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学史》出版后，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后来的一些文学史的写作受到胡适的文学史观、研究方法、文学史通例、文学作品的大量选入、对具体作家作品的定位与评价等的影响。“在20年代至40年代末这一历史时期内，在中国文学史研究领域中影响最大的莫过于胡适的《白话文学史》。”^[31]

陆侃如和冯沅君合著的《中国诗史》，“于唐代以后，元代以前，只叙词而没有诗；元代以后只叙散曲，诗和词都没有了。著者认为唐以后的诗，宋以后的词，都是‘劣作’，所以应该‘人取我弃’”。“著者以打破格律和运用方言俗语为诗体进步的形式主义观点，以及认为曲胜于词而且超过以往时代的‘文体进化论’观点，都显然表现着胡适的影响。”^[32]

胡云翼1932年出版的《新著中国文学史》显然也受到胡适的文学史观的影响。“于历代正统文学仅在综述中概而论之，甚至一笔带过，而对‘大众文学’则娓娓细说。如于唐则详于诗歌，于宋则详于歌词，于元则详于戏曲，于明则详于小说，于清亦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的文学史观在书中得到了彻底的贯彻……”^[33]

自《白话文学史》出版后，白话文学及与之相关的民间文学、通俗文学受到了重视。周作人于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中说道：“影响中国社会的力量最大的，不是孔子和老子，不是纯粹文学，而是道教（不是老庄的道家）和通俗文学。因此研究中国文学，更不能置通俗文学于不顾。”^[34]

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第一章中谈到俗文学与正统文学的关系时说：

许多的正统文学的文体原都是由“俗文学”升格而来的。像《诗经》，其中的大部分原来就是民歌。像五言诗原来就是从民间发生的。像汉代的乐府，六朝的新乐府，唐五代的词，元、明的曲，宋、金的诸宫调，哪一个新文体不是从民间发生出来的。

当民间发生了一种新的文体时，学士大夫们其初是完全忽视的，是鄙夷不屑一读的。但渐渐的，有勇气的文人学士们采取这种新鲜的新文体作为自己的创作的形式了，渐渐的这种新的文体升格而成为王家贵族的东西了。至此，而它们渐渐的远离了民间，而成为正统的文学的一体了。^[35](www.daowen.com)

这段论述显然祖述胡适《白话文学史》中关于“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的说法。胡适认为“这是文学史的通例”。这一通例说对后来的文学史著述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对此，研究者多有论述。

30年代以后国人所撰文学史著，或多或少或明或暗都受到胡适描述的所谓“文学史通例”的制约。就连鲁迅、郑振铎两位大家的研究思路，也打上了这一印记。鲁迅30年代称：“旧文学衰颓时，因为摄取民间文学或外国文学而起一个新的转变，这例子是常见于文学史上的”；“士大夫是常要夺取民间的东西的，将竹枝词改成文言，将‘小家碧玉’作为姨太太，但一沾着他们的手，这东西也就跟着他们灭亡”。而郑振铎在《中国俗文学史》第一章描述“俗文学”和“正统文学”的互动关系时，基本上照抄胡适的说法，将民间文学作为中国文学发展的原动力。这一颇有新意的假设，到50年代演变成为“民间文学主流论”，越来越暴露其理论缺失。^[36]

30年代的文学史著作受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还表现为选录大量的作品。刘经庵《中国纯文学史纲》中，“作家共计约有二百七十余人，作品有四百三十余篇。若分而读之，一则可当作历代的文学家的传略，一则可当作历代的纯文学的选粹”^[37]。

胡适对一些古代作家作品的评价也影响了一些文学史著作。“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1938年出版）称《僮约》为‘很有风趣的俗文学’，陆侃如、冯沅君的《中国诗史》（1931年12月出版）、刘大杰的《中国文学发展史》（1941年1月发行）都将王梵志和王绩并提。刘大杰且认为王梵志的‘吾有十亩田’等思想内容和语言艺术都毫无可取的诗是‘从朴质浅显中能表现出真情实意’的‘好诗’。既然将白话的作品故意抬高，另一面必然是将比较难懂的作品极力贬低，所以郑宾于的《中国文学流变史》（1930年10月出版）就说杜甫的《秋兴八首》‘雕炼过度，不是好诗’，而把这些诗中的忧时爱国的极其深厚的思想感情一笔抹煞了。这分明也是胡适式的偏见。”^[38]

刘大杰于1941年出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是一部优秀的文学史著作，但同样明显地受到胡适《白话文学史》的影响。“从《白话文学史》出版到《中国文学发展史》写成，已经过去了十多年，十多年之后，刘大杰仍然在表现出对胡适的文学史权威的确认与维护——或引据其观点，或因袭其方法，或照搬其原文——一方面，是确认与维护胡适按照写实原则遴选的文学史经典，另一方面，也是确认与维护胡适采用写实方法对这些文学史经典所作的诠释。”^[39]

要之，《白话文学史》在20世纪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正如一位研究者所云：“《白话文学史》是二十世纪最具有个性魅力的一部文学史……就是这部问题颇多的文学史，能风行一时，它的二元模式和以民间为主动力的演进观迅速被其他文学史撰写者吸收融化，这种模式影响比较深远，延续到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