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自1920年8月至1926年8月离京前，先后在北大、北师大、女师大等八所院校兼课，主要讲授小说史。开课情况如下表^[38]：

周作人回忆说：“还有一件事，也是发生在一九二○年里，北大国文系想添一样小说史，系主任马幼渔便和我商量，我一时也麻胡的答应下来了，心想虽然没有专弄这个问题，因为家里有那一部鲁迅所辑的《古小说钩沉》，可以做参考；那么上半最麻烦的问题可以解决了，下半再敷衍着看吧。及至回来以后，再一考虑觉得不很妥当，便同鲁迅说，不如由他担任了更是适宜。他虽然踌躇，可是终于答应了，我便将此意转告系主任，幼渔也很赞成。”^[39]这就是鲁迅讲小说史的缘起。

鲁迅授课，“那门课名义上是‘中国小说史’，实际讲的是对历史的观察，对社会的批判，对文艺理论的探索。有人听了一年课以后，第二年仍继续去听，一点也不觉得重复……我们听他的讲，和读他的文章一样，在引人入胜、娓娓动听的语言中蕴蓄着精辟的见解，闪烁着智慧的光芒。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很中肯和剀切的，跟传统的说法很不同……当时听讲的人，若是有人能够把鲁迅讲课时重要的讲话记录下来，会成很可宝贵的一部资料，可惜没有人这样做过”^[40]。“鲁迅以朴素的、质直的、不加文饰的说话，款款而又低沉的声音……给听众如饮醇醪，如服清凉散，这种说话，听一百遍也不会厌”，“虽说是讲《中国小说史略》，实在是对一切事物都含有教育道理，无怪学生们对这门功课，对这样的讲解都拥护不尽，实觉受益无穷”。^[41]“在北大，每当鲁迅讲课，教室里两人一排的座位上总是挤坐着四五个人，找不到座位的学生就站在门边、走道甚至坐在窗台上听讲。在世界语专门学校，鲁迅最先在一个小教室给四十余名学生讲课，后来，听课的人越来越多，学校不得不请鲁迅到兼作礼堂的大教室上课了。”^[42]

北京从教期间，鲁迅继《古小说钩沉》之后，又从《太平广记》、《文苑英华》、《资治通鉴考异》、《说郛》等古籍中继续钩稽中国小说史料，^[43]《唐宋传奇集》和《小说旧闻钞》的辑录工作主要是这一时期完成的。在此基础上，鲁迅自编小说史讲义，陆续印发给学生，即为《中国小说史略》。鲁迅后来说：“我的《中国小说史略》，是先因为要教书糊口，这才陆续编成的”^[44]，以此“助听者之聆察，释写生之烦劳”^[45]。当年毕业于北大的王儒卿在给单演义的回信中说：“鲁迅先生是我的老师，他在北大教课即由我们那一班学生开始，教的是中国小说史。他出版的《中国小说史略》，就是给我们编的讲义。”^[46]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对我们讲《中国小说史略》的时候在早期，那时的书还刚刚在北大第一院的新潮社出版，我们就人手一册地拿这分装成上下册的《中国小说史略》做课本了。讲前三篇的时候，因为课本还没有印出，就用中国的油光纸临时印的……”^[47]钱玄同也指出，《中国小说史略》是鲁迅在北大、师大、女师大等校讲授中国小说史时“一两年中随编随印之讲义”^[48]。

油印本讲义《小说史大略》系鲁迅“一九二○年后在北京大学与师范大学教小说史时所发”，“经路工同志断定是最初的讲义本”，凡17篇，约六万言，“为他的大著作《中国小说史略》奠定了巩固的基础及研究的总方向”。^[49]铅印本讲义《中国小说史大略》约出版于1921—1922年，凡26篇。^[50]《中国小说史略》于1923年12月、1924年6月，由北京大学新潮社分上、下册出版，凡28篇，约十五万言。北新书局于1925年9月改印合订本，1931年出修订本，1935年第十版又作个别改订，为最后定本。（此外，《中国小说史略》的日译文自1924年1月13日开始在日文《北京周报》上连载。^[51]）篇目对照如下：

《中国小说史略》较之铅印本《中国小说史大略》文字增加了约两万字，除增补第一篇“史家对于小说之著录及论述”外，又将“明之神魔小说”上、下两篇分为上、中、下三篇，对各篇的具体修改，包括增删材料、修改内容和文句等；较之油印本《小说史大略》，篇目溢出十一篇，篇幅多出一倍半。从中可见《史略》不断丰富和完善的过程。^[52]

《中国小说史略》出版后，陈源（西滢）在《现代评论》第2卷第50期（1925年11月21日）的《闲话》中影射鲁迅“整大本的剽窃”^[53]。又于1926年1月在《晨报副刊》上发表《致志摩》（1926年1月18日）的公开信：“他自己的《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你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54]

鲁迅作《不是信》予以澄清：“盐谷氏的书，确是我的参考书之一，我的《小说史略》二十八篇的第二篇，是根据它的，还有论《红楼梦》的几点和一张《贾氏系图》，也是根据它的，但不过是大意，次序和意见就很不同。其他二十六篇，我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的所说还时常相反。例如现有的汉人小说，他以为真，我以为假；唐人小说的分类他据森槐南，我却有我法。六朝小说他据《汉魏丛书》，我据别本及自己的辑本，这工夫曾经费去两年多，稿本有十册在这里；唐人小说他据谬误最多的《唐人说荟》，我是用《太平广记》的，此外还一本一本搜起来……其余分量，取舍，考证的不同，尤难枚举。”^[55]

李霁野回忆说：“当时许多读者不明真相，都急于要看鲁迅先生对于陈源加给他的罪状怎样辩解。我们几个朋友去访问鲁迅先生，他的精神非常轻松愉快，将答辩文章的主要内容随谈随笑告诉我们了。他说原想将盐谷温这部分书翻译出来，让读者们去客观的明了真相；可是觉得不值当费这样多精力，作罢了。他说陈源冒充学贯中西的教授……是经不起一击的论敌……这篇驳斥的文章题为《不是信》，在《语丝》上发表。《语丝》未到时发售处就挤满了人，《语丝》一到就抢购完了。”^[56]

鲁迅后来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1935年12月31日夜半至1936年1月1日晨）中说：“在《中国小说史略》日译本的序文里，我声明了我的高兴，但还有一种原因却未曾说出，是经十年之久，我竟报复了我个人的私仇。当一九二六年时，陈源即西滢教授，曾在北京公开对于我的人身攻击，说我的这一部著作，是窃取盐谷温教授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的；《闲话》里的所谓‘整大本的剽窃’，指的也是我。现在盐谷温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57](www.daowen.com)

胡适在1936年12月14日致苏雪林的复信中也谈及此事：“凡论一人，总须持平。爱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方是持平。鲁迅自有他的长处。如他的早年文学作品，如他的小说史研究，皆是上等工作。通伯先生当日误信一个小人张凤举之言，说鲁迅之小说史是抄袭盐谷温的，就使鲁迅终身不忘此仇恨！现今盐谷温的文学史已由孙俍工译出了，其书是未见我和鲁迅之小说研究以前的作品，其考据部分浅陋可笑。说鲁迅抄盐谷温，真是万分的冤枉。盐谷一案，我们应该为鲁迅洗刷明白。最好是由通伯先生写一篇短文，此是‘gentleman〔绅士〕的臭架子’，值得摆的。”^[58]

当代学者胡从经在《中国小说史学史长编》中又说：“1986年间笔者在东京大学访问研究时，获见东大荣誉教授伊藤漱平所编《鲁迅增田涉师弟答问集》，卷首有松枝茂夫所作序，言及在昭和四年（1929）在东京帝国大学听中国小说史课时，盐谷温教授就已用鲁迅原版《史略》作教材，可见盐谷氏对《史略》的推重（可惜此事鲁迅生前并不知悉）。”^[59]

此即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与盐谷温《支那文学概论讲话》之关系的一段公案。

1924年7月，鲁迅应西北大学和陕西省教育厅合办的暑期学校的聘请赴西安讲学。据《鲁迅日记》，自21日至30日，九天里共讲了十二次，前十一次在“暑期学校”，最后一次仅讲半小时，是在讲武堂对士兵讲的，内容均为小说史。^[60]如孙伏园所言：“小说史之讲法，本来可浅可深，可严正，亦可通俗。”^[61]当时西安省立第三中学校长刘安国回忆说：“他讲课非常生动，旁引博证，联系实际，讽刺深刻，句句扣人心弦，沁人肺腑，因而使得我不能不每课必听，每听必终，课后还去请教，受益实多，留下的印象，是永难磨灭的”。^[62]陪同鲁迅上课的刘依仁回忆说：“鲁迅先生的讲演，真如他的写的文章一样，理论形象化，绝不抽象笼统，举出代表作品，找出恰当例证，具体发挥，没有废话，使听者不厌，并感到确有独到之处。”^[63]又据当时易俗社编辑谢迈千和担任招待员的竞化教员李级仁回忆，鲁迅“说话非常简要，有时也很幽默含蓄，偶尔一笑”，“听众全被吸引住了”。^[64]

当时直系军阀刘镇华窃据了陕西督、省两座，得意忘形之余，邀请一批学者来陕讲学，以粉饰门面，此即西安暑期学校的缘起。据王淡如回忆，“军阀刘镇华曾经托人示意，请给士兵讲演时调换一下题目，意思是说：你周树人总不肯给我歌功颂德了么，给士兵打一下气总可以吧？但结果使他这个奢望落了空。鲁迅先生答复的很直爽，‘给士兵讲可以，我还是讲小说史，因为我只会讲小说史’。刘碰了个软钉子，几乎要马上掀开‘礼贤下士’的假面具的时候，经人劝阻，才隐忍住了。当时的《新秦日报》曾透露了这个‘兼座怒形于色’的消息，还被罚得停了几天刊”^[65]。许广平回忆说：“鲁迅对当时西安以及北方军阀黑暗，是很小心对待的，故对军士也只讲小说史，即可具见。”^[66]照鲁迅自己的说法，那时候是“大约万料不到我是一个虽对于决无杀身之祸的小事情，也不肯直抒自己的意见，只会嗡！嗡！对啦！”^[67]

西安讲学的讲稿经鲁迅整理后刊出，即为《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68]，它是《史略》的缩编，但补充了一些观点和例证，还修正与丰富了《史略》的某些说法。

北京从教期间，鲁迅又作《破<唐人说荟>》（1922年）^[69]、《宋民间之所谓小说及其后来》（1923年11月）^[70]、《明以来小说年表》（1923年）^[71]、《<何典>题记》（1926年5月25日）^[72]、《为半农题记<何典>后，作》（1926年5月25日）^[73]等小说史相关论文；致钱玄同信（1924年11月26日）^[74]，对《醒世姻缘》的内容与版本作了说明；致北师大学生傅筑夫、梁绳祎信（1925年3月15日）^[75]，对中国神话的分期和内容分类等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此外还曾三次校勘《嵇康集》。^[76]

1926年8月，鲁迅离开北京赴厦门。原因如鲁迅自言，“因为做评论，敌人就多起来，北京大学教授陈源开始发表这‘鲁迅’就是我，由此弄到段祺瑞将我撤职，并且还要逮捕我。我只好离开北京，到厦门大学做教授”^[77]。许广平说：“如果不是和段、章之流大斗，致列于几十位被捕者之林，和另外的原因，大约未必会离开北京的。北京已经住了十五年了，可以静下来研究学问，有好图书馆，这是先生时常所怀念的。”^[7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