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江苏仪征人。清末结识章太炎、章士钊等反清志士，受他们影响，遂参与反清的革命活动。改名光汉，著《攘书》，创办《警钟日报》，鼓吹排满复汉。后又改变革命立场，依附清两江总督端方，入端方幕府。端方被杀后，又加入为袁世凯鼓吹帝制的筹安会，为“筹安会六君子”之一，被袁世凯授为“上大夫”。袁氏死后，他流寓天津，无以为生。当时初任北京大学校长的蔡元培爱惜人才，于1917年秋季聘他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等课程的讲授，指导文科研究所国文门经学、史传、中世文学史、诸子四科。此后两年时间他一直任教北京大学，直到1919年11月20日病逝。

刘师培聪颖过人、才思敏捷，又有家学渊源。其曾祖文淇、祖父毓崧、伯父寿曾、父亲贵曾都是名重一时的经学家，四世治《春秋左氏传》，而代代相续的《春秋左氏传旧注疏证》最后犹未完稿，其家族治学之勤奋与严谨可见一斑。刘师培继承了家族的治学传统，在短促的35年的一生中，勤于著述，笔耕不辍，成就斐然。其身后由钱玄同编定、宁武南氏印行的《刘申叔先生遗书》所收著作即达74种。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说：“所著书经其弟子陈钟凡、刘文典诸君所搜辑，其友钱君玄同所整理，南君桂馨聘郑君裕孚所校印者，凡关于论群经及小学者二十二种，论学术及文辞者十三种，群书校释二十四种，除诗文集外，率皆民元前九年以后十五年中所作，其勤敏可惊也。向使君委身学术，不为外缘所扰，以康强其身，而尽瘁于著述，其成就宁可限量？惜哉！”^[6]刘师培为学横贯四部，既博且精，他与章太炎、王国维一样，是名符其实的国学大师。

刘师培的文学研究著作也有多种，如《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广阮氏文言说》、《骈文读本序》、《与人论文书》、《古文辞辨》、《文说》、《文章源始》、《文学出于巫祝之官说》、《文章学史序》、《论文杂记》、《南北文学不同论》、《论说部与文学之关系》、《论近世文学之变迁》等。此外，《刘申叔先生遗书》中还有若干涉及文学的篇章，如《诗分四家说》、《各诗国风分主八节说》、《齐诗大小雅分主八节说》、《楚辞考异》、《读全唐诗书后》、《樊南文集详注书后》、《苏诗合注书后》、《读全唐诗发微》等，其中前三篇为经学研究，后数篇为文学典籍之校勘文章。另外，刘氏当年任教北大时的受业弟子罗常培曾记有四种授课笔记：一、群经诸子，二、中古文学史，三、《文心雕龙》及《文选》，四、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后来由罗常培整理问世的有《汉魏六朝专家文研究》及《文心雕龙》中的“颂赞篇”、“诔碑篇”两种。

刘师培在文学研究中，造诣最深的是中古文学研究，其代表性成果即《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该书成为近百年来众所公认的文学史经典之作，至今畅行不衰。同样也是中古文学专家的鲁迅对该书给予了很高评价。他在1928年致台静农的信中说：“中国文学史略，大概未必编的了，也说不出大纲来。我看过已刊的书，无一册好。只有刘申叔的《中古文学史》，倒要算好的，可惜错字多。”^[7]鲁迅还在他著名的讲演《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中说到，研究魏晋文学最重要的三种书除清严可均辑的《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晋南北朝文》、丁福保辑的《全汉三国晋南北朝诗》而外，“辑录关于这时代的文学评论有刘师培编的《中国中古文学史》。这本书是北大的讲义，刘先生已死，此书由北大出版。上面三种书对于我们研究有很大的帮助。能使我们看出这时代的文学确有点异彩。我今天所讲，倘若刘先生的书里已详的，我就略一点；反之，刘先生所略的，我就较详一点”^[8]。鲁迅这次讲演的时间是1927年，同致台静农的信一样，距刘师培逝世的时间已将近十年。这段时间内，林林总总的各种中国文学史已经出版很多。除《中国小说史略》、《汉文学史纲要》外，鲁迅还有编写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的夙愿，他必然会留心各种文学史并比较其优劣。鲁迅又是中古文学专家，他不仅有很多文学批评层面研究的杰出成果，在文献学领域他也坚持不懈地校勘嵇康的作品，完成并出版了周校《嵇康集》。所以他对《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的评价是从专业角度出发，极具权威性的。蔡元培在《刘君申叔事略》中说：“余长北京大学后，聘君任教授。君时病瘵已深，不能高声讲演。然所编讲义，元元本本，甚为学生所欢迎。”^[9]可见此书当时即为校长、学生所推重，并具有“元元本本”的特色。

《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共五课，分别是“概论”、“文学辨体”、“论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魏晋文学之变迁”、“宋齐梁陈文学概论”。在写法上也有着自己的特色，每一课都以罗列当时的文学评论材料为主，条分缕析，眉目粲然，材料完足，观点自见。再加上作者画龙点睛式的评点，概括揭示出各则材料之间的内在联系，连缀成文，浑然一体。

第一课虽然阐明作者自己的文学观是重“文”轻“笔”，重俪词轻散体，但却明确指出对偶是汉语言的根本特点。本课开宗明义地指出：“物成而丽，交错发形，分动而明，刚柔判象，在物佥然，文亦犹之。惟是捈欲通，纮埏实同，偶类齐音，中邦臻极。何则？准声署字，修短揆均，字必单音，所施斯适。远国异人，书违颉诵，翰藻弗殊，侔均斯逊。是则音泮轾轩，象昭明两，比物丑类，泯踦从齐，切响浮声，引同协异，乃禹域所独然，殊方所未有也。”这段文字后面作者又概括揭示了文章大意：“此一则明俪文律诗为诸夏所独有，今与外域文字竞长，惟资斯体。”^[10]中国文学的这种特质也一直为陈寅恪所思考：“中国之文学与其他世界诸国之文学，不同之处甚多，其最特异之点，则为骈词俪语与音韵平仄之配合。就吾国数千年文学史言之，骈俪之文以六朝及赵宋一代为最佳。”“六朝及天水一代思想最为自由，故文章亦臻上乘，其骈俪之文遂亦无敌于数千年之间矣。”^[11]“赵瓯北诗话盛称吴梅村歌行中对句之妙。其所举之例，如‘南内方看起桂宫，北兵早报临瓜步’等，皆合上等对子之条件，实则不独吴诗为然，古来佳句莫不皆然。岂但诗歌，即六朝文之佳者，其篇中警策之俪句，亦莫不如是。”“今言及此者，非欲助骈俪之文，增高其地位。不过藉以说明对偶确为中国语文特性之所在，而欲研究此种特性者，不得不研究由此特性所产生之对子。此义当质证于他年中国语言文学特性之研究发展以后。”^[12]刘氏较陈氏早十几年认识到这一点，确为独得之见，不能简单地以重骈轻散的保守文学观视之。陈寅恪一生都在思考这个问题，而且还期待后来者继续研究。这也启发我们重视和研究这一问题。从这点出发，刘氏认为“非偶词俪语，弗足言文”。而这类“文”又以六朝齐梁为优：“故沉思翰藻，今古斯同，而美媲黄裳，六朝臻极。”“齐梁文词于律为进，弗得援后世弗程律之作，上薄齐梁。”骈俪之文既然是符合语言规律的，那么清代桐城派以华而不实相诟病也并非平情之论：“沉思翰藻，弗背文律，归、茅、方、姚之伦，弗得以华而弗实相訾。”^[13]

第二课“文学辨体”的中心是以“阮氏《文笔对》为主，特所引群书，以类相从，各附案词，以明文轨”。“文笔”说是六朝时持续时间长、牵涉范围广的关于文体分类的讨论，目的是用以区别文学与非文学作品的界限。这种讨论唐代以后逐渐消歇，但到了清中期又被刘氏同乡阮元提了出来。阮元不仅在自己创办的广州学海堂以“文笔”之别策问诸生，而且写有《文言说》、《文韵说》来阐明看法。他认为：“凡偶皆文也。于物两色相偶而交错之，乃得名曰‘文’。文即象其形也。”^[14]“综而论之，凡文者在声为宫商，在色为翰藻。”^[15]刘氏受阮元影响至为明显，这点早就经人指出：“师培步武齐、梁，实阮元文言之嗣乳。”^[16]“仪征阮氏之文言学，得师培而门户益张，壁垒益固。论小学为文章之始基，以骈文实文体之正宗，本于阮元者也。”^[17]他本人又作有《广阮氏文言说》，从文字训诂的角度阐释“文”的含义，因为“阮于许、张、刘诸故训，推阐弗详，故略伸其说”^[18]，以补其不足。

本课开篇即引《晋书·蔡谟传》以下九条有“文笔”两字的书证，来证明“知古云文笔，犹今人所云诗文、诗词，确为二体”。接着引述颜延之所说“竣得臣笔，测得臣文”等三证来说明“是偶语韵词谓之文，凡非偶语韵词概谓之笔。盖文以韵词为主，无韵而偶，亦得称文。”“文”的概念既明，又引六证来说清什么是“笔”及“笔”的特点和范围：“是官牍史册之文，古概称笔。盖笔从‘聿’声，古名‘不聿’，‘聿’‘述’谊同。故其为体，唯以直质为工，据事直书，弗尚藻彩。《礼·曲礼篇》曰：‘史载笔。’孔修《春秋》亦曰：‘笔则笔，削则削。’后世以降，凡体之涉及传状者，均笔类也。陆机《文赋》，诠述诗赋十体，弗及传记，亦其明征。”“文”、“笔”之义既明，但《南史·孔珪传》“与江淹对掌辞笔”，《陈书·岑之敬传》“雅有辞笔”的“辞”又何所指义？《讲义》的结论是：“据上二证，均辞笔并言：‘辞’字作‘词’，‘词’与‘文’同。《说文》云：‘词，意内而言外也。’《周易·乾文言》曰：‘修辞立其诚。’又《系辞上》曰：‘系辞焉以尽其言。’修饰互文，系缀同情，是词之为体，迥异直言。屈宋之作，汉标《楚辞》，亦其证也。是知六朝之辞，亦以偶语韵文为限。”问题清楚了，“辞”即“词”，而“词”又与“文”相同，是“偶语韵文”。除“辞、笔”并言外，还有“诗、笔”并言者，如赵璘《因话录》：“韩文公与孟东野友善。韩公文至高，孟长于五言，时号‘孟诗韩笔’。”《讲义》认为：“盖诗有藻韵，其类亦可称文；笔无藻韵，唐人散体概属此类。故昌黎之作，在唐称笔；后世文家，奉为正宗：是均误笔为文者也。”由此可知，唐代诗对偶用韵，具备六朝“文”的特点，在与“笔”对举时相当于六朝之“文”。而“笔”则是散体文的总称，即当时所称的古文。而唐后都“误笔为文”了。“文笔”的概念还有一些特殊情形：《南齐书·晋安王子懋传》：“文章诗笔，乃是佳事。”刘氏认为“是笔与诗、文并殊。”其实这里是“文章”与“诗笔”并称，二者都是复词偏义的双音合成词，“章”与“笔”均无义。还有“笔”与“论”并称者：刘禹锡《中山集·祭韩侍郎文》：“子长在笔，予长在论。”《讲义》说：“是笔与论殊。盖笔主直书，论则兼尚植指，故《文赋》隶论于文，于记事之体则否。”这里的“论”不同于“笔”，因“笔”以叙述为主，而“论”则需树立论点进行论证，技法远较“笔”复杂，所以陆机将其分类归属于“文”。

作者最后进行总结，卒章显志，申说了对文笔概念进行辨析的原因：“知散行之体，概与文殊。唐宋以降，此谊弗明，散体之作，亦入文集。若从孔子正名之谊，则言无藻韵，弗得名文，以笔冒文，误孰甚焉。又文苑列传，前史佥同。唐宗以降，文学陵迟，仅工散体，恒立专传，名实弗昭，万民丧察，因并辨之。”

作者用很短的篇幅，简省的文字，将六朝以迄阮元聚讼纷纭的“文笔”论问题，以及“文笔”概念的内涵，辨析得清楚明白。既言必有据，“元元本本”，又要言不繁，切中肯綮。

第三课论述汉魏之际文学变迁，重点突出了三国尤其是建安文学，开篇即总结出建安文学变革的四项原因及鲜明特色。“建安文学，革易前型，迁蜕之由，可得而说：两汉之世，户习七经，虽及子家，必缘经术。魏武治国，颇杂刑名，文体因之，渐趋清峻，一也。建武以还，士民秉礼，迨及建安，渐尚通侻，侻则侈陈哀乐，通则渐藻玄思，二也。献帝之初，诸方棋峙，乘时之士，颇慕纵横，聘词之风肇端于此，三也。又汉之灵帝，颇好俳词，（见杨赐《蔡邕传》）下习其风，益尚华靡，虽迄魏初，其风未革。”外部的社会原因，文学自身发展的需要，都使文学革新成为必然。

接下来引用了刘勰《文心雕龙·时序》论述东汉三国文学部分，来显示这一阶段文学变迁的轨迹。作家作品是构成文学史最重要的因素，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主要依靠正史列传的记载。《讲义》罗列了《魏志·王粲传》以下十条传记材料来“审三国人文之大略”。尤其是《王粲传》不仅记载了王粲，而且是记载建安七子最系统的文献。还记录了七子之外的邯郸淳、繁钦、路粹、丁仪、丁廙、杨修、荀纬等人。并且还兼及七子家族及后代，如应玚之弟应璩、阮瑀之子阮籍，还有嵇康、吴质等，建安、正始文学家粲然略备，“据以上诸传，可审三国人文之大略”。作者又罗列了一些正史传记中对文学家文藻、文才的评价，如“《吴志·王蕃、楼玄、贺邵、韦曜、华覈传评》：薛莹称蕃弘博多通，玄才理条畅，邵机理清要，曜笃学好古，有记述之才。胡冲以为玄、邵、蕃一时清妙，略无优劣；必不得已，玄宜在先，邵当次之，华覈文赋之才，有过于曜，而典诰不及也。”从而“审三国文体之大略”。

对建安文学的评价，《讲义》首先全录了曹丕的《典论·论文》，认为“此篇推论建安文学优劣，深切著明。文气之论，亦基于此。”又引录曹丕《与吴质书》、曹植《与杨德祖书》、杨修《答临淄侯笺》三书，因这几封信“于建安诸子文学得失，足审大凡”。但刘氏认为“于建安文学得失，品评綦当”还属《文心雕龙》“才略篇”、“体性篇”、“风骨篇”中的三则对建安作家直接评价的文字。除一般评价之外，建安文学的一些特异之点，当时的论述文字也被引录无遗。《宋书·谢灵运传论》说曹氏父子“以情纬文，以文被质”，“子建、仲宣以气质为体”，提出了“气质”说，刘氏认为“与彦和所论文气合”。而《文心雕龙》“明诗篇”所说“暨建安之初，五言腾踊”，建安作家群的诗作“慷慨以任气，磊落以使才”都说明“建安诗体殊于东汉中叶之作”。

本课还有“附录”，选录祢衡等人的文章，目的是：“汉魏之际，文学变迁，既如上课所述矣。然其变迁之迹，非证以当时文章各体，不足以考其变迁之由。”所以“略录祢衡以下文章十二篇，以明概略。”作者选文以类相从，每类后作者均加精辟按语，实则是对这段文学规律的概括总结。

在引录祢衡《鲁夫子碑》、《吊张衡文》后，按语写道：“东汉之文，均尚和缓；其奋笔直书，以气运词，实自衡始。《鹦鹉赋序》谓：‘衡因为赋，笔不停缀，文不加点。’知他文亦然。是以汉魏文士，多尚骋辞，或慷慨高厉，或溢气坌涌（孔融《荐祢衡疏》语），此皆衡文开之先也。（孔融引重衡文，即以此启。故融之所作，多范伯喈，惟荐衡表，则效衡体，与他篇文气不同。）”点出祢衡为文的特点及导夫先路的开创之功以及对孔融的影响。

在陈琳《为曹洪与魏文帝书》文后，总结陈文的特点是：“孔璋之文，纯以聘辞为主，故文体渐流繁富。《文选》所载《檄豫州》、《檄吴将校部曲》二文，亦与此同。”他对后来文风也是有影响的，“文之由简趋烦，盖自此始”。在吴质《答东阿王书》、应璩《与曹长思书》、陶丘一《荐管宁表》文后说：“以上三文，体虽不同，然均词浮于意，足以考文体恢张之渐。”这类文章的风格与东汉之文是不同的，“盖东汉之文，虽多反复申明之词，然不以隶事为主，亦不徒事翰藻也”。对丁仪的《刑礼论》则指出：“东汉论文，如《延笃》、《仁孝》之属，均详引经义，以为论断。其有直抒己意者，自此论始。魏代名理之文，其先声也。”文章虽短，意义却大，摆脱经学羁绊，自己立论，并开曹魏论理文之先河。在刘廙《政论·疑贤篇》、蒋济《万机论·刑论篇》两篇魏代子书之文后，认为这类文“纯以推极利弊为主，不尚华词，与东汉异”。最后又引录了杜恕《请令刺史专民事不典兵疏》、夏侯玄《时事议》等三篇魏代奏疏，并归纳出东汉与魏代奏疏之不同：“东汉奏疏，多含蓄不尽之词。魏人奏疏之文，纯尚真实，无不尽之词。”

在全部引文之后，刘氏提出不同于刘勰的观点，并总结出汉魏文学之四点不同：“《文心雕龙》诸书，或以魏代文学与汉不异。不知文学迹迁，因自然之势。魏文与汉不同者，盖有四焉：书檄之文，聘词以张势，一也；论说之文，渐事校练名理，二也；奏疏之文，质直而屏华，三也；诗赋之文，益事华靡，多慷慨之音，四也。凡此四者，概与建安以前有异，此则研究者所当知也。”这实际是对建安文学特色的概括。

第四课魏晋文学之变迁所述为自魏太和（227—233）以迄正始（240—249）之文学。《讲义》仍是开篇总结这一时期的文学流派及根本特点：“魏代自太和以迄正始，文士辈出。其文约分两派：一为王弼、何晏之文，清峻简约，文质兼备，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名法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盖成于傅嘏，而王、何集其大成，夏侯玄、钟会之流，亦属此派。溯其远源，则孔融、王粲实开其基。一为嵇康、阮籍之文，文章壮丽，摠采聘辞，虽阐发道家之绪，实与纵横家言为近者也。此派之文，盛于竹林诸贤。溯其远源，则阮瑀、陈琳已开其始。惟阮、陈不善持论，孔、王虽善持论，而不能藻以玄思，故世之论魏晋文学者，昧厥远源之所出。”

接下来叙“傅嘏及王何诸人”。傅嘏、荀粲、裴徽皆“善言名理”，而“清谈之风，实基于此”。王弼为文“句各为义，文质兼茂，非惟析理之精也”。而何晏之文学，“已开晋、宋之先”。刘氏对嵇康、阮籍文学风格的比较最有见地。如说阮、嵇之文均以“丽”为特色，但二人之“丽”却不同，“阮文之丽，丽而清者也”，“嵇文之丽，丽而壮者也”，“均与徒事藻采之文不同”。“嵇、阮之文，艳逸壮丽，大抵相同。若施以区别，则嵇文近汉孔融，析理绵密，阮所不逮；阮文近汉祢衡，托体高健，嵇所不及：此其相异之点也。至其为诗，则为体迥异，大抵嵇诗清峻，而阮诗高浑。彦和所谓遥深，即阮诗之旨言，非谓阮诗之体也。”“魏初诗歌，渐趋轻靡，嵇阮矫以雄秀，多为晋人所取法，故彦和评论魏诗，亦惟推重二子也。”

“丙”条述及“潘陆及两晋诸贤之文”。“西晋一代，文士实繁”，有张华、左思、孙楚、挚虞、傅玄等人，但“六朝论西晋文学者，必以潘、陆为首。故《宋书·谢灵运传论》以为降及元康，潘、陆特秀；《南齐书·文学传论》亦谓潘、陆齐名”。到了东晋，则又呈现了与西晋不同的风貌：“东晋人士，承西晋清谈之绪，并精名理，善论难，以刘琰、王蒙、许询为宗，其与西晋不同者，放诞之风，至斯尽革。又西晋所云名理，不越老、庄，至于东晋，则支遁、法深、道安、惠远之流，并精佛理，故殷浩、郄超诸人，并承其风，旁迄孙绰、谢尚、阮裕、韩伯、孙盛、张凭、王胡之，亦均以佛理为主，息以儒玄；嗣则殷仲文、桓玄、羊孚，亦精玄论。大抵析理之美，超越西晋，而才藻新奇，言有深致，即孙安图所谓‘南人学问，精通简要’（见《世说·文学篇》）也。故其为文，亦均同潘而异陆，近嵇而远阮。”(www.daowen.com)

《讲义》的最后一课是“宋齐梁陈文学概略”。南朝文学最突出的一点是“文学特立一科”。本课开篇即云：“中国文学，至两汉、魏、晋而大盛，然斯时文学，未尝别为一科（故史书亦无《文苑传》），故儒生学士，莫不工文。其以文学特立一科者，自刘宋始。考之史籍，则宋文帝时，于儒学、玄学、史学三馆外，别立文学馆（《宋书》本纪），使司徒参军谢元掌之（《南史·雷次宗传》）。明帝立总明观，分儒、道、文、史、阴阳为五部（《宋书》本纪），此均文学别于众学之征也。故《南史》各传，恒以‘文史’、‘文义’并词，而‘文章志’诸书，亦以当时为最盛。”“更即簿录之学言之：晋荀勖因魏《中经》区书目为四部，其丁部之中，诗、赋、图赞，仍与汲冢书并列；自齐王俭撰《七志》，始立‘文翰’之名；梁阮孝绪撰《七录》，易称‘文集’。（《七录》序云：‘王以诗赋之名，不兼余制，故改为文翰。窃以顷世文词，总谓之集，变翰为集，于名尤显。故序‘文集录’为内篇第四。’）而‘文集录’中，又区楚辞、别集、总集、杂文为四部，此亦文学别为一部之证也。”

然后“将由宋迄陈文学，区为三期：一曰宋代，二曰齐、梁，三曰陈代”。叙述刘宋文学时，首先探讨了该代文学兴盛的原因：“宋代文学之盛，实由在上者之提倡。”刘宋文学家被当代所推重者与后代迥异：“晋、宋之际，若谢混、陶潜、汤惠休之诗，均自成派。至于宋代，其诗文尤为当时所重者，则为颜延之、谢灵运。”

第二阶段齐、梁文学兴盛的原因还是“由在上者之提倡”。“据《齐书·高帝纪》谓：‘帝博学善属文。’”“故高帝诸子，若鄱阳王锵好文章，江夏王锋能属文，并见《齐书》、《南史》，非惟豫章王嶷工表启、武陵王晔工诗已也。”所以，“宋、齐之际，亦中古文学兴盛之时”，从齐初到齐、梁之际再到梁代，“文士辈出”，作品迭现。到了第三阶段的陈代，“承梁季之乱，文学渐衰”，但世祖提倡，后主又光大其业，“在东宫，汲引文士，如恐不及”，又现复苏之势，出现了徐陵、顾野王这样名重一时的文士。

在结束宋、齐、梁、陈四代文学的描述时，作者又在“总论”中揭示了这个时期的一个重要文学现象，文学之士大都为世家大族出身：“自江左以来，其文学之士，大抵出于世族；而世族之中，父子兄弟各以能文擅名。如《南史》称刘孝绰兄弟及群从子侄，当时有七十人，并能属文，近古未之有（《孝绰传》）；又王筠与诸儿论家门文集书谓：‘史传所称，未有七叶之中，人人有集如吾门者。’（《筠传》）此均实录之词。”这些擅文学的世族子弟由于其特殊的主客观条件，形成了自身的特点：一、“当时之人，既出自世族，故其文学之成，必于早岁”；二、“且均文思敏速，或援笔立成，或文无加点”，“此亦秦汉以来之特色”。

作者又总结了宋、齐、梁、陈四个朝代的文学得失，“厥有四端”。“一曰：矜言数典，以富博为长也。齐、梁文翰与东晋异，即诗什亦然。自宋代颜延之以下，侈言用事。”“学者浸以成俗。齐、梁之际，任昉用事，尤多慕者，转为穿凿。”“南朝之诗，始则工言景物，继则惟以数典为工。（观齐、梁人所存之诗，自离合诗、回文诗、建除诗以外，有四色诗、八音诗、数名诗、州郡名诗、药名诗、姓名诗、鸟兽名诗、树名诗、草名诗、宫殿名诗各体，又有大言、小言诸诗，此均惟工数典者也。）因是各体文章，亦以用事为贵。”这种以隶事用典相高风气的形成，与统治者的倡导是密不可分的。“考之史传，《南史》称王俭尝使宾客隶事”，“梁武集文士策经史事”。“而类书一体，亦以梁代为盛，藩王宗室，以是相高”，“虽为博览之资，实亦作文之助；即《诗品》所谓‘文章略同书抄’，《齐书》所谓‘缉事比类，非对不发，博物可嘉，职成拘制’也”。用典愈多，篇幅愈长。“故当时世主所崇，非惟据韵，兼重长篇”，“诗什既然，文章亦尔。用是篇幅益恢”，“俚词滋众，此必然之理也”。

“二曰：梁代宫体，别为新变也。宫体之名，虽始于梁；然侧艳之词，起源自昔。晋、宋乐府，如《桃叶歌》、《碧玉歌》、《白纻词》、《白铜鞮歌》，均以淫艳哀音，被于江左。迄于萧齐，流风益盛”。“特至于梁代，其体尤昌。《南史·简文纪》谓：‘帝辞藻艳发’，‘然伤于轻靡，时号宫体’。”“盖当此之时，文士所作虽多艳词（如徐摛特有轻艳之才，新声巧变，人多讽习是），然尤为艳丽著者，实惟摛及庾肩吾，嗣则庾信、徐陵承其遗绪，而文体特为南北所崇。”

“三曰：士崇讲论，而语悉成章也。自晋代人士均擅清言，用是言语、文章虽分二途，而出口成章，悉饶词藻。”“晋宋之际，宗炳之伦，承其流风，兼以施于讲学。宋则谢灵运、瞻之属，并以才辩辞义相高，王惠精言清理。”“齐承宋绪，华辩益昌。”“迄于梁代，世主尤崇讲学，国学诸生，惟以辩论儒玄为务，或发题申难，往复循环。”“用是讲论之词，自成条贯，及笔之于书，则为讲疏、口义、笔对，大抵辨析名理，既极精微，而属词有序，质而有文，为魏、晋以来所未有。当时人士，既习其风，故析理之文，议礼之作，迄于陈季，多有可见，则亦士崇讲论之效也。”

“四曰：谐隐之文，斯时益甚也。谐隐之文，亦起源古昔。宋代袁淑，所作益繁。惟宋齐以降，作者益为轻薄，其风盖昌于刘宋之初。”“嗣则卞铄、丘巨源、卞彬之徒，所作诗文，并多讥刺。”“梁则士风益薄，士多嘲讽之文”，“而文体亦因之愈卑矣”。

得失既明，又综合概括了南朝文学的风格特点：“要而论之，南朝之文，当晋、宋之际，盖多隐秀之词，嗣则渐趋缛丽。齐、梁以降，虽多侈艳之作，然文词雅懿，文体清峻者，正自弗乏。斯时诗什，盖又由数典而趋琢句，然清丽秀逸，亦自可观。又当此之时，张融之文，务为诡激；裴子野之文，制多法古。盖张氏既以新奇为贵，裴氏欲挽靡丽之风，然朝野文人，鲜效其体；观简文《与湘东书》，以为裴氏之文不宜效法，此可验当时之风尚矣。至当时文格所以上变晋、宋而下启隋、唐者，厥有二因：一曰声律说之发明，二曰文笔之区别。”

《讲义》完成两年后，1919年5月20日，刘师培在《国故月刊》第三期上发表了一篇《搜集文章志材料方法》（自秦汉迄隋），这篇文章实际是对他编写《讲义》的方法及材料取资范围的总结。这时模仿欧美体例的文学史已出版多种，但刘氏并没采用这种已相当流行的体例，而是另辟蹊径，转向传统的民族编纂学，求索古为今用的方法。文章说：“文学史者，所以考历代文学之变迁也。古代之书，莫备于晋之挚虞。虞之所作，一曰《文章志》，一曰《文章流别》。志者，以人为纲者也；流别者，以文体为纲者也。今挚氏之书久亡，而文学史又无完善课本，似宜仿挚氏之例，编纂《文章志》、《文章流别》二书，以为全国文学史课本，兼为通史文学传之资。”^[19]其实这种方法已被他在编写讲义时所采用，以人为纲，下隶所能搜集到的文章材料，点面结合，浑然一体。

文章认为编纂文学史“必以搜集材料为主”，共分四个方面：一、“就现存之书分别采择也”。“正史文苑传，固为搜集材料之大宗，然正史或无文苑传，或文士别立专传”，“则全史之文，均应按卷披阅，其涉及文学者，单句只词，均宜摘采”。^[20]其他如正史之注、别史、地方史志，以及子书等等，均在可采之列。二、“就既亡各书钩沉摭逸也。逸书之中，其首应搜辑者，为晋人、宋人、齐人、梁人所撰各文章志。”^[21]“此均古代文学史之专书也。今宜检阅各书，刺取所引逸文，以备编辑。然逸书之应采择者，不仅此类，凡汉、魏六朝逸史，以及既逸子书，均宜博采。”^[22]三、“古代论诗评文各书必宜详录也。刘氏《文心雕龙》集论文之大成，钟氏《诗品》集论诗之大成，此二书所论，凡涉及历代文章得失及个人诗文得失者，均宜分类摘录。自是以外，刘氏《史通》所论，虽以史书为主，其涉及文章者，亦宜略采。又唐人评论古代文学，虽精密不逮六朝，然可采之词，迹自不乏，似宜检阅《全唐文》一过，凡各文之中，有涉及评论前人文学者，另编抄录，以备采择。（唐人杂史及笔记各书，亦宜略事检阅。）”^[23]四、“文集存佚及现存篇目必宜详考也。”“凡汉、魏、六朝各专集，存于今者，卷数异同，均宜详录；其有今无专集者，宜就梅氏、严氏所辑各诗文，注明今存若干篇，以符挚氏《文章志》旧式。”这些看法，对我们今天搜集编写文学史材料，仍然是有启发、指导意义的。

刘师培的文学史观前后一贯，自成系统。发表在《国粹学报》第二十六期（1907年3月4日）上的《论近世文学之变迁》一文，虽然早于《讲义》十年，但二者却呼应紧密，若合符节。该文认为唐以前学术与文学未分，士大夫没有不能文者：“宋代以前义理考据之名未立，故学士大夫莫不工文。六朝之际虽文与笔分，然士之不工修词者鲜矣。唐代之时武夫隶卒均以文章擅长，或文词徒工，学鲜根柢。若夫于学则优，于文则绌，唐代以前未之闻也。”^[24]但宋代以后，形势变化。“至宋儒立义理之名，然后以语录为文而词多鄙俗。”“至近儒立考据之名，然后以注疏为文而文无性灵。夫以语录为文可宣于口而不可笔之于书，以其多方言俚语也；以注疏为文可笔于书而不可宣之于口，以其无抗堕抑扬也，综此二派咸不可目之为文。”^[25]这种情形到清代更呈两极分化之势，“学日进而文日退”。“古代谓文原于学，汲古既深，摛辞斯美，（如杜诗‘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所谓读千赋者自善赋也。今则不然，学与文分，义理考证之学迥与词章殊科，而优于学者往往拙于为文，文苑、儒林、道学遂一分而不可复合，此则近世之异于古代者也。”^[26]

刘师培的“近世”是指从明末到清末这一历史时期，他把本时期的文章分为数派。一是“明代末年复社、几社之英以才华相煽，敷为藻丽之文”。二是“顺、康之交易堂诸子竞治古文，而藻丽之作，易为纵横”。“大抵驰骋其词，以空辩相矜，而言不轨则，其体出于明允、子瞻。”三是“下迨雍、乾，堇浦、太鸿犹沿此体，以文词名浙西，东南名士咸则之，流派所衍固可按也”。另外该文对桐城文派的评价也有着自己的独特视角：“望溪方氏摹仿欧、曾，明于呼应顿挫之法，以空议相演。又叙事贵简，或本未不具，舍事实而就空文。桐城文士多宗之，海内人士亦震其名，至谓天下文章莫大乎桐城。厥后桐城古文传于阳湖、金陵，又数传而至湘、赣、西粤。然以空疏者为之则枯木朽荄，索然寡味，仅得其转折波澜。惟姬传之丰韵，子居之峻拔，涤生之博大雄奇，则又近今之绝作也。”④

文章最后对有清一代的文章变迁进行了概括：“然考其变迁之原，则顺、康之文大抵以纵横文浅陋，制科诸公博览唐、宋以下之书，故为文稍趋于实。及乾、嘉之际通儒辈出，多不复措意于文，由是文章日趋于朴拙，不复发于性情，然文章之征实莫盛于此时。特文以征实为最难，故枵腹之徒多托于桐城之派以便其空疏，其富于才藻者又日流于奇诡。此近世文体变迁之大略也。”^[27]

文学发展离不开时间、空间的制约，探讨文学与时代关系的文章汗牛充栋，而探讨文学与地理关系的文章则不多见。刘师培发表于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十月十八日《国粹学报》第九期上的《南北文学不同论》，是其所作《南北学派不同总论》中的一篇，就是一篇探讨此问题的有见地、成系统、且影响广远的名文。许文雨曾为讲疏，程千帆曾为笺注，并收入程千帆所著《文论要诠》（后改名《文论十笺》）中。

刘师培首先在《南北学派不同总论》中，从自然地理到人文地理阐述了南北的不同及其对学术的影响。先叙自然地理对人民风习的制约作用：“中国群山，发源葱岭，蜿蜒而东趋。黄河以北为北干，江河之间为中干，大江以南为南干。盖两山之间必有川，则两川之间亦必有山。中国古代舟车之利甫兴，而交通未广，故人民轻去其乡，狉狉榛榛，或老死不相往来。《礼记·王制篇》有云：‘广谷大川，民生其间者易俗。’盖五方地气，有寒暑燥湿之不齐，故民群之习尚，悉随其风土为转移。”^[28]接着说明人文风俗对学术的影响：“俗字从人，由于在下者之嗜欲也。风字训教，由于在上者之教化也。汉族初兴，肇基西土，沿黄河以达北方，故古帝宅居，悉在黄河南北。三代之时，学术兴于北方，而大江以南无学。魏、晋以后，南方之地，学术日昌，致北方学者，反瞠乎其后。其故何哉？盖并、青、雍、豫，古称中原，文物声名，洋溢蛮貊，而江、淮以南，则为苗蛮之窟宅。及五胡构乱，元魏凭陵，虏马南来，胡氛暗天，河北、关中，沦为左衽，积时渐久，民习于夷。而中原甲姓，避乱南迁，冠带之民，萃居江表，流风所被，文化日滋，其故一也。又古代之时，北方之地，水利普兴，殷富之区，多沿河水，故交通日启，文学易输。后世以降，北方水道淤为民田；而荆、吴、楚、蜀之间，得长江之灌输，人文蔚起，迄于南海不衰，其故二也。故就近代之学术观之，则北逊于南；而就古代之学术观之，则南逊于北。盖北方之地，乃学术发源之区也。”^[29]

《南北文学不同论》首先阐明南北语言声音不同。“南声之始，起于淮、汉之间；北声之始，起于河、渭之间。故神州语言，虽随境而区，而考厥指归，则析分南北为二种。”^[30]然后叙述南北文章之区别。“声音既殊，故南方之文亦与北方迥别。大抵北方之地，土厚水深，民生其间，多尚实际。南方之地，水势浩洋，民生其际，多尚虚无。民崇实际，故所著之文，不外记事、析理二端。民尚虚无，故所作之文，名为言志、抒情之体。”^[31]

接着按时代从“六艺”、先秦诸子、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宋、金元明，直到清代中叶的文学现象，都依南北来区分其异，断制谨严，线索清楚，给后人以很大启发。但从另一方面来看，该文局限也很明显，即过多着眼南北文学之异，而没有注意南北文学的逐渐趋同。这一点早经程千帆指出：“吾国学术文艺，虽以山川形势、民情风俗，自古有南北之分，然文明日启，交通日繁，则其区别亦渐泯。东晋以来，南服已非荒徼；五代以后，中华更无割据。故学术文艺虽有南北之分，然其细已甚，与先唐大殊。刘君此论，重在阐明南北之始即有异，而未暇陈说其终则渐同，古则异多同少，异中见同；今则同多异少，同中见异。此其今古之殊，亦论吾华文学发展之地理因素所不可忽视者也。且地理区分，于文学之发展，固不失为重要之因素，然实非决定性之条件。刘君此论，于我国文学南北之殊，强调过甚，遂舍此一端，即无以解释周、秦以次文运之变迁，此亦一往之见。今诵此篇，于斯种种，固不可不分别观之也。”^[32]

刘师培思想敏锐，目光如炬，在文学研究中不断开辟新领域，发现新问题。比如以诗证史问题，钱谦益实开其端绪，至陈寅恪而大倡之，并有《元白诗笺证稿》等著作行于世。刘师培亦关注此问题，他在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于《国粹学报》第四十六期发表《读<全唐诗>发微》一文，举出十九例唐诗例证与史书互证：“《全唐诗》中所载感时伤世之诗，均可与史书互证。如杨炯《和刘长史答十九兄》诗，言刘延嗣官润州为徐敬业所执也（故诗有‘石城俯天阙’诸句，又有‘危言数贼臣’句）。岑参《骊姬墓下》诗，言武惠妃之事也（诗言‘献公恣耽惑，视子如仇雠’，又言‘欲吊二公子，潢汾无轻舟’，刺讥之言可见）。高适《辟阳城》诗（诗言‘何得英雄主，反令儿女欺’，又云‘母仪俱云失’），祖咏《古意》诗（诗云‘夫差日淫放，举国求妃嫔’，又云‘楚王竟何去，独自留巫山’），李嶷《读前汉书外戚传》（诗云‘印绶妻封邑，轩车子拜郎’，又言‘宠因宫掖里’），均讥杨妃之宠，兼刺元宗之色荒。白居易《思子台有感》（序言‘祸胎不独在江充’，诗言‘但以恩情生隙罅，何人不解作江充’，又言‘但使武皇心似烛，江充不敢作江充’），郑还古《望思台》（诗云‘谗语能令骨肉离’），许浑《读戾太子传》（诗云‘佞臣巫蛊已相疑，身殁湖边筑望思’），温庭筠《四皓诗》（诗云‘但得戚姬甘定分，不应直有采苓翁’），均刺文宗之废立，兼悼太子之沉冤。自此以外，则权德舆《读谷梁之作》（诗云‘奈何赵志父，独举晋阳兵’，又云‘群臣自盟歃，君政如赘旒’），指李怀光之事言。吴融《无题》之什（诗云‘沁园芜没伫秋风’，又云‘粉貌早闻残洛市，箫声犹自傍秦宫。今朝陌上相非者，曾此歌钟几醉同’），指韦保衡之事言，而戎昱《苦哉行》，则又伤回纥之横暴（诗云‘彼鼠侵我厨，纵狸授梁肉。鼠虽为君却，狸食自须足’，又云‘羶腥逼绮罗’），感时抚事，情见乎词。推之李华《咏史》、王翰《飞燕篇》，均指陈宫闱之失，敷陈往事，以寄讽谏之忱。罗隐《咏史》诗，韩偓《有感》诗、《观斗鸡》诗，均历指邪臣之非，比物兴怀，以写离忧之思。汇而观之，可以考见唐代之秘史矣。其足以考证人物者，其证尤多。如岑参《送许拾遗恩归江南拜亲》诗，许拾遗者，即杜少陵诗中所谓许八拾遗也。李渥有《秋日登越王楼献于中丞》诗，李渥者，即《唐摭言》所记之李渥也。此亦《全唐诗》有补于考史之征。”^[33]刘氏写作此文时只有二十五岁。该文是“采铜于山”的原创之作，是他在阅读《全唐诗》中发现的问题，并得出结论后排列在一起，省略了中间的考证论述过程。当代学者卞孝萱有鉴于“《读<全唐诗>发微》无单行本，知者极少。为了不埋没刘氏对《全唐诗》的研究、考证成绩，尤其是以唐诗证史的创获”，撰写了《刘师培以唐诗证史》来进行“补证”和“引申”，“逐一考出古典、今典，以补刘氏之所未言”，“略加发挥，以尽其意”。^[3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