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学衡派站在文化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反思新文化运动的意义与价值，对新文化运动过度批判传统文化，多“破”少“立”的偏激情绪和激进态度，积极地加以调整。学衡派对古典文学的肯定，对古典文化的坚持，在当时影响颇大。新文化运动的先驱和主将鲁迅批评说：“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5]鲁迅先生对《学衡》的评价虽然是否定性的，但这种否定性的关注和批评恰恰让我们从一个侧面看到，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将学衡派视作是不可小觑的对手。

针对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反对传统文学样式，主张废除文言文，力倡白话文的态度，学衡派给予了有力的反驳。论及中国古典文学，学衡派往往追源溯流，在考察文学流变的基础上，坚持各个时代的文学自有其优长和价值，不能因为文学的发展变化就否弃传统的文学样式，不能因为有白话文学的出现，就废弃古典文学的诗、词、赋等文体。

梅光迪在《评提倡新文化者》^[6]一文中，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各体文学的更替、流变。

吾国文学，汉魏六朝则骈体盛行，至唐宋则古文大昌，宋元以来，又有白话体之小说、戏曲。

接下来，他批评了新文化运动的提倡者以此为借口，废文言、倡白话的不合理之处。

彼等乃谓文学随时代而变迁，以为今人当兴文学革命，废文言而用白话。夫革命者，以新代旧，以此易彼之谓。若古文、白话之递兴，乃文学体裁之增加，实非完全变迁，尤非革命也。诚如彼等所云，则古文之后，当无骈体，白话之后，当无古文，而何以唐宋以来，文学正宗与专门名家，皆为作古文或骈体之人？此吾国文学史上事实，岂可否认，以圆其私说者乎？

胡先骕的《评尝试集》^[7]则从词句的长短形式等方面考察了由元曲到清代剧本、弹词的变化，指出由句法不整齐的杂剧、传奇演变为句法整齐的剧本、弹词也是必然的，是符合文学发展规律的，反驳了胡适提出的只有由诗到词才是进步的说法。

胡君又以为“句法太整齐了，就不合语言的自然”，以为中国之诗一变而为长短句之词，为一大进步，而词之所以较诗为高者，即以句不整齐而近乎语言之自然之故。然则何以有句法不整齐之元曲之后，乃一变而有句法整齐之剧本、弹词与乡民之曲本乎？……杂剧退化始成今日之剧本，传奇退化始成今日之弹词，文学趋向，为解放，为舍难就易，为减少人为的而增加自然的。而结果如此，是诗歌句法整齐，反较不整齐为自然也。胡君不察此理，妄谓句法整齐为不自然，乃以语言为证，殊不知诗出于歌谣，文出于语言，而歌谣与语言，一发原于情感，一发原于智慧，皆为初民同时所共具之才能，非歌谣出于语言也。

在阐明了文学形态的发展流变之后，一些学人指出：之所以历代文莫过于周秦，诗莫高于唐宋，是因为虽然后人也都作诗、作文，但后世的诗、文都会以唐宋的诗和周秦的文为准则，才会出现看似周秦后无文、唐宋后无诗的现象。

自文学之大体观之，文自二典之后而有群经，群经之后而有诸子，诸子之后而有两京，两京之后而有六朝、有八家，似进化矣。诗自《三百篇》后而有楚辞，楚辞之后而有乐府，有古诗；乐府、古诗之后而有近体，而有词有曲，似亦进化矣。然文之奇者，莫过于周秦；诗之雅者，莫高于唐宋。周秦以后，未尝无文，要皆宜述于彼也；唐宋以后，未尝无诗，要当取则于此也。^[8]

孙德谦的《评今之治国学者》^[9]从中国古代目录学的角度，谈到了诗、词、文、小说的流变及其在中国传统文学史上的地位。

自汉而后，诗人踵起，故班志艺文，以诗赋自为一略，及唐而设科取士，诗家由是为极盛焉。迨至有宋，则又一变而为词，词固诗之余也。然则诗词二者，皆为风雅之遗矣。吾观昔之为诗词者，吟咏性情，长于讽谕，有风人陈古刺今之意，即论近世，其一二名家，要不离乎是，然而不多得也。……今之治国学者，此又一流也。昔司马子长作《史记》，有《滑稽列传》，而刘彦和《文心雕龙》则别撰为《谐》篇，文人游戏，偶焉为之，何足深责。然刘向父子，著《别录》、《七略》，其部次诸子，则以小说列其末，史书《经籍志》不但辞曲一家，置于诗文集后，名不雅驯者，且削而不录也。可见小说、辞曲非学之先务矣。今则不然，能文之士，乐为小说，烟墨不言，任其驱染，而诲盗诲淫，在所不计。不知以吾一时游戏之作，其间败坏风俗，而贻害人心者，何可胜言！昧者不察，犹谓小说之书，感人最易，岂不悖乎？曲始于元，其时张小山辈特造为新声，以补词之不足耳。顾以其可被诸管弦，久目为游戏之具，近虽有识其渊源，校其音律者，然不加考索，善于歌唱滥吹，其中此类为多，亦以此本游戏之事，非关学问也。乃明知其为游戏，偏欲夸大其事，谓曲者国粹之所存，夫国粹，固若是其小乎？他如悬灯而作隐书，叩钟而成联语，瘁其心力，以炫思虑之奇巧，作此游戏者，时有所闻，今之治国学者，此又一流也。

针对一些学者大力提倡小说的做法，孙德谦从目录学的角度着手，谈到自古以来，小说都被视为末流，而今人却过分夸大了小说、辞曲的作用。由此，学衡派对新文化运动从语言层面上颠覆传统的做法给予了回击。事隔近百年后，我们可以看到，在倡文言还是行白话的问题上，学衡派的做法是保守的，也是不合历史的发展逻辑的。但面对中国传统文化，学衡派给予了“同情”式的理解和关怀，这无疑值得我们吸取和借鉴。

学衡派在反思新文化运动的过程中，并不拘于文言、白话之争。学衡派的大部分学人深得西方文化熏染，他们往往融会中西，以西方文学批评理论考察中国文学的发展，这种治学思路颇具新意，并颇有创见。

浪漫主义此后大张，乃见于晋代……至六朝文体坏，诗歌之靡丽，骈文之浮嚣，彰彰在人耳目，直至唐陈子昂出，诗体始革，韩愈出，文体始进，苏东坡、韩愈之文为起八代之衰，盖非甚言之也……浪漫主义之影响于个人行为者，厥为喜矜奇立异，破弃礼法，以自鸣高尚，在西文则自命为天才（Genius），在吾国旧俗，则自命为才子与名士，人苟欲为才子与名士，必言行冠服……故才子与名士，本美名也，而在吾国，才子则为轻佻儇薄代称，名士每与佯狂傲慢同义，皆恂恂笃行之士避之若凂者也……甚或公然认恣情纵欲为率性，守礼节欲为矫饰，如唐之韩偓、明之王次回，皆刻意为闺房靡艳之诗，一若艺术之要事，无有逾此者。而金人瑞之修饰王实甫之《北西厢》，则尤其著者。吾国素以稗官小说为小道，虽士君子偶一为之，要皆以之遣闲情而无郑重视之者，故小说、杂剧在吾国不成庄重之文学，此与欧西诸邦积习有异者也。至金人瑞始以《水浒》、《西厢》与《史记》、《庄》、《骚》并称，甘冒士林之大不韪，不可不谓为浪漫批评家之健者。《北西厢》虽成于王实甫之手，而金实修饰之，以艺术论，《琵琶记》、《牡丹亭》、《桃花扇》、《长生殿》各传奇，无出其右者，然以淫奔之辞，视为文学正宗，与《史记》、《庄》、《骚》并称，则颓废派浪漫文学之表征也。^[10]

在这里，叶瑛指出，中国古代文学史也像西方一样，有着浪漫一派，六朝文学、唐代的诗歌都可大致归于这一类。同时，中国古代文学史上浪漫派中的某些作家也表现出颓废的色彩，如唐代的韩偓、明代的王次回，他们着意写闺房儿女事，格调不高。另外，经金圣叹批改过的《西厢记》也可归为颓废一派。此外，叶瑛还谈到，在中国古代小说的领地里，也有一部可归为浪漫主义的作品。

中国文学言爱情与此类浪漫文学家相若者，厥为《石头记》一书……此书之后半，为高兰墅所续，吾不知苟使曹雪芹躬自为之，结局当何若。苟使宝玉果娶黛玉者，能琴瑟静好如国风所许乎，抑浪漫之幻梦，以实现而失其光彩乎？观夫袭人、宝钗之阴奸，王熙凤之酷毒，则宝玉之出家，殆已知其“男人是土做的，女人是水做的”之说，为不可信耶。吾人对于文学，不必步趋古人，已可于古昔文学不中正之处见之，今日之浪漫主义为可訾。

接下来，叶瑛谈到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出现的写实主义一派。

佛罗贝尔为写实主义文豪之巨擘，其《鲍瓦雷夫人传》（Madame Bovary）一书，号称十九世纪第一杰作……与之相类者为吾国之《金瓶梅》。（此书有两本，一本写淫猥之事特多，闻系后人增益者，原本则文字颇为纯洁，然要旨与之相若也。）此书传为王凤洲著，真伪固未易辨，然非名手莫办，可断言也。此书写土豪西门庆之生活与其家庭，切中事理，虽未必便为宋代生活之写真，然必吻合于明代社会之状况。然以与去宋未远之元人施耐庵所著之《水浒》相较，则见其描写宋代生活亦近似也。作者著此书之目的，甚难臆度，其写实之技艺，则极惊人。……说者谓作者以孟玉楼自况，孟三儿诚为浊中之清，然日与虎狼蛇蝎相处，求其无所习染，殆不可能也。佥谓此书诲淫，吾以为诲淫之书，必须附会爱情以浪漫色彩，此书读之但令人欲呕尔。晚清末年之写实小说，如李伯元之《官场现形记》、吴趼人之《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皆属此类，唯无结构，欠剪裁，但连缀若干不相连之事为一篇，不啻多数之短篇小说，以艺术论，尚在《金瓶梅》之下耳。第二类之写实主义则更进一步。盖已无高尚之期望，但以揭出人类性恶之实相为快，一若与人类有宿仇。如鬼王撒旦，但务欲陷之于地狱为快者……吾国小说中类此者尚少，《儒林外史》虽以讽刺著，然尚多风趣；《水浒》则尚带浪漫色彩。其书中人物十九皆具美德，固非尽为地狱变相也。然《水浒》之讽刺主义，根本乃与此种写实主义相似。

在这篇文章中，叶瑛除了借用西方的文学理论来考察中国古典文学外，还从人与自然及作家对自然的态度这一角度，考察中国古典诗歌的流变过程。

艺术之兴，先模仿肉体，进而及于自然，雕刻绘画，俱先人物，而后以次及于鸟兽、花卉、山水等。盖初级艺术，重视生活方面，故其表现皆直接与生活有关者，或纪念，或示范，皆以艺术为手段，进而模仿自然，始为艺术而艺术，乃为艺术之进步，文学之演进也，亦复如是。初则叙述人生，进而及于自然，再进则取自然之美为描写之对象。初民文学，专写生活，《诗》三百篇其例。楚骚而降，由写实进为想像，艺术大为进步，然其对象仍不出人生范围，间有及于自然者，乃不过用为人生之象征。《诗》“萚兮萚兮，风其漂女”，与《楚辞》“荃不察余之中情”之类，皆指点自然物以寄其意，非出于审美之情绪及欣赏之态度也。稍进则写行为，写恋爱，而及于人生之美，如《史记·吴世家》写季子之高洁，《刺客列传》写侠士之勇烈，此为行为之美也。《诗·硕人》写庄姜，乐府《羽林郎》、《陌上桑》之写美人，此写异性之美也。然前者偏于伦理的情操，不离训诲，目的既不单纯，后者兼及男女之欲，审美亦难确切。所谓“视之盈目，孰者克尚”，美未及审，审美之明，已为爱所掩也。此就审美而言者，至于描写自然，如《山海经》之纪名物，《月令·夏小正》之纪时序，《诗·七月》之写田原，宋玉之赋风，木玄虚之赋海，郭景纯之赋江，以及其他各家之纪游历，或敷陈实况，或略志经验，皆非出于欣赏之态度及美之情操也。间有咏叹自然者，《诗》“河水洋洋，北流活活”，《楚辞》“嫋嫋兮秋风，洞庭波兮木叶下”之类，然仅有句而无章。古诗“明月皎夜光，促织鸣东壁”，始有一章半章咏叹矣，然无全篇。魏武帝《观沧海》诸作，始全篇咏叹，然在旅行中抒怀之作，非纯为自然而写自然。综而言之，陶、谢以前，文人对于自然之态度可分为三类。（一）受自然之暗示，含有宗教的情操者，如阳舒阴惨……之类。（二）取自然为象征，用以富其想象者，如天步艰难之类。（三）对自然而发生联想者，如凄风苦雨之类。从未有出于欣赏态度以尝得自然美味也。此就自然方面言者，据此可知自然之美，虽在加惠于人生，而表之于文学则从未之见。至陶渊明、谢灵运始连篇叠简，咏叹自然，开山水诗之宗派，纯出审美之兴趣。取自然之美为描写之对象，为美而写美，成立一种自然美之文学，故曰美之发现也。

从叶瑛对中国古代文学发展流变的讨论中，可以看到，学衡派绝非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守旧复古派，其中的成员得西方文化的浸淫，他们接受了西方的文化保守主义，时时在将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相比较，同时也在用西方的理论观照中国的文学与文化，他们的论点也确能成一家之言。时人对学衡派以他人之长处凸显自家之优势的治学方式给予了尖锐的批评。茅盾说：“今年提倡国粹的声浪从南京发出，颇震动了死寂的空气；我拜读了好几篇，觉得他们的整理国故有些和孙诒让等前辈同一鼻孔出气——是表彰国故，说西洋现今的政法和思想都是我国固有的。……我对于这样的‘整理国故’真不胜其怀疑了。”^[11]但无论如何，百年之后，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学衡派运用比较方法所做的分析，进一步深化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将中国古代文学研究推向了新阶段。

正是因为有着融会中西的学术背景，学衡派不仅有着极其开阔的学术眼光，而且对中国文学发展的观察也更加细致入微。除了从整体上考察文学史上各种文体代更的现象之外，学衡派还对各种文体内部的发展变化做了认真地梳理。如谈到诗歌，胡先骕将中国四千年来的诗分为四个时期：

中国文学自唐虞以来，历时四千载之久，宁能墨守古昔，但知模仿而无创造耶？今试考中国四千年间之诗，按其性质可分为四大时期，各大时期中又可分为若干小时期。第各大时期关于技术上之区别较大则显见，可例之为改革，小时期仅可例为变异耳。^[12]

胡先骕还详细地谈到了各个时期诗的基本特色。第一个时期开始于唐虞，终于周末，主要包括《诗经》、《离骚》等。(www.daowen.com)

此时期之诗，发源于歌谣，大体为四言。技术极其简陋，喜用比兴与重言，每每数章之诗，意义相似，仅易数字而已，此时期虽始于唐虞，然唐虞夏商之诗，为数极寡，至周初始盛，实则谓此时期，仅包括有周一代亦可。此孔子所以美周之文也……其精神一方面，最足引人注意者，则所述者尽属人事，既无希腊之述神话诗，复无乔塞之咏英雄诗，写景观念，亦极不发达，诗歌内容无外乎家室廊庙、起居日用、礼乐刑政以及祀神述祖之事，其所表现者纯为人文主义，初无一毫浪漫主义羼杂其间。此亦中国古代文明迥异于其他文明者也。至屈原出，始创《离骚》，以忠君爱国之忱，一寓于香草美人之什，既破除四言之轨律，复尽变人文主义之精神，秉楚人好鬼之遗风，遂开诗中超自然之法门。虽一时影响不大，未能开一时期，然中国诗之浪漫主义，已伏根于此矣。

第二时期起于西汉迄于陈隋。

其形式上之改革，为五言之代四言，全篇之代分章，赋体之代比兴，各首不同之句法以代各章相同之句法。然最大之改革，厥为五言之代四言也。此时期又可分为若干小时期。如西汉体、建安体、正始体、太康体、元嘉体、齐梁体。凡治选学者，皆能言之。至其共同之性质，则为以五言为通用之体裁，其技术则一方面固较周秦为优，一方面乃较唐人为劣。句喜排偶，然每每多芜辞。尝有一二联铺比其间，初无要旨，删汰之反觉简洁者，其状景物也，但有语其大略，而不能精刻入微，即大谢写景之作，亦非王孟之比。此时期尤有一习气，即拟古是。自有方《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诗以来，离人思妇之什，已为朝野所珍视。乐府体遂以渐而繁，彼作者亦竞相模拟。试一阅郭茂倩《乐府诗集》，即见模拟之风大盛于此时也。且不但模拟诗题，甚且袭用句法，读之令人生厌，独陶阮谢三公以振奇之姿，不旁门户，别开支派。然数百年间之趋向，可见也。此时期大可称之为古学主义时代，以其尚模仿也。初唐诸家，或承齐梁之余绪，或追魏晋之往迹，尚为此时期之遗裔。

第三个时期是从盛唐到五代。

其特性在形式上则为七古与律诗大兴，技术上则章法、句法较第二期为严谨。一篇之中少累句，一句之中少芜辞，不尚模仿古人，要能各立门户，赓作乐府之习渐衰，因事命题之作大盛，以杜工部一人之作而论，则舍七绝外，几于无体不佳，写景叙事，抒情述志，清新沉雄，瘦硬婉约，无美不具，开后人无数法门，为千余年中国诗之星宿海日。人以之拟弥儿敦，恐弥儿敦之于英诗之影响，远不及杜诗之于中国诗影响之大也。此外则与杜相鼓吹者，前有王右丞、孟襄阳，后有李太白、高常侍、岑嘉州，于是盛唐之诗，遂开示中国历史上未有之光荣。此后元和间之韩愈、白居易、元稹、柳宗元、孟郊、贾岛、卢仝、李贺，以及中晚之李商隐、杜牧、温庭筠诸贤，各辟蹊径，要不以外于盛唐诸公也。

第四个时期是宋以后。

此时期之诗之性质，厥为用字、造句、立意、遣辞，务以新颖曲折为尚。唐人之美往往为自然的，宋人之美则为人为的；唐人仅知造句，宋人务求用字；唐人之美在貌，宋人之美在骨；唐人尽有疏处，宋人则每字每句皆有职责，真能悬之国门，不易一字也。唐诗视汉魏六朝之诗，技术固较工，宋诗则较唐人尤工。唐人尚有拙处，宋人则绝无拙处，有时反以过工为病。唐诗音调谐婉，宋诗则过取生涩，即以孟郊、李贺之诗以与黄山谷、陈后山较，唐宋之界，仍判然也。唐诗之味如鸡鸭鱼肉，美则美矣，日饫之或有厌倦之意；宋诗则如海鲜，如荔枝、凤梨，如万寿果，如鳄梨，其风味之隽永，一甘之即不忍或舍也。在欧洲文学中，厥为法人之文，恍惚似之耳。自此以降，元人虽对于宋人之过于生涩处有所纠正，然无特种之更张。明人则误在模仿唐人之面目，遂蒙画虎类狗之诮。清初诗人亦步趋唐人，除一二人外，未能别开蹊径。清末郑子尹、陈伯严、郑太夷虽能各开一派，然不能自异于宋人，日后之不可知。在今日观之，中国诗之技术，恐百尺竿头，断难再进一步也。

胡先骕在《评朱古微彊村乐府》^[13]一文中，还谈到词的发展与变化，认为后世的词与宋代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常考词肇于晚唐，盛于两宋，至胡元则曲代兴而词渐微，明承元人之敝，南宋诸名家词皆不显于世。小令但知规抚花间，慢词往往俚俗杂出，尽失雅音轨范矣。清初虽词人辈出，然旧籍湮芜，格律放失，至毛晋《汲古阁六十一家词》出，世人始得广读两宋名家词。万树《词律》成，倚声家始得知宋词法度。然毛刻既多舛误，万律亦未尽能遵，加以时值承平，但知啸傲风月，流连诗酒，故虽以王贻上、朱竹垞之隽才，究无苍莽激越、环奇骀宕之气。按律谐声，尤多龃龉，持与两宋名家比，终觉有上下床之别也。

关于文，学衡派也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他们提出，自唐以来，文的领域中有三大运动：退之之变骈俪，永叔之更西昆，有明前后七子、唐宋派之冲突。这三大运动可看作是中国古代文章转变的枢纽。

自韩柳以古文为天下介，而名位不崇，厥流未广，且骈俪之势，浸淫已久，回荡辗转，未能遽熄。至宋初而西昆之势张甚，永叔所谓当时作者，务以言语声偶摘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也。尹师鲁、苏舜卿、梅圣俞抗之于先，永叔继之，眉山、临川、南丰从而附和，其风乃熄。学者渐趋于古，嗣后数百年，为文多以唐宋为宗，所谓文章正宗是也。至明弘治、嘉靖，李何王李以复古倡，天下靡然，卒之归王诸人，屹然不动，挽狂澜于既倒之时，搜坠绪于陵夷之末，而韩欧之文，复彪炳于天壤。则是三大运动者，实绾千数百年文学转移之纽者也。^[14]

刘永济的《说部流别》^[15]一文则专门讨论了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与变化。他认为，小说缘于中国古代的神话。

稽小说之缘起，亦初民文学之支流也。创体之蚤，谅同谣谚，是以远古传述，失所从来，神人杂糅，语多奇怪。列御寇、庄周之所记，《山海经》、《鸿烈》之所称，虽半由寓言，实多资遗说。而屈原《天问》亦杂陈神怪，莫知所自。大抵往古异迹，图画祠堂，有如是者，故三闾愤懑，呵而问之。其间所称顾菟烛龙、增城县圃诸事，以拟希腊神话，岂必减其恢奇。而故俗相传，盘古开天、七日造人之说，持比《旧约·创世》，亦颇同其谲诞。

刘永济还谈到小说最初就被列为末流、视为“小道”的原因。

惟是古人简陋，或多口传，后世文胜，乃形楮墨，亦如古诗耳受，今著简编。循其轨涂，殆无二辙，但大雅君子病其不经，博学儒生卑其细碎，遂用以小目之。是以志怪仅见于南华，野语见斥于孟子，不足以媲美雅言，频烦圣虑。

在该文中，刘永济还详细论述了两汉至魏晋的小说。

两汉近古，流风未绝，故《神异经》、《十洲记》依托神仙恍惚之说，则阆风县圃之遗意也。《汉武故事》、《内传》、《洞冥》虚抅天人感通之迹，则华胥、崆峒之故事也，虽作者姓名未足征信，而时俗沿袭，岂尽相悬？东方称滑稽之雄，汉武有神仙之志，好事者为之因缘附著，不亦宜乎？

刘永济还指出魏晋小说大兴的原因。

迨夫魏晋代兴，齐梁踵武，玄风大扇。佛法西来，长生久视之道既张，因果报应之说复盛，谈谐苟洽，资料更多。其前则有秦王嘉之《拾遗》，晋干宝之《搜神》，陶潜之《后记》。其后则有宋刘敬叔之撰《异苑》，梁吴均之续《齐谐》，或祖述旧闻，或网罗异迹，或撰集出一手，或补缀于后人。莫不领异标新，摛华掞藻，固已穷幽明之骇怪，极意象之荒唐矣，嗣有作者，曷以远过。

唐代是文言小说的繁盛期，刘永济将这个时期的小说分为四类。

一曰纪佚事。纪佚事者，拾史外之遗闻，叙一事之端委，铺陈施设，事伟而文丰者也。属此门者，曰《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梅妃传》、《长恨歌传》、《太真外传》、《东城老父传》、《高力士传》也。二曰写义侠。写义侠者，模绘英杰，发抒郁伊，祖马迁游侠而加恢诡者也。属此门者，曰《虬髯客传》、《红线传》、《刘无双传》、《剑侠传》是也。三曰记艳异。记艳异者，儿女会合之私，死生聚散之苦，绮合绣组，情文凄芬者也。属此门者，曰《会真记》、《霍小玉传》、《李娃传》、《章台柳传》、《杜秋娘传》是也。四曰传神异。传神异者，踵六代之余习，宗二氏之寓言，挈有以入无，翻空而出幻者也。属此门者，曰《南柯记》、《枕中记》、《柳毅传》、《步非烟传》、《离魂记》、《杜子春传》、《李林甫传》是也。

宋元之后，白话小说大兴。在《说部流别》一文中，刘永济分析了宋元白话小说产生和发展的原因，他认为宋元白话小说源于宋代说话，“讨源者固视南北两宋为滥觞，而观澜者终叹元明以来为壮阔”，并对明清小说予以评价。

《三国志》则史而少文，《西游记》则虚而多幻，《儒林外史》则杂而无章，《东周列国》则枯而乏韵。前之两书，犹瑕瑜互彰；后之二作，则碔砆乱玉。至于《金瓶梅》之猥亵，《镜花缘》之俗陋，《品花宝鉴》之淫乱，《七侠五义》、《儿女英雄传》之平庸，又无论矣。其余诸作，皆说部之舆台，稗官之仆隶，不足以升大雅之堂者也。具浮天浴日之观，抱涵虚纳深之量者，其惟《水浒》、《红楼》乎？《红楼》毗于阴，故文多缱绻；《水浒》丽于阳，故词尚激昂。一则忠愤不平之鸣也，一则情天恨海之史也。至其包举之大，组织之巧，体物之工，言情之妙，倘所谓并驾齐轨，异曲同工者欤？然而竞为侈丽之词，没其讽谕之义，使览之者劝百而讽一，则亦同夫赋家之失矣。

由此，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学衡派立足于弘扬传统文化，对中国古典文学的发展和演变做了细致、详尽地清理。学衡派对中国古典文学发展、流变的总结和梳理虽然有很强的目的性和针对性，是为了反击新文化运动，反对倡扬白话。学衡派与新文化运动孰是孰非，在此我们不做评判。但我们必须看到，学衡派在贯通中西文化，洞悉中外文学发展走向之后，对中国古典文学流变做出的梳理有客观、理性的一面。《学衡》杂志刊登的大部分文章确实出于严肃的学术研究和讨论，而绝非仅仅出于意气之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