁迅:《日记·附录 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1922年8月27日,9月3、12、14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327页。鲁迅:《日记·日记十二》(1923年4月2、9、17日,5月22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450~452、455页。
[44]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柳无忌来信按语》(1930年2月19日),《鲁迅全集》第8卷,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5]鲁迅:《中国小说史略·后记》(1924年3月3日),《鲁迅全集》第9卷,第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46]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135~136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47]许广平:《鲁迅回忆录·三 鲁迅的讲演与讲课》,第27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
[48]钱玄同:《我对周豫才君之追忆与略评》(1936年10月24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95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原载北平:《世界日报》,1936年10月26、27日。
[49]单演义:《关于最早油印本<小说史大略>讲义的说明》,《鲁迅小说史大略》,第119~120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50]路工:《从<中国小说史大略>到<中国小说史略>》(1971年12月),《访书见闻录》,第214页,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原载《文物·革命文物特刊(一)》,1972年。
[51]日文《北京周报》,1924年第96~102期,104~129期,131~133期,137期。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52]详参吕福堂:《<中国小说史略>的版本演变》,见陈漱渝主编《鲁迅版本书话》(上册),第104页,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
[53]《鲁迅全集》第3卷,第238页注释〔31〕,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4]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45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
[55]鲁迅:《华盖集续编·不是信》,《鲁迅全集》第3卷,第229~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不是信》最初发表于北京《语丝》周刊,1926年第65期。
[56]李霁野:《回忆鲁迅先生》,第8~9页,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6年。
[57]《鲁迅全集》第6卷,第450~4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58]胡适:《书信·1936年·致苏雪林(12月14日)》,《胡适全集》第24卷,第324~325页,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
[59]胡从经:《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第427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8年。
[60]鲁迅:《日记·日记十三》(1924年7月21日~30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5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1]孙伏园1942年10月1日致林辰信。林辰:《鲁迅赴陕始末》,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816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2]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13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63]单演义:《鲁迅讲学在西安》,转引自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2卷,第1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64]单演义:《鲁迅在西安》,第135页,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
[65]王淡如:《一段回忆》,原载《西安日报》,1956年10月9日。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78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6]许广平1953年3月11日致单演义书。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76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7]王淡如:《一段回忆》,原载《西安日报》,1956年10月9日。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三辑,第782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68]原载《国立西北大学、陕西教育厅合办暑期学校讲演集》(二),西安:西北大学出版部,1925年3月。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鲁迅全集》第9卷,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69]本篇最初发表于《晨报副刊》“文艺谈”栏,1922年10月3日,署名“风声”。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0]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晨报五周年纪念增刊》。收入鲁迅:《坟》,《鲁迅全集》第1卷,第1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1]稿本现存,未印。(www.daowen.com)
[72]本篇最初印入刘半农标点本:《何典》,上海:北新书局,1926年6月,署名“鲁迅”。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29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3]本篇最初发表于北京《语丝》周刊,1926年6月7日第82期,署名“鲁迅”。收入鲁迅:《华盖集续编》,《鲁迅全集》第3卷,第3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4]鲁迅:《书信·241126致钱玄同》,《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5]鲁迅:《书信·250315致梁绳袆》,《鲁迅全集》第11卷,第43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6]一次是在1921年,见鲁迅:《日记·日记第十》(1921年2月12日,3月2、8、20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410~41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一次是在1922年,见鲁迅:《日记·附录 一九二二年日记断片》(1922年1月27日,2月16、17日,8月7日),《鲁迅全集》第15卷,第325~32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一次是在1924年,见鲁迅:《日记·日记十三》(1924年6月1、3、6、7、8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499、5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并于1924年6月10日作《<嵇康集>序》,据鲁迅:《日记·日记十三》(1924年6月10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50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嵇康集>序》最初发表于《华美周刊》,1938年第1卷第1期,署名“鲁迅”,后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嵇康集》。本篇篇末所署日期为“六月十一日”。其间,鲁迅又作《<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此二篇当写定于1924年6月之前),后附入鲁迅校本《嵇康集》末,收入1938年版《鲁迅全集》第9卷。《<嵇康集>序》、《<嵇康集>逸文考》、《<嵇康集>著录考》均见鲁迅:《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64、51、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77]鲁迅:《集外集·俄文译本<阿Q正传>序及著者自叙传略·〔备考〕:自传》(1925年5月26日),《鲁迅全集》第7卷,第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78]许广平:《鲁迅和青年们》,《欣慰的纪念》,第4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第2版。原载《文艺阵地》,1938年10月第2卷第1期。
[79]据《各科教员每周授课时数之调查(节录)》,原载《厦大周刊》,1926年12月18日第168期。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8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80]1927年在广州中山大学讲授同一课程时,改题《古代汉文学史纲要》。该书为未完稿,在鲁迅生前没有出版过,最早收入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辑的《鲁迅全集》第10卷(鲁迅全集出版社,1938年),改题《汉文学史纲要》。今见《鲁迅全集》第9卷,第34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1]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四一》(1926年9月14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2]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四四》(1926年9月22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3]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四八》(1926年9月30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4]许广平:《回忆鲁迅在广州的时候》,巴金、冯至、黄源等:《鲁迅回忆录》二集,第281页,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79年。
[85]俞荻:《回忆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468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本文原载《文艺月报》,1956年10月号。关于鲁迅在厦大讲课的情形及特色另见:川岛:《和鲁迅先生在厦门相处的日子里》(1957年4月9日),原载《红旗飘飘》第1辑,见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第50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俞念远:《我所记得的鲁迅先生》(1936年3月21日),原载汉口《西北风》半月刊,1936年5月16日第2期。这两篇文章均收入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474、457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亦可参阅陈梦韶:《鲁迅先生在厦门大学》(1979年12月),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83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陈梦韶:《鲁迅在厦门》,北京:作家出版社,1954年。
[86]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五○》(1926年10月4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7]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厦门和广州》,第65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
[88]鲁迅:《书信·261004致许寿裳》,《鲁迅全集》第11卷,第4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89]⑥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五六》(1926年10月16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0]⑤景宋(许广平):《鲁迅先生往那些地方躲》,原载广州:《国民新闻》副刊《新时代》,1927年2月。收入钟敬文编:《鲁迅在广东》,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7月。转引自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22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91]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六○》(1926年10月23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6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2]鲁迅:《书信·261023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48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3]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五六》(1926年10月16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5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又,鲁迅:《日记·日记十五》(1926年10月16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2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4]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六六》(1926年11月1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3~1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5]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七一》(1926年11月9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6]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六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8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据《厦大周刊》1926年11月20日第164期,此文原拟载于厦大《国学季刊》,第1期。详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2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后因该校发生了反对校长林文庆的风潮,季刊未能印出。原稿于1953年发现,今见《鲁迅全集》第10卷,第7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97]原载陈梦韶:《绛洞花主》,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4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绛洞花主》是陈梦韶根据《红楼梦》改编的剧本。
[98]鲁迅:《日记·日记十六》(1927年1月16~18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3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99]鲁迅:《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六九》(1926年11月7日),《鲁迅全集》第11卷,第19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0]鲁迅:《三闲集·在钟楼上(夜记之二)》,《鲁迅全集》第4卷,第3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1]《本校文史科概况报告(摘录)·(五)文史科课程表》,原载《国立中山大学开学纪念册》,1927年3月。见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196~197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2]欧阳山:《光明的探索》(1978年),见周建人、茅盾等著:《我心中的鲁迅》,第96~97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原载北京《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103]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0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关于鲁迅脱离中大的原因,亦可参阅:鲁迅1927年4月20日致李霁野信,鲁迅:《书信·270420致李霁野》,《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谢玉生1927年4月25日致孙伏园信,伏园:《鲁迅先生脱离广东中大》,原载汉口《中央副刊》,1927年5月11日第48号,收入薛绥之主编:《鲁迅生平史料汇编》第四辑,第235页,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
[104]鲁迅:《书信·270426致孙伏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5]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1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06]鲁迅:《书信·270515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7]《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8]鲁迅:《三闲集·序言》(1932年4月24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09]许广平:《鲁迅回忆录·六 厦门和广州》,第71页,北京:作家出版社,1961年。
[11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71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11]鲁迅:《书信·270623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5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
[112]鲁迅:《日记·日记十六》(1927年8月22~24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6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稗边小缀》未另发表,最初印入鲁迅:《唐宋传奇集》下册,上海:北新书局,1928年2月。收入鲁迅:《唐宋传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唐宋传奇集>稗边小缀》今见于鲁迅:《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9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13]鲁迅:《日记·日记十六》(1927年9月10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7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唐宋传奇集>序例》最初发表于上海《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6日第51、52期合刊,署名“鲁迅”。后印入鲁迅:《唐宋传奇集》上册,上海:北新书局,1927年12月。收入鲁迅:《唐宋传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6年。今见于鲁迅:《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8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14]鲁迅:《书信·27070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5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游仙窟>序言》最初以手迹制版印入章廷谦校点本《游仙窟》,上海:北新书局,1929年2月,署名“鲁迅”。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鲁迅全集》第7卷,第31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5]1927年7月7日、28日致章廷谦信。鲁迅:《书信·270707致章廷谦》、《书信·270728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55、56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6]川岛:《记重印<游仙窟>》(1957年6月9日),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第81、86页,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117]最初发表于北京《语丝》周刊,1927年8月27日、9月3日第146、147期,署名“鲁迅”。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6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18]最初发表于上海《北新》周刊,1927年9月1日第45、46期合刊,署名“楮冠”。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7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文以读书札记的形式,将所读古书中若干有参考价值的资料摘录并加按语。
[119]最初发表于上海《北新》周刊,1927年9月16日第47、48期合刊,署名“楮冠”。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0]最初发表于上海:《北新》周刊,1927年10月16日第51、52期合刊,署名“楮冠”。收入《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18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1]欧阳凡海:《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原载《文学》。见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四辑》,第21页,上海:上海书店复印,1979年。
[122]许广平翻译,记录稿经鲁迅修改后最初发表于广州《民国日报》副刊《现代青年》,1927年8月11~13日、15~17日第173~178期。改定稿发表于上海《北新》半月刊,1927年11月16日第2卷第2号,署名“鲁迅”。收入鲁迅:《而已集》,《鲁迅全集》第3卷,第5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3]鲁迅:《日记·日记十六》(1927年7月23日、26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6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4]鲁迅:《书信·270717致章廷谦》,《鲁迅全集》第11卷,第5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5]鲁迅:《书信·281230致陈濬》,《鲁迅全集》第11卷,第64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6]欧阳凡海:《关于研究鲁迅先生的几个基本认识的商榷》,原载《文学》。见《鲁迅先生纪念集·悼文(第四辑)》,第21页,上海:上海书店复印,1979年。
[127]欧阳山:《光明的探索》(1978年),周建人、茅盾等著:《我心中的鲁迅》,第103、104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原载北京《人民文学》,1979年第2期。
[128]鲁迅:《日记·日记十六》(1927年9月27日~10月3日),《鲁迅全集》第14卷,第671~6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29]本文用日文写成,最初印入《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即增田涉日译本《支那小说史》,东京:东京赛棱社,1935年。后由作者译成中文,收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4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0]最初印入鲁迅:《小说旧闻钞》,上海:上海联华书局,1935年7月。《<小说旧闻钞>再版序言》,今见鲁迅:《古籍序跋集》,《鲁迅全集》第10卷,第15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
[131]最初发表于上海《中学生》杂志,1931年2月第12号,原题为《关于<唐三藏取经诗话>》。收入鲁迅:《二心集》,《鲁迅全集》第4卷,第275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2]最初发表于《太白》半月刊,1935年第1卷第12期,署名长庚。收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2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3]最初发表于《文学》月刊,1935年4月第4卷第4号“文学论坛”栏,署名“敖”。收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27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4]本文应《文学》月刊社的《文学百题》征文而写,但被国民党书报审察机关禁止刊出,在该书中仅存题目。后发表于《杂文》月刊,1935年9月第3号,署名“鲁迅”。收入鲁迅:《且介亭杂文二集》,《鲁迅全集》第6卷,第328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5]本文是应《文学》月刊社的征文而写的,最初印入《文学百题》,上海:生活书店(《文学》月刊社),1935年7月。今见《鲁迅全集》第6卷,第3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6]鲁迅于1934年9月5日将此四种书寄往北平,托宋紫佩装订成册。解放后由荑珠(杨霁云)抄集,刊于《文汇报》副刊《笔会》,1959年7月25日至27日。(据李何林主编:《鲁迅年谱》(增订本)第4卷,第96~97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题<淞隐漫录>》、《题<淞隐续录>残本》、《题<漫游随录图记>残本》、《题<风筝误>》,收入鲁迅:《集外集拾遗补编》,《鲁迅全集》第8卷,第369、370、371、37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7]鲁迅:《书信·340111致郑振铎》、《书信·340927致郑振铎》,《鲁迅全集》第12卷,第318~319、52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水浒牌子》,即《水浒图》,又名《水浒叶子》,明末画家陈洪绶绘制的梁山泊人物绣像四十图。
[138]鲁迅《书信·280722致韦素园》,《鲁迅全集》第11卷,第62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39]转引自李霁野:《鲁迅先生两次回北京》,鲁迅博物馆鲁迅研究室《鲁迅研究月刊》选编:《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第279页,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年。
[140]《鲁迅全集》第4卷,第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1]鲁迅:《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附录》,《鲁迅全集》第9卷,第30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2]鲁迅:《书信·331220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29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3]冯雪峰:《回忆鲁迅·三 触到他自己的谈话片断之二》,第3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2年。
[144]李宗英、张梦阳编:《六十年来鲁迅研究论文选》(上),第229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本文原载《鲁迅风》,1939年1月11日创刊号。
[145]鲁迅:《二心集·“硬译”与“文学的阶级性”》,《鲁迅全集》第4卷,第205~20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篇最初发表于上海《萌芽月刊》,1930年3月第1卷第3期。
[146]鲁迅:《南腔北调集·谚语》(1933年6月13日),《鲁迅全集》第4卷,第5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篇最初发表于《申报月刊》,1933年7月15日第2卷第7号,署名“洛文”。
[147]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鲁迅全集》第3卷,第51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8]鲁迅:《书信·340324致姚克》,《鲁迅全集》第12卷,第359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49]鲁迅:《书信·320815致台静农》,《鲁迅全集》第12卷,第102~10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0]鲁迅:《书信·351105致王冶秋》,《鲁迅全集》第13卷,第24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1]《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六)》(1935年12月18~19日夜),《鲁迅全集》第6卷,第421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本篇第六、七两节最初发表于上海《海燕》月刊1936年1月第1期。
[152]《且介亭杂文二集·“题未定”草(七)》(1935年12月18日),《鲁迅全集》第6卷,第4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3]《两地书·第二集 厦门——广州(四一、四四、四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117、123、133、136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4]〔日〕增田涉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译:《鲁迅的印象》,第6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鲁迅的印象》初名《鲁迅杂记》,是著者在1947年间写出,陆续发表在日本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刊《中国文学月报》上。第二年,著者加以修订,改名《鲁迅的印象》,和鲁迅书信及其他两篇文章合编成一个集子,即用这篇的名称作书名,由日本雄辩会讲谈社出版。
[155]据1927~1936年《鲁迅日记》及所附书账,《鲁迅全集》第14、15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6]鲁迅:《书信·310426致李小峰》,《鲁迅全集》第12卷,第4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7]鲁迅:《书信·320509(日)致增田涉》,《鲁迅全集》第13卷,第482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8]鲁迅:《书信·321212致曹靖华》,《鲁迅全集》第12卷,第1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59]鲁迅:《书信·330618致曹聚仁》,《鲁迅全集》第12卷,第184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
[160]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1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又据日本学者增田涉的回忆,鲁迅逝世前三个月还曾向他谈及编写文学史的计划。篇目大致是:第一章,从文字到文章;第二章,“思无邪”(《诗经》);第三章,诸子;第四章,从《离骚》到《反离骚》(汉);第五章,酒、药、女人、佛(六朝);第六章,廊庙与山林(唐)。见增田涉著,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代文学组译:《鲁迅的印象》,第63页,北京: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1976年。
[161]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第51~52页,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
[162]冯雪峰:《鲁迅先生计划而未完成的著作——片断回忆》(1937年10月15日),原载上海《宇宙风》,1937年11月1日第50期。见周建人、茅盾等:《我心中的鲁迅》,第165页,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
[163]何幹之:《鲁迅思想研究》,第208页,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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