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周作人回忆，“归国后他（按，指鲁迅）就开始抄书，在这几年中不知共有若干种”^[17]。“一九○九年六月，鲁迅归国后在浙江两级师范学堂工作，曾多次前往浙江图书馆借阅资料，正式开始了这书（按，指《古小说钩沉》）的校辑工作。到绍兴后，鲁迅继续了这项工作，曾经常向府中学堂图书馆借阅古籍。除在校中阅读、校辑外，他也常在家里小堂前的一张八仙桌上，进行这项工作。鲁迅在阅读类书时，常用宽狭不同、颜色不同的小纸条，把有关资料细心地录写下来，订讹补缺，辨伪还真，最后加以精选。这些小纸条，估计至少有六千多张。鲁迅抄录后，又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全写清楚后集中装订成十大本。订成后，又继续不断地逐渐加以增补。当年鲁迅亲手抄录的这类小纸条，现在还保存着千余张，它生动地表现了鲁迅严谨的科学态度和刻苦的学习精神。”^[18]其间鲁迅“翻查古书抄唐以前小说逸文”^[19]，辑录《古小说钩沉》并为之作序^[20]，又辑录《小说备校》七种（1911年）^[21]。周作人也曾帮助鲁迅做过一些抄录工作，他说：“辛亥革命起事的前后几个月，我在家里闲住，所做的事大约只是每月抄书，便是帮同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22]

至于鲁迅抄书辑佚的动机，一方面是出于兴趣和爱好。这可以追溯到他的青少年时代：“癸巳以前，在曾祖母卧室的空楼上，南窗下放着一张八仙桌，鲁迅就在那里开始抄书的工作……最初在楼上所做的工作是抄古文奇字，从那小本的《康熙字典》的一部查起，把上边所列的所谓古文，一个个的都抄下来，订成一册，其次是就《唐诗叩弹集》中抄录百花诗，如梅花桃花，分别录出……这些小事情关系却是很大。不久不知道是不是从玉田那里借来了一部《唐代丛书》，这本是世俗陋书，不大可靠，在那时却是发见了一个新天地……鲁迅抄得更多，记得的有陆羽《茶经》三卷，陆龟蒙的《耒耜经》和《五木经》等。这些抄本是没有了，但现存的还有两大册《说郛录要》，所录都是花木类的谱录，其中如竹谱笋谱等五六种是他的手抄，时代则是在辛亥年春天了。不知道在戊戌前的哪一年，买到了一部《二酉堂丛书》，其中全是古逸书的辑本，有古史传，地方志，乡贤遗集，自此抄书更有了方向，后来《古小说钩沉》与《会稽郡故书杂集》就由此出发以至成功。”^[23]另一方面，“此非求学，以代醇酒妇人者也”^[24]。自1909年8月归国后，鲁迅“一遘于杭，两遇于越”^[25]，深感“防守攻战，心力颇瘁”^[26]。他曾自言，“一个人处在沉闷的时代，是容易喜欢看古书的”^[27]，所以抄书辑佚又是鲁迅排遣现实苦闷的一种方式。

1912年2月中旬，经许寿裳推荐并两次来函“敦劝”^[28]，鲁迅离开绍兴到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担任部员。在南京教育部期间，据许寿裳回忆，“暇时或同访图书馆，鲁迅借钞《沈下贤集》，《唐宋传奇集》所收的《湘中怨辞》，《异梦录》，《秦梦记》，就在这时钞写的。”^[29](www.daowen.com)

同年3月，鲁迅又由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推荐给北京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并于5月初赴京任职。在北京教育部期间，鲁迅曾与张宗祥谈到京师图书馆的书籍，“鲁迅笑道：‘……馆中有十二卷本白棉纸《说郛》，我看是明初抄本，可惜内容不详，你是“打字机”……何妨录出大家来研究研究。丛书堂抄本《嵇康集》，我曾经翻阅过，里边涂去原文另加校改处，大抵根据刻本，反失本真，你能够仔仔细细的照原书抄一下，也是我所急需的。’我说：‘二个月缴卷，丛书堂《嵇康集》涂改处用墨极浓，不能辨认者，只好将来抄后再参详。’这就是后来印出来的《嵇康集》和鲁迅喜欢研究魏晋文学的初步”^[30]。其间鲁迅“以丛书堂本《嵇康集》校《全三国文》”，并作《<嵇康集>跋》^[31]；抄录《沈下贤文集》，共十二卷并跋^[32]；校《鲍明远集》，并作校记^[33]。此外，就是抄古碑。孙伏园说：“鲁迅先生跟着南京政府搬到北京，他的苦闷也许比一般青年更甚，只要看他在创作《狂人日记》以前几年，住在绍兴会馆钞古碑的生活就可知道。”^[34]当时正值袁世凯复辟帝制时期，“北京文官大小一律受到注意，生恐他们反对或表示不服，以此人人设法逃避耳目”^[35]。鲁迅后来在《呐喊·自序》中说：“许多年，我便寓在这屋里钞古碑。客中少有人来，古碑中也遇不到什么问题和主义，而我的生命却居然暗暗的消去了，这也就是我惟一的愿望。”^[36]而从积极的方面来讲，抄古碑则“一方面可以研究中国字体史，另方面，可以作为写中国文学史的风俗习惯的正确了解的一面”^[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