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从总体上考察中国古代文学的流变和发展，探讨各体文学的基本特质外，学衡派还对中国古代的重要作家，特别是诗词领域的作家给予了相当的关注。学衡派非常推崇杜甫。如胡先骕在《评尝试集》一文中指出，杜甫是笼罩诗坛的最重要的人物，“杜工部之诗，包罗万有，韩昌黎专学其雄浑，白居易专学其平易，李义山专学其秾丽，王荆公专学其苍劲，黄山谷专学其奇崛，陈后山专学其幽涩，各以杜之一长而发扬光大之，遂各辟一门户”^[28]。自杜甫一出，后世诗人皆未能越杜甫而别辟蹊径。后世诗人只有似杜不似杜之分，只有学杜成功不成功之分。

盖人之性情虽大约相似，然绝不能相同，故同一学杜，韩昌黎即异乎白居易，杜樊川复异乎李义山，欧阳文忠、王半山、黄山谷、陈后山、陈简斋、陆放翁皆学杜而各各不同。虽各各不同，然细究之，则仍知其皆出于杜。斯之谓脱胎即创造，创造即脱胎；斯之谓创造必出于模仿也。胡君所主张句句须有我在，韩白黄陈之学杜而终能自辟门户者，正以其句句有我在也，于此正可以生物学例之……韩白黄陈之异乎杜而终为杜之子孙者，正以其虽面目不似杜而骨则似杜也。反而观温飞卿、李长吉、卢仝、孟郊、贾岛、柳柳州、韦苏州、苏东坡、范石湖、翁灵舒、谢皋羽之辈，则不得谓为杜之子孙者，以其绝不似杜也。^[29]

他们还对历代作家做了一个基本的排序：“第一流诗家至少亦有曹植、陶潜、阮籍、谢灵运、鲍照、李白、杜甫、王维、孟浩然、韩愈、柳宗元、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陆游、元好问、阮大铖诸人，而岑参、高适、韦应物、储光羲、孟郊、李贺、李商隐、杜牧、白居易、刘禹锡、欧阳修、梅尧臣、陈与义、范成大、姜夔、刘基、高启之诗，亦可归之第二流之列。”^[30]可以说，关于哪些人可以归入大家之列的问题，学衡派基本上达成了一致。邵祖平在《无尽藏斋诗话》中，也详细地谈到了对古代作家的排序问题。

六月一日，诸友共集金陵宴乐春酒肆，酒余论列古之诗人，因戏约各举十人，以概古今作者。当时取纸笔书举者，柳翼谋、马宗霍、胡步曾诸公暨仆凡四人，结果举列十人，大同小异。仆所举列者，计曹子建、陶渊明、谢康乐、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白香山、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十人。柳髯所举几同，惟陆放翁易为王介甫。步曾所举者无曹子建，有王右丞、柳柳州，余无甚出入。马君所举仅九人，有一人尚在考虑中，未竟其选……灯下重有所感，复取前列之作家，依代增为二十家。计晋魏六朝五家，曹子建、陶渊明、谢康乐、鲍明远、庾子山；李唐五家为李太白、杜子美、韩退之、孟东野、白香山；两宋五家为梅圣俞、王介甫、苏东坡、黄山谷、陆放翁；金元明清五家为元遗山、虞道园、高青邱、吴梅村、郑子尹。之二十家，各树门户，足固疆圉，古今悠悠，蔑以加矣。^[31]

他还论述了各家的不同特点：

曹子建波澜壮阔，诗家初祖；陶渊明元气老雄，无假镌琢；谢康乐如朝霞夕翠，秀色满眼；鲍明远如孤蓬惊沙，振飞绝迹；庾子山如袿薰綦迹，自然芳泽；李太白如翔鸾哕凤，杜子美如奇骥怒猊，韩退之如奔蛟骇惊，皆以其姿力绝世；孟东野如霜崖苍鹘，寒骨凄神；白香山如春草怒生，杂花敷荣；梅圣俞如玉音清远，羹酒澹泊；王介甫如老吏深智，霜鹰远姿；苏东坡如海若谈道，澜漪飘翻，东西易位；黄山谷如天孙制锦，精丽绝世，独具锦机；陆放翁老笔纷披，英姿飒爽；元遗山感喟苍凉，风云翕赫；虞道园古调独弹，贞姿自赏；高青邱雅音高畅，古姿嵚崎；吴梅村雍门哀弹，有时亦媚里耳；郑子尹解衣磅礴，论者或讥荒伧。此二十家之略品也。

学衡派还就诗、词、曲等领域的重要作家及作品展开了讨论。

楚臣屈原，离谗忧国，作赋以刺当世，有恻隐古诗之意。其徒宋玉、唐勒、景差和之，刘彦和所谓爰锡名号，与诗画境，六义附庸，蔚成大国者也。汉则司马相如、扬子云竞为艳丽之词，而曲终奏雅，深得讽谕之义焉……迨正始明道，诗杂仙心，江左篇制，则溺乎玄风矣。有唐之世，以诗赋设科，群士响臻，彬彬称盛焉，中国于是乎有诗赋之学。文章为不朽盛业……昌黎创为古文，而承学之士，趋重单行，亦自持之有故，乃必是此而非彼，斯乌可哉！夫骈散俱有专长，不可偏重者也，中国于是乎有辞章之学。词者，诗余。梁武帝《江南弄》、陶宏景《寒夜怨》、陆琼《饮酒乐》、徐孝穆《长相思》已具词体，至太白《菩萨蛮》、《忆秦娥》，其繁情促节，长吟远慕，遂使前此诸家悉归环内矣。两宋词人，细密如耆卿，豪放如东坡，用律精审如美成，琢句警炼如邦卿，各擅其胜，虽至文正之忠义，文山之节烈，亦优为之。曲者，远本古乐府，而为词之变，复有南北之别。金元之际，白仁甫、贯酸斋、马东篱、王和卿、关汉卿、张小山、乔梦符、郑德辉，其尤著者也，中国于是乎有词曲之学。^[32]

关于词作家，学衡派论述道：

然尝试溯词之源流，本为歌曲之滥觞，雕虫之小技。春花秋月，征歌按舞之候，所以寄丽情，调急管，以图一夕之欢者耳，初非庄重雅正之诗可比。故《花间》一集，全赋艳情，其淫靡之甚者，且邻于郑卫。时至北宋，尚沿故习，故耆卿《乐章》多杂鄙语，山谷小词，不登大雅。范文正不惜为“都来此事，眉间心上，无计相回避”之语，欧阳文忠且传有“堂上簸钱堂下走，那时相见已关心，何况到如今”之辞，盖风尚使然也。自东坡以横放杰出之才，为铜琶铁板之曲，“逸怀浩气，超脱尘垢，于是花间为皂隶，而耆卿为舆台”，风气乃为之丕变。至辛稼轩之《菩萨蛮·书江西造口壁》、《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诗》，几不知其为令词矣。自是以降，虽不人为苏辛，而词已尽洗绮罗香泽之态，无论为白石之清空，或梦窗之秾丽，要不容纤悉伧俗之气存乎其间，而伧俗则花间之痼疾，北宋所不免，虽清真且以不高远见讥也。故南宋名家决不作“啼粉涴郎衣，问郎何日归”之伧语。即周清真之“低声问向谁行宿，城上已三更。马滑霜浓，不如休去，直是少人行”；与“有何人念我无聊，梦魂凝想鸳侣”；与“不恋单衾再三起，有谁知为萧娘书一纸”，亦非白石、梦窗所肯落笔也。尝谓南宋之词为雅词，要亦文学进化之迹有然。……即《花间》一集，其中诸词，亦有雅郑之别。如温助教之作，则尚为美人芳草之思，如“春梦正关情，镜中蝉鬓轻”，“鸾镜与花枝，此情谁得知”，“春恨正关情，画楼残点声”，“红烛背，绣帘垂，梦长君不知”，“若耶溪，溪水西，柳堤不闻郎马嘶”，皆语语有身分，所谓丽以则者。……令词一如绝句，最难见长，以其气短少回旋之余地。而在能手，则每多神来之作，如上举辛稼轩之《破阵子》、《菩萨蛮》是。其次亦须清韵悠然，绕梁不绝，方称能事。^[33]

他们还论述了明清时期文的基本情况：

永乐以还，三杨台阁体积弊日深，为文者习于肤廓冗沓，精气销亡。物极而反，弘治七子之以复古倡，势也。七子中，以李梦阳、何景明为首，其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曰古文之法亡于韩，曰视古修词，宁失之理。故其为文佶倔聱牙，句荆字棘，至难句读，与唐宋文大相径庭。海内风从，粗犷晦涩，真可谓文章一厄矣。当时砥柱中流者，为王慎中、唐荆川、王守仁等。守仁为文，不主一家，慎中、荆川力重欧曾，演迤详赡，卓成大家，足与北地派相抗。至嘉靖中，王世贞、李攀龙复嘘李何之焰，而排王唐，徐中行、谢榛等五人附之，是谓嘉靖七子。于鳞谓文自西京，诗自天宝而后，俱不足观。其文粉饰太甚，精气不足。归有光以一举子，起排世贞方张之焰，诋之曰庸妄巨子，世贞久亦心折，观其为有光作赞，盖大有悔意焉。有光深于经术，其文以欧曾为归，时茅坤评唐荆川所选八家文而行之，艾千子又建豫章社以衍有光之绪，而三袁亦创公安体以宗眉山，唐宋派势力益巩固，虽夏允彝、陈子龙辈试畅弇州之流，然已如死灰之不可复燃矣。^[34]

针对胡适提出的“桐城文之衰落”的问题，胡先骕在《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指出：“桐城文之得名，始于方侍郎苞，姚鼐继之，而为文益工，故有‘天下之文，其在桐城’之誉。”他认为：“桐城文所重者，舍意义外，厥为体制之纯洁。”“吾常以为桐城文似法国文学。法人之为文也，不为浮诞夸张之语，不为溢美溢恶之评，一字一句，铢两恰称，不逾其分。”^[35]

他还从文的流变的角度讨论桐城派的文，肯定了桐城派的文典雅有度。

欧阳修、曾巩之文，偏于柔者也；陶潜、韦应物之诗，偏于柔者也。偏于刚者易见，偏于柔者难知。韩诗之佳者，不在南山而在秋怀，苏诗之佳者，不在少年驰骤之七古，而在东坡和陶诸诗。盖阅世深，见道笃，精气内敛，不逞才思，自然高妙也。桐城文家除三数人外，为文多偏于柔，故外貌枯淡，不易炫人耳目。然“选言有序，不刻画而足以昭物情”，此正其所长，不足为病也。此正安诺德所谓雅典之文也。^[36]

学衡派还讨论了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等问题。吴宓指出，时代政治的清平稳定一般都会伴随着文学创作与研究的繁盛。

吾国若汉武帝、唐太宗、清圣祖之时代，依稀似之。大凡政治修明、声威远被，民康物阜、风美俗淳之际，亦必人才辈出，文学昌盛。故一国之文学史实与其政治史关系密切，而文章著作最盛之时，正即其国运最隆、国威最张之时，此即治文学史者所谓文学大成时代。^[37]

关于文学运动与文学思潮之间的关系，胡先骕在《评胡适之<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一文中也做了思考。

一种运动之价值，初不系于其成败，而一时之风行，亦不足为成功之征。文化史上最有价值者，厥为欧洲之文艺复兴运动……在吾国唐代，陈子昂之于诗，韩愈之于文，宋代王禹偁、梅圣俞之于诗，尹洙、欧阳修之于文，乃有价值而又成功之运动也。至若明代前后七子之复古运动，则虽风靡一时，侥幸成功，其无价值自若也。^[38]

学衡派是一个在政治上较为保守的派别。谈到保守派的历史意义与价值，哈耶克曾这样说：保守派“无法对我们现在的行动方向提供一种替代性的选择。它或许能通过对当前潮流的抗拒而成功地延缓那些并不可欲的发展变化，但是由于它并不能提出另一种方向，所以它也就无力阻止它们继续发展”^[39]。的确，学衡派无论怎样努力，也未能阻止住白话代替文言的脚步。从这个角度上看，正如周作人所说，他们是“没有什么政治意义”的。但在20世纪初激烈的文化冲突中，学衡派作出了历史性的反应，他们以特有的眼光审视文化变革，为建构中国式的新文化体系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近百年之后，再来审视学衡派，有这样几点是今人在治学过程中必须要吸取和借鉴的：1.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特定的文化环境下，他们勇于坚守、维护古典文学优秀传统，与文化激进派进行尖锐论战，表现出了坚定的文化立场和执著的学术勇气。2.在批评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学衡派“大都能遵循慎思明辨、平情立言的学术精神，并竭力维护几为蔚为大流的新潮扫荡殆尽的‘学问之尊严，学问家之人格’”^[40]。3.学衡派对古典文学发展流变史进行了系统地梳理，对各种文体本质规定性进行深入地思考，对具体作家给予公允的判定与评价。学衡派之所以能在古典文学研究中达到这样的高度，正建立在他们融会中西的学术背景之上。

（华中师范大学　王炜　李志娟）

【注释】

[1]柳诒徵：《弁言》，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2]《<学衡>杂志简章》，见该杂志各期卷首。

[3]《吴宓自编年谱》，第241页，北京：三联书店，1995年。

[4]周作人：《<现代散文选>序》，上海：《大公报·文学副刊》，1934年12月1日。

[5]鲁迅：《估<学衡>》，北京：《晨报副刊》，1922年2月9日。

[6]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7]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8]吴芳吉：《三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4年第31期。

[9]孙德谦：《评今之治国学者》，南京：《学衡》，1923年第23期。

[10]叶瑛：《谢灵运文学》，南京：《学衡》，1924年第33期。(www.daowen.com)

[11]茅盾：《茅盾复陈德徵》，北京：《小说月报》，1922年第13卷。

[12]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13]胡先骕：《评朱古微彊村乐府》，南京：《学衡》，1922年第10期。

[14]夏崇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派之潮流》，南京：《学衡》，1922年第9期。

[15]刘永济：《说部流别》，南京：《学衡》，1925年第40期。

[16]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6年第42期。

[17]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18]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6年第42期。

[19]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6年第42期。

[20]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21]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1期。

[22]吴芳吉：《四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6年第42期。

[23]孙德谦：《论六朝骈文》，南京：《学衡》，1924年第26期。

[24]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南京：《学衡》，1923年第21期。

[25]黄乃秋：《评胡适红楼梦考证》，南京：《学衡》，1924年第38期。

[26]张尔田：《史传文研究法》，南京：《学衡》，1925年第39期。

[27]洪深：《中国戏剧略说》，南京：《学衡》，1926年第45期。

[28]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2期。

[29]胡先骕：《评尝试集》，南京：《学衡》，1922年第2期。

[30]胡先骕：《评金亚匏秋蟪吟馆诗》，南京：《学衡》，1922年第8期。

[31]邵祖平：《无尽藏斋诗话》，南京：《学衡》，1923年第23期。

[32]孙德谦：《中国学术要略》，南京：《学衡》，1922年第11期。

[33]胡先骕：《评文芸阁云起轩词钞王幼遐半塘定稿剩稿》，南京：《学衡》，1924年第27期。

[34]夏崇璞：《明代复古派与唐宋文派之潮流》，南京：《学衡》，1922年第9期。

[35]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南京：《学衡》，1923年第18期。

[36]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南京：《学衡》，1923年第18期。

[37]吴宓：《论今日文学创造之正法》，南京：《学衡》，1923年第15期。

[38]胡先骕：《评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南京：《学衡》，1923年第18期。

[39]哈耶克：《自由秩序原理》，第19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

[40]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代序）》，见孙尚扬、郭兰芳编《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第4页，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