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节（1873—1935），近代学者、诗人。原名晦闻，字玉昆，号纯熙，后改名节，别署晦翁、黄史氏。广东顺德人。1905年在上海与邓实、刘师培等建立“国学保存会”，并创办《国粹学报》，既提倡国故，又进行反清革命。1909年加入同盟会，1910年参加南社。1915年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曾著文驳斥帝制主张。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中国古典文学。此后十几年间，除1928年返广州短期担任广东省教育厅长外，绝大部分时间在北大、清华教书。

黄节是著名诗人，一生坚持诗歌创作，著有《蒹葭楼诗》二卷，始于1895年，止于1933年，收诗425首，但并非全部。今人马以君辑《蒹葭楼集外佚诗》近80首，载《明清诗文研究丛刊》第2辑。后马以君又编成《黄节诗集》，于1989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共收诗609首，是为目前黄诗最全之本。并时诗人对其诗作评价甚高。陈三立《蒹葭楼诗题词》评其诗：“格澹而奇，趣新而妙，造意铸语，冥辟群界，自成孤诣。”汪国垣《光宣诗坛点将录》将其评为地煞星镇三山黄信。

黄节的著作多为对魏晋南北朝诗歌的笺注，计有：

（一）《汉魏乐府风笺》（十五卷四册），北京大学出版社1925年出版。

（二）《鲍参军诗注》（四卷二册），民国十二年出版。

（三）《谢康乐诗注》（四卷二册），民国十三年出版。

（四）《诗律》（六卷一册），民国十四年出版。

（五）《阮步兵咏怀诗注》（一卷一册），民国十五年出版。

（六）《曹子建诗注》（二卷一册），民国十九年出版（兼由商务印书馆印行，定价一元二角）。

（七）《诗旨纂辞》（三卷一册）全书未完），民国十九年出版。^[35]

（八）《变雅》一卷。

（九）《魏武帝魏文帝诗注》（附《魏明帝诗注》）。

此外，黄节的著作还有《黄史》（刊《国粹学报》）。据记载，《中国文学史》、《周秦诸子学》、《中国通史》^[36]、《粤东学术源流史》等^[37]也为其著。

其中，《曹子建诗注》、《鲍参军诗注》、《阮步兵咏怀诗注》，1957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汉魏乐府风笺》、《谢康乐诗注》、《魏武帝魏文帝诗注》（附《魏明帝诗注》），1958年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再版。另外《诗学》、《诗律》附《蒹葭楼诗》，于2007年由天津古籍出版社以《黄节诗学诗律讲义》为名重版。另外，中华书局于2008年编辑出版了《黄节诗学选刊》，所收黄氏诗学著作除上述人民文学出版社于50年代所出六种之外，还有《诗旨纂辞》与《变雅》。

还有一些单篇文章散见于《国粹学报》、《南社丛刻》等刊物。

黄节诗学湛深，吴宓说他：“为近今中国诗学宗师，合诗教、诗学、诗法于一人，兼能创造。”^[38]

黄节的著作大都是他在大学授课时撰写的讲义，而这其中主要是魏晋六朝诗人诗作的笺注，综合性的诗学论著较少，有代表性的就是《诗学》。《诗学》也是黄氏任教北大时的讲义，1929年由北京大学排印出版。全书叙述由汉魏至明代的诗歌发展梗概，篇幅虽不足五万字，但能成一家言，影响深远。吴小如评为：“其学术价值足与鲁迅《汉文学史纲要》、刘师培《中古文学史讲义》媲美。”^[39]

全书分为“序”、“诗学之起源”、“汉魏诗学”、“六朝诗学”、“唐至五代诗学”、“宋代诗学”、“金元诗学”、“明代诗学”等八部分。“诗学之起源”中说，所谓“诗学”是指文人的诗歌创作，这种创作晚于民间歌谣的产生。“班孟坚曰：‘哀乐之心，感而歌咏之声发。’古者民俗歌谣，皆谓之诗。十五国风所采是也。《击壤》、《卿云》，亦皆可歌，不尽比于琴瑟，是故古无所谓诗学也。”^[40]诗学的“初期”是从专职诗人有意为诗算起。“诗之兴其始于‘颂’乎？欧阳庐陵曰：‘古者登歌清庙，大师掌之。’是故四始之体，惟‘颂’专为郊庙颂述功德而作。其他率因触物比类，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无定，未若‘颂’之立为专体也。诗之有学，此其初期也。”第一批专职诗人的创作是应郊庙祭祀歌功颂德的需要而产生的，接下来便是为了应各国日益频繁的纵横外交需要了。“《传》曰：‘登高能赋，可为大夫。’班孟坚曰：‘言感物造耑，材知深美，可与图事也。降及春秋，诸侯卿大夫，交接邻国，当揖让之时，必称诗以论其志。’故孔子曰：‘不学诗，无以言’也。诗之有学，此其中期也。”^[41]前两个时期专职诗人的身份都是贵族大夫，战国时期这种局面彻底改变了。“班孟坚曰：‘春秋之后，周道浸微，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是故诗学之兴也，其后期则成于赋乎？”^[42]除诗人的身份转变而外，形式典雅凝重的颂体诗与辞赋合流，形成了新的体式。

“汉魏诗学”一节，重点探讨各种诗体的起源，五七言而外，还涉及八言、六言乃至九言，但重点是五七言。他认为五言诗源于诗三百。“严沧浪曰：‘风雅既亡，一变而为《离骚》，再变而为西汉五言。’五言诗者，其源实导于三百，而欲变《离骚》复杂之辞者也。观三百篇中若‘以介我黍稷，以谷我士女’、‘彼有不获稚，此有不敛’、‘乃求千斯仓，乃求万斯箱’，皆五言连用，特未以为全篇耳。《离骚》文辞复杂，五言句实不一二觏。西汉之初，学者既惮乎三百篇之简奥，而又以《离骚》过为繁杂，乃创此体。”“五言之兴也，始于汉武”，“乐府既有五言”，于是《古诗十九首》及苏李赠答相继成篇，遂为五言古诗之首。此五言诗所由兴也。至于七言的起源，黄氏认为：“七言之兴也，亦始于汉武。”“刘彦和谓七言亦出自《诗》、《骚》，孔颖达举‘如彼筑室于道谋’为七言之始，是已。顾亭林谓楚辞‘招魂’、‘大招’，去其些、只，即是七言，说亦良是。然未以为全篇也。至‘柏梁’，则通体皆七言，故后世以为七言始耳（古诗歌七言之可诵者，若宁戚《饭牛歌》、高祖《大风歌》、项羽《垓下歌》。然《饭牛》、《大风》两章纯乎全篇七言也。《垓下歌》七言矣，然中用‘兮’字，雅近楚辞，亦不得以此为七言诗也）。虽然武帝柏梁诗体，如今之联句，非一人全篇之作，至后汉张衡作《四愁诗》，七言之体益著。此七言诗所由兴也。”^[43]

“六朝诗学”一节首先讲了五、七言诗之“变体”，这种“变体”孕育了后来的近体诗。“以六朝之词藻，上承汉魏而下开唐宋，凡诗之体格，无不备于是时。”这节重点叙述了六朝五、七言诗特别是五言诗的流变。“然以五、七言较论，则五言之作，其源流为远。魏晋之间，以阮籍别为一派，与陈思相匹，《诗品》云：‘其源出于小雅，司马氏之初，则左思、刘琨、郭璞，三分鼎足，莫此为盛。’而左之挺拔，源出刘桢。刘之源刚，源出王粲。郭之豪隽，源出潘岳。过江而后，笃生渊明，其源出于应璩，而又协左思风力。要之渊明之诗，卓绝后先，三百之遗也。宋代词人则以谢灵运、鲍照为首。而谢源于陈思，鲍源于二张（晋张协、张华）。若谢混、谢瞻、袁淑、王微、王僧达源于张华。萧齐以谢朓独步一时，其源出于谢混。梁代右文，作者为众，若江淹、何逊，足为两雄。沈约、范云、吴均、柳恽，差堪羽翼。而江则成就于谢朓，沈则宪章乎鲍照，其源尤可溯。陈则徐陵称首，北周庾信为优。至隋而杨素沉雄华赡，风骨甚遒，已僻唐人陈、杜、沈、宋之轨。此则五言之盛，其源流可称述者也。”^[44]

七言与五言相较，则远逊于五言。“若夫七言之作，则以六朝之大，惟鲍照一人，最为遒宕。梁武、庾信亦自靡丽，斯为次之。溯其源流，不若五言远矣。盖五言极盛于汉代，至六朝而未衰。七言则汉始萌芽，尚沿骚体（如汉武《瓠子》、《秋风》，张衡《四愁》，皆汉七言长篇，未脱骚体是也）。至魏文《燕歌行》、陈琳《饮马长城窟行》，始称七言巨制。以是观之，则七言未振于汉代，迄六朝而方兴，是以其源流之远，未及五言。”^[45](www.daowen.com)

在“唐至五代诗学”一节，黄节高屋建瓴，以截断众流的气魄，提纲挈领地概括了唐代初盛中晚四个时期诗歌的发展脉络。同时，明确了诗风变化的原因，评骘了重点诗人，堪称一部浓缩的唐诗史。

首先指出初唐“四杰”、“四友”的诗学渊源：“皆能远挹谢、鲍，近宗徐、庾。引六朝之源流以入初唐，此其选也。”但这一时期的诗风却与六朝有别：“五、七言古诗，亦视六朝为绮靡。夫绮靡则伤气格。”于是就有人想变化风气：“张九龄、陈子昂起而振救之，夺魏晋之风骨，变梁陈之俳优（采王渔洋说），抑沈、宋之新声，掩王、卢之靡韵（采邓元锡说），而风斯一变。”^[46]

降及盛唐，群星璀璨，李杜而外，“其时如王维之精渺，李颀之冲秀，高适之沉雄，岑参之奇逸，四子者，称‘王李高岑’。而孟浩然以雅人深致，与王维齐名，亦称‘王孟’，各以其所长，争一时。而乐府七言，至是而始畅；近体律绝，推是为正宗。所谓气格声律，至详极备，唐代诗学之盛，盛于此矣”^[47]。

中唐初期尚能保存关注现实的余绪。“天宝丧乱，施于大历、贞元；李、杜之风未远，学者犹能感时哀歌。”^[48]但是随着“近体繁多，古声渐远”，“惟韦应物之古淡，柳宗元之峻洁，铮铮气格，称为‘韦柳’，斯为难及”。^[49]到了韩愈时代，“韩愈博大，鼓吹六经，以难文复古，以险韵为诗，力追汉魏，树之宗风，其时与昌黎并立者，孟郊一人而已”。“盖昌黎本好奇崛，而东野亦硬语盘空，以是并称‘韩孟’。一时若卢仝、贾岛，皆闻韩、孟而起者，而风又一变。奇崛之失，至于涩僻，如卢仝、贾岛或至不可卒读。于是元稹、白居易兴焉”，“盖元、白之浅易，实矫韩、孟之涩僻而为之也，而风又一变”。^[50]那么晚唐诗风又是如何变化的呢？“元、白之失，在于浅易，格每下而力劣，声杀削而音微。施及晚唐，而沉雄深浑之诗，至于绝响。于是温庭筠之绮靡，李商隐之纤秾，同时而兴。尚声律而忽气格，抑又下于初唐四子及沈、宋远矣。流及五季，迄用无题，而风又一变。读杜甫汉朝陵墓，较李商隐马嵬锦瑟，读杜甫九日蓝田庄，较杜牧九日齐山，则盛唐晚唐之升降，已可喟矣。”^[51]

黄节对盛唐李、杜两大家的评价也别具只眼，更多地着眼于诗体。如谓“李白古风最为五言之冠，顾其天才卓绝，而忧时感愤，恒发于言”。而“太白七言古体，原逊五言”，“王渔洋论太白七言诗，等诸王、李、高、岑，称盛唐五家，则七言不逮杜甫矣”。但其“七言绝诗，如画中神品，窅然入微，高出盛唐诸公之上”。对李白的五七言律诗也作了评价：“其五言律，清闲俊逸，从容于法度而不为所窘。白尝言兴寄深微，五言不如四言，七言又其靡也。况使束于声调，俳优哉，俳优哉，遂谢不复为。独于《黄鹤楼见崔灏所赋搁笔去》、《于凤凰台鹦鹉洲戏摹》为二律，是故七言律非其所长，亦其所不愿为也。”至于杜甫，则七古、七律、五古、五律、五排、七排都特立独出，没有争议。但有一种论调认为杜诗五言不如七言，《讲义》则驳斥道：“故就其五言诸体观之，甫实兼有李白之长。然则谓杜尤长七言则可，谓其不长五言则未可也。渔洋论杜七言，以为前所未有，后所莫及，盖举其尤长者言之。”杜甫有些体制是短腿，也无讳饰的必要：“惟五、七言绝诗，非杜所长，则不必以是求之耳。”^[52]

黄氏特重韩愈，也属其独到之见。“李、杜而后，降及贞元、元和间，学杜而得其至者，惟韩昌黎一人而已。然昌黎之学杜，非逐其声响而求之也。昌黎七言古诗，王渔洋极称之。然以五言论，则亦何后于李、杜？渔洋选古诗，不录昌黎五言，未为得也。昌黎五言古诗如《归彭城》，如《烽火》等篇，感怀时事，不减杜甫《潼关》、《石壕》诸作。又如《此日足可惜》、《赠张籍》及《秋怀十一首》、《县斋有怀》、《龊龊》等篇，其自述身世，亦陈子昂《感遇》、李白《古风》、杜甫《遣兴》之遗也。至如《合江亭》，如《陪杜侍御游湘西两寺》，如《岳阳楼别窦司直》等篇，则雄奇闳肆，其气格骎骎乎直过李、杜。故谓昌黎五言之长不可没也。若七言古诗，则《汴州乱》、《桃源图》、《永贞行》、《感春》等篇，亦等诸杜甫《丽人》、《兵车》之作。若《赠张功曹》、《谒衡岳庙》、《杏花》、《寒食日出游》、《送区宏南归》、《石鼓歌》等篇，则哀丽悱恻，而出以奇放，慷慨动人，可独步千古矣。故谓昌黎尤长七言，此其最也。”^[53]昌黎之短“惟近体五、七言律绝，非其所长，则逊于杜甫耳”^[54]。

作者认为有唐一代起振起风气的诗人只有四人。“观夫唐一代之诗，初唐有陈子昂，盛唐有李、杜，中唐有昌黎，皆关乎一代文章风气者。至晚唐而阙然，则风气盛衰，人材升降，可以见矣。”而对于初、盛、中、晚的唐诗发展分期，他也认为只能就主要的倾向而言，并非绝对。“是故论唐诗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其间时代声调，固自不同。王世懋曰：‘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变之渐也。非逗故无由变，如四诗之有变风、变雅。杜子美全集半是大历以后作，即大历十子，亦岂无盛唐，必谓盛唐人无一语落中，中唐人无一语入盛，则亦固哉其言诗矣。然则区时代为四以论唐诗者，于其源流之正变，风气之推迁，气格声调之异同，就其大势而观之，以慎其所学，斯为无害。若毛举单词，摭拾一二篇章，以分别初、盛、中、晚，诚未见其善学也’。”^[55]

晚清时，宋诗之帜大张，诗宗江西成为一时风尚，仅钱基博《现代中国文学史》列入专节的宋诗派诗人就有陈三立、陈衍、郑孝胥、胡朝梁、李宣龚等人，还有级别稍低的附见者十三人。黄节本人的诗歌创作也是取法宋诗者，张尔田在为他的《鲍参军诗注》所作序中说他“其诗历宋之后山、宛陵诸家，尽规其度”。所以《诗学》中“宋代诗学”一节篇幅独大，且皆深造自得之言。举重若轻，把头绪纷繁、数量众多的诗人诗派、诗歌诗论，宏观微观相结合，从源到流剖析清楚，功力毕见。

首先他对宋初名噪一时的“西昆派”的优长局限以及后人评价的得失进行了高度概括：“要而论之，杨（亿）、刘（筠）诸人，时际升平，故其为诗，雍容典赡，无唐末五季衰飒之气，此其胜也。然而专工对偶，疏于气格，词华虽丽，六义则缺，此其短也。清初吴之振作《宋诗钞》，遂置亿不录，良有所见。而纪晓岚乃称西昆体取材博赡，炼词精整，非学有根柢，不能熔铸变化，自名一家，未免阿所好矣。”^[56]想改变西昆风气的是苏舜钦与梅尧臣。“西昆之焰既戢，而苏子美、梅圣俞继起，称‘苏梅’体。才力体制，尽翻西昆窠臼。”^[57]“宋初之诗，至苏、梅一变。《刘后村诗话》云：‘苏、梅二子，稍变以平淡豪俊，而和之者尚寡。’是故其时去西昆之风未远，前乎苏梅者，有王禹偁，欲变之而未能，盖王无师友讲习也。（见叶水心语）至苏、梅稍变之，而和者尚寡。”^[58]彻底改变西昆风气的是欧阳修，“至欧阳修出而尽变之”。欧阳修创作成就如何？毁誉不齐，存在争议：“论欧公之诗，抑有毁誉不齐者，李调元谓欧诗全是有韵古文。王渔洋则谓宋承唐季衰陋之后，至欧公始拔流俗。然李不喜宋诗，其言未足为允。渔洋称欧公七言长句高处直追昌黎。就其所长而言，是则七言古体其最也。”其诗学则学韩愈。“欧公为人，尝以昌黎之后一人自命，其文学昌黎，于诗亦然。”^[59]

欧阳修之后，宋代的大诗人是王安石与苏轼。“欧公之后，苏、黄之前，独推王安石。王渔洋亟称其七言长句。要之，荆公古近体皆能之。”王的诗学渊源杜甫。“荆公之诗，一致力于杜甫，尝谓世之学者，至乎甫而后为诗，不能至，要之不知诗焉而。（见《老杜诗后集序》）夫在宋之初，缀拾韩文者欧公也（见《记旧本韩文后》），缀拾杜诗者荆公也。”^[60]对荆公诗的弱点，王渔洋认为：“荆公狠戾之性，见于其诗文，可望而知”。黄氏评道：“盖渔洋选七言，首录荆公以继欧阳后，然犹讥其狠戾。是则荆公之诗虽佳，而性情有未理矣。又在宋蔡绦论之曰：‘荆公诗乏风骨，一味清新耳。’黄山谷亦谓荆公诗暮年方妙，惟格高而体下。由是观之，亦见其本质有未美处，不独渔洋讥之。”^[61]

对苏诗的评价，黄节认为宋人最为得当。“同时与荆公齐名者则苏轼也。近世论东坡之诗者，渔洋举其七言长句，以为子美、退之后一人。要之东坡诸体皆工，而七古为最。在宋张芸叟论之云：‘东坡诗如武库初开，矛戟森然，一一求之，不无利钝。’是则论东坡之诗者，当观其大而已。若一一求之，微独东坡，即子美、退之亦岂能无可訾者欤。陈后山云：‘东坡始学刘禹锡，故多怨刺，学不可不慎也。晚学太白，至其得意则似之矣。然失于粗，以其得之易也。’后山亲见东坡，其所言当必不谬。今观东坡初年诗，则怨刺之作居多，晚年稍变之以豪放，亦适如后山之言。然则读东坡诗者，分别以观之可矣。”^[62]

北宋最大的诗派为影响深远的江西诗派。“其所谓江西云者，以山谷为江西人，从山谷一派者，故谓之江西诗派耳。由是言之，江西诗派可论者，又只有山谷、后山两家而已。山谷出东坡之门，然而东坡独心折山谷之诗，数效其体。盖山谷虽脱胎于杜，顾其天资之高，笔力之雄，自辟庭户，实足配食子美。（王渔洋语）五七言古律皆工，七绝则千篇一体，稍乏风韵耳。自王荆公提倡杜诗，其时风气尚未大开，至山谷而杜之风始盛。”^[63]山谷学杜，又非表面模拟。“山谷教人为诗，在乎精研经史，是故山谷于诗虽学杜，而能自成面目，由其读书之功也。”^[64]

江西诗派的另一巨子陈师道诗学山谷，有人认为“后山诗且贤于山谷”，黄节认为：“平心而论，后山之洒落，不如山谷，综其全集观之，大抵叹老嗟悲之词为多，而山谷则否，此其所以不如也。当是时，江西诗派为众所趋，学山谷者往往规抚形似，惟后山虽师山谷，而实远祖少陵。山谷叹以为深得于老杜（见任渊序），信知言矣。魏衍又称其诗语精妙，未尝无谓而作，其志意行事，班班见于其中。是则读后山集者，尤当兼观其行及其际遇，以见其立言之旨，始为善学后山者耳。”^[65]如何看待陈诗叹老嗟悲问题，黄节见解独到且富有启发性：“虽然后山之诗多怨也，吾所谓其叹老嗟卑之词为多。然则读后山诗者，以此短之可乎？曰不可。”为什么？“虽然平心而论，后山之诗不能谓之不多怨，喜其多怨而不失身耳。观后山却章惇之见，以至终身不用，却赵挺之之裘，以至受寒而死，是岂少陵所能为者？故有后山持身之义，则诗虽多怨而无害。否则叹老嗟卑，其言愈冷，其中愈热，鲜不至于失身不止，是未善学后山而得其害矣。害不仅在文字而在性情矣。性情之失，而身名随之，比比又皆是。吾实有所见而言之，欲以救今日学后山之失者，此非小故也。”^[66]

南宋诗坛，状态若何？“南渡留传之富，卓然成家，以杨、陆二子为最。”杨万里在两宋诗坛中的地位怎样？“平心而论，以诚斋比之黄、陈，自是不及，惟在南宋，则必推其名家。”而在南宋与陆游相较，诗才、立身亦自不同。“夫以诗论，则杨较逊于陆，若论晚节，则陆不逮杨。”^[67]南宋最大诗人还当属陆游。陆游的诗学渊源较少被论者涉及，黄节却说得十分明确：“若夫放翁诗派源出于江西，则尤足详述。放翁学诗于曾几，曾几之学出于韩驹。而韩驹列名于江西诗派，一传为曾几，再传为放翁。”^[68]这只是就师友传习授受而言，其实江西诗派的鼻祖是杜甫，黄氏引刘后村论放翁诗曰：“放翁学力似杜甫。”又引《唐宋诗醇》之论：“观游之生平，有与杜甫类者，少历兵间，晚栖晨亩，中间浮沉中外，在蜀之日颇多，其感激悲愤忠君爱国之诚，一寓于诗。酒酣耳热，跌荡淋漓，至于渔舟樵径，茶碗炉熏，或雨或晴，一草一木，莫不著咏歌以寄此意，此与杜甫之诗何以异哉。诗至万首，瑕瑜互见，譬之深山大泽，色合者多，不暇剪除荡涤。若捐疵颣，存英华，略纤巧可喜之词，而发其闳深微妙之旨，实可与李、杜、韩、白诸家，异曲同工，追配东坡而无愧者也。”黄节对放翁各体诗的评价是：“诸体皆工，七律尤长，惟排律及五言差逊。《四库提要》论其诗能自辟一宗，不袭黄、陈旧格，是在学者细意辨之而已。”^[69]

黄节对南宋其他流派与诗人的评价也使人耳目一新，如对徐照、徐玑、翁卷、赵师秀等“永嘉四灵”的评价即其一例，说他们“为诗力追晚唐，以矫江西派之失。四子之诗，所传只人各一卷，不足以窥其全。然虽刻意雕琢而取径太狭，终不免破碎尖酸之病”。再如评南宋末的范成大与姜夔也眼光独到，说他们“出入于江西诗派而不为其所囿”，“石湖晚年始学苏、黄，白石则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范成大的学诗历程是“早岁吟咏，实溯中唐而下”，“中年以后，骨力乃以渐而遒，盖追溯苏、黄遗法，而约以婉峭。较其才调之健不及诚斋，而无诚斋之粗豪。气象之阔不及放翁，而无放翁之窠臼。允堪伯仲之间耳”。^[70]姜夔取径则与之相反。“白石自三薰三沐师黄山谷。居数年，一语噤不敢吐，始大悟学即病，顾不若无所学为得，于是山谷诗亦束高阁。（见其自叙）盖是时喜宗江西者，皆落黄、陈窠臼，惟白石翻然而悟。故又自谓求与古人合，不若求与古人异。向也求与古人合，今也求与古人异。及其无见乎诗也，则不求与古人合而不能不合，不求与古人异而不能不异。（亦见自叙）由其言观之，故曰白石初年学山谷，而晚年则否，可以知矣。凡一诗一文，必有一时之风尚。趋风尚者，虽贤达亦所不免，然众趋而趋，则逐人后不能自立。惟有学识者，于众中自辟门户。白石谓‘学即病，不若无学为得’，非谓不学，谓不可随人所学而学之耳。不然，使白石而不学也，奚能成其为白石也哉。”正因如此，“南渡诗家，能从江西派入，而不从江西派出者，又独推白石矣”。^[71]

“金元诗学”一节中说道：“辽之诗学，无足称述，至金亦惟元好问一人而已。”至于元代，黄氏概括说：“夫诗至元代欲复唐音而才力薄弱，自道园而外，实无足与宋贤相较者。吴渊颖、杨铁崖力追唐代，曾未能至于遗山。盖诗至元而衰矣。汪师韩《诗学纂问》论宋元以后诗以为有四美焉：曰博、曰新、曰切、曰巧。既美矣，失亦随之：学虽博，气不清也，不清则无音节。虽新，词不雅也，不雅则无气象。且也切而无味，则象外之境穷；巧而无情，则言中之意尽。是虽泛论宋元后诗人，要之其言实有所见者，文章与风俗盖隐隐相系。元代之风俗远逊宋时，故气不清则词不雅，此必至之势也。东坡曰‘言有尽而意无穷’者，天下之至言，元以后知此者盖已稀矣。”^[72]

对明代之诗，黄氏认为：“有明一代之诗，步趋唐辙，视元则伯仲，而比宋则逊矣。”^[73]所以《诗学》只略述其梗概而已。

黄节以革命先进的身份，本可高官厚禄，安享尊荣，但他却甘愿清贫，一生孜孜矻矻，作诗、讲诗、研诗不倦，目的何在？他在《阮步兵咏怀诗注·自叙》中说出了自己的苦心：“世变既亟，人心益坏，道德礼法尽为奸人所假窃，黠者乃藉辞图毁灭之。惟诗之为教，最入人深，独于此时学者求诗则若饥渴。余职在说诗，欲使学者由诗以明志而理其性情，于人之为人，庶有裨也。”^[74]“夫雅废国微，谓无人服雅而国将绝尔。国积人而成者，人之所以为人之道既废，国焉得而不绝，非今之世邪？余以饥寒交困，风雪穷冬，茅栋孰忧，妾御求去，故乡路阻，妻孥莫保，暮齿已催，国乱无已，而独不废诗。余亦尝以辨别种族，发扬民义垂三十年，其于创建今国，岂曰无与？然坐视畴辈及后起者藉手为国，乃使道德礼法坏乱务尽。天若命余重振救之，舍明诗莫由。”^[75]正因如此，他研注古诗时，“往往中夜勤求未得，则若有鬼神来告，豁然而通。余是以穷老益力，虽心藏积疾，不遑告劳者，为古人也，为今人也”^[76]。

《自叙》作于1926年，其时正是风雨如磐，新旧军阀为争权夺利而混战不已之时。黄节以诗学作为挽回世道人心的手段和为民族国家尽力的途径，是有意识的，是高度自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