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师培、黄节、黄侃的经历有许多共同点。在青年时代他们都曾经鼓吹过反清革命。民国肇建，各派势力争权夺利，尔虞我诈，继之而来的是连年不息的军阀混战。这种政局使二黄深感失望，刘师培则因袁世凯帝制失败走投无路，于是都不约而同地退隐于书斋讲堂，著书授徒。他们都具有非凡的天分与极深的旧学造诣，兼具儒林、文苑两长，既能进行学术研究也能进行文学创作，在《国粹学报》刊发论述文字，于南社雅集吟咏唱和。他们把中国传统学问作为安身立命的基础、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直至化为生命的组成部分。

他们三人又同于蔡元培1916年出长北京大学前后进入北大，刘师培、黄节更是被蔡元培亲自聘任引进。

黄侃于1914年9月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讲授“文字孳乳”、“词章学”、“中国文学史”。^[1]黄节于“1917年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2]，讲授魏晋六朝诗歌，后来又上伸下延到《诗经》与顾亭林诗，在传统诗学领域里爬梳耕耘。刘师培在1917年秋季“应蔡元培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教授，兼任文科研究所国文门指导教师”，担任“中国文学”、“中国古代文学史”课程。^[3]在北大任教期间，为了教学之需都编写了讲义，刘师培编写了《中国中古文学史讲义》，黄节编写了《诗学》，黄侃编写了《文心雕龙札记》。(www.daowen.com)

蔡元培兴办大学的思想清楚明确，即“仿世界各大学通例，循思想自由原则，兼容并包主义”。“无论有何种学派，苟其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尚不达自然淘汰之运命者，虽彼此相反，而悉听其自由发展。”正因如此，“对于教员，以学诣为主”，“在校授课以不违背上述主张为界限”。“筹安会之发起人，清议所指为罪人者也，本校教员中有其人，以其所授为古代文学，与政治无涉，则听之”，因为“人才至为难得，若求全责备，则学校殆难成立”。^[4]筹安会发起人说的就是刘师培。1919年3月18日北京《公言报》发表一篇记者的文章《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其中将北大文科新旧两派的阵营划分得清楚鲜明：“国立北京大学自蔡孑民氏任校长后，气象为之一变，尤以文科为甚。文科学长陈独秀氏，以新派首领自居，平昔主张新文学甚力，教员中与陈氏沆瀣一气者，有胡适、钱玄同、刘半农、沈尹默等。”“与之对峙者，有旧文学一派。旧派中以刘师培氏为之首，其他如黄侃、马叙伦等，则与刘氏结合，互为声援者也。”^[5]对北大文科水火不容的两派，蔡元培“兼容并包”的办法就是折中新旧，使两派各得其所，既开风气，又不废传统，既开中国大学思想自由的先河，又为后世留下了一批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学术成果。

他们的著作也有一致的特点：都是为教学所需而编撰的讲义，提纲挈领，要言不烦，高度概括。写作体例首先是详尽罗列第一手材料，然后以按语形式断以己见，画龙点睛，切中肯綮。他们对汉魏六朝诗文及《文心雕龙》等文本都有深细钻研，对看家书可以说是孜孜矻矻，攻治不懈。在这种基础上得出的结论，不仅经受了学生的检验，也经受了近百年时间的冲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