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书问世，尽管风行一时，但同时也受到尖锐的批判。这些批判涉及《白话文学史》中所有有争议之处，如文学史观、研究方法、材料取舍、对作家作品的评价等。

1929年，张大卫《评胡适之<白话文学史>》表示了对《白话文学史》的失望。

具这种专门研究而发愿心的人所编出的文学史，总应该能安慰中国学者的渴望了，可是胡先生最近出的《白话文学史》，我们读起来，处处感觉到他是偏冗、武断、杂乱无系统。^[41]

1931年12月，梁淑仪发表在《图书评论》上的《胡适著<白话文学史>上卷》中写道：

这部书，因为作者是中国学术界中一个很大的权威，曾风行一时，大中学校的文学史课程中采此书为参考书或课本者，不计其数……从这书的重心看，与其称其为文学史，似乎还不如称作“白话文体变迁史”来得名实稍为相称一点。而作者偏要以文学史自居，真未免是太大胆的假设！^[42]

1932年，周作人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对“白话文学中心论”、“古文字是死的，白话文是活的”表示异议。

胡适之先生在他所著的《白话文学史》中，他以为白话文学是中国文学唯一的目的地，以前的文学也是朝着这个方向走，只因障碍物太多，直到现在才得走入正轨，而从今以后一定要这样走下去。这意见我是不大赞同的。照我看来，中国文学始终是两种互相反对的力量起伏着，过去如此，将来也如此。

我以为古文和白话并没有严格的界限，因此死活也难分……即在胡适之先生，他从唐代的诗中提出一部分认为是白话文学，而其取舍却没有很分明的一条线。^[43]

鲁迅对《白话文学史》虽没有具体评价，但一句“适之的《白话文学史》也不见得好”^[44]，已清楚地表明其对《白话文学史》的看法。(www.daowen.com)

朱光潜则以诗一样的语言表达了他对《白话文学史》材料取舍的惊讶，并且尖锐地指出胡适《白话文学史》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

作史都不能无取裁，胡适之先生的《白话文学史》像他的《词选》一样，所以使我们惊讶的不在其所取而在其所裁。我们不惊讶他拿一章来讲王梵志和寒山子，而惊讶他没有提及许多重要的诗人，如陈子昂，李东川，李长吉之类；我们不惊讶他以全书五分之一对付《佛教的翻译文学》，而惊讶他讲韵文把汉魏六朝的赋一概抹煞，连《北山移文》《荡妇秋思赋》《闲情赋》《归去来辞》一类的作品，都被列于僵死的文学；我们不惊讶他用二十页来考证《孔雀东南飞》，而惊讶他只以几句话了结《古诗十九首》，而没有一句提及中国诗歌之源是《诗经》。但是如果我们能接受他的根本原则，采取他的观点，他的这部书却是中国文学史的有价值的贡献。他把民间文学影响文人诗词的痕迹用着颜色的笔勾出来了。尽管有许多人不满意这部书，这一点特色就够使它活一些年代了。但是我们看，他的根本原则是错误的。他的根本原则是什么呢？一言以蔽之，“做诗如说话”。这个口号不仅是“白话文学史”的出发点，也是近来新诗运动的出发点。“白话文学史”不过是白话诗运动中的一个重要事件！就许多事件说，做诗决不如说话。在这篇文章里我把“做诗不如说话”的理由说出来，以就教于胡先生和一般讲诗学者。^[45]

朱光潜对《白话文学史》的批评集中在其对作品的取舍上，他连用三个排比句，对胡适的许多重要诗人未提一字、讲韵文而抹煞汉赋、对《古诗十九首》只提了几句而只字不提《诗经》表示惊讶，而且从根本上否定了《白话文学史》的根本原则“做诗如说话”。但朱光潜也肯定了《白话文学史》的贡献：“他把民间文学影响文人诗词的痕迹用着颜色的笔勾出来了。”

对于《白话文学史》尽管批评者众多，但批评中有肯定者亦不少。

1932年，胡云翼在其所著《新著中国文学史》自序中表达了对《白话文学史》的看法：

严格点说来，我们认为满意较多的实只有吾家教授胡小石的《中国文学史》及吾家博士胡适的《白话文学史》……胡适先生的《白话文学史》，论其眼光及批评的独到，实是最进步的文学史；只可惜过于为白话所囿，大有“凡用白话写的作品都是杰作”之概，这未免过偏了。如王梵志的诗究竟有什么了不得之处，竟劳胡先生在珍贵的篇幅上大书特书而加以过分的赞美呢？这真令我百读百思都不得其解！^[46]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何谓俗文学”中对胡适的观点表示赞同：

胡适之先生说道：“中国文学史上何尝没有代表时代的文学？但我们不应向那‘古文传统史’里去寻，应该向那旁行斜出的‘不肖’文学里去寻。因为不肖古人，所以能代表当世”。这话是很对的。讲述俗文学史的时候，随时都可以发生同样的见解。^[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