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在《白话文学史·自序》中介绍了该书的写作始末，该书是由《国语文学史》修改而成，《国语文学史》是胡适在国语讲习所讲国语文学史时所编讲义。

民国十年（1921年），教育部办第三届国语讲习所，要我去讲国语文学史。我在八星期内编了十五篇讲义，约有八万字，有石印的本子。

《国语文学史》共十五讲，第一讲为我为什么要讲国语文学史呢？第二讲为古文是何时死的？第三讲至第十五讲从汉朝的平民文学始，结至南宋白话文。^[1]

1922年3月23日，胡适到天津南开大学演讲，当晚在旅社将《国语文学史》进行修改，删去一部分，归并作三编：第一讲为汉魏六朝的平民文学；第二讲为唐代文学的白话化；第三讲为两宋的白话文学。胡适对此修改感到不满意，次日在旅馆里又拟出新纲目，由“引论”、“二千五百年前的白话文学——国风”、“春秋战国时代的文学是白话的吗”、“汉魏六朝的民间文学”、“唐代文学的白话化”、“两宋的白话文学”、“金元的白话文学”、“明代的白话文学”、“清代的白话文学”、“国语文学的运动”十部分组成。但此修改计划并未付诸实施。

重作《国语文学史》的志愿遂一搁六七年，中间十一年（1922年）暑假中我在南开大学讲过一次，有油印本，就是用三月中我的删改本，共分三编，除去了原有的第一讲。同年十二月，教育部开第四届国语讲习所，我又讲一次，即用南开油印本作底子，另印一种油印本。这个本子就是后来北京翻印的《国语文学史》的底本。^[2]

民国十六年（1927年），北京文化学社将《国语文学史》排印出版，有黎锦熙序，但此次出版并未经过胡适同意。胡适得知后觉此书尚不适合出版，但既已出版，又不便责备友人，遂决心修改。

不过拿这种见解不成熟，材料不完备，匆匆赶成的草稿出来问世，实在叫我十分难为情。我为自赎这种罪过起见，遂决心修改这部书。^[3]

《白话文学史》于1927年写成，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该书原计划分上、中、下三卷来写，但只完成了上卷，且只有汉代到中唐的白话文学史部分，唐代也只谈到韵文部分。胡适曾声明“这部文学史的中下卷大概是可以在一二年内继续编成的”^[4]，但最终并未践守诺言。《白话文学史》与此前的《国语文学史》已经大为不同。

原稿十五讲中，第一讲（本书的“引子”）是早已删去了的（故北京印本《国语文学史》无此一章），现在却完全恢复了；第二讲稍有删改，也保留了；第三讲与第四讲（北京印本的第二章第三章）保存了一部分。此外便完全不留一字了。^[5]

《白话文学史》相比于《国语文学史》，内容要详细得多，吸收了1921—1927年间新发现或新整理的许多重要史料，观点方面也有若干变动。^[6]

《白话文学史》及其前身《国语文学史》都是在新文学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正如陈平原所说：(www.daowen.com)

胡适的文学史著述，大都酝酿于文学革命运动时，成形于整理国故思潮中。^[7]

胡适1917年1月发表在《新青年》上的《文学改良刍议》，标志着新文学运动的开始。新文学运动提倡白话文，胡适不遗余力地鼓吹。1917年5月写成的《历史的文学观念论》中说：“今日之文学，当以白话文学为正宗。”1918年4月又作《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进一步明确提出“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此前维新派为了开启民智，曾提倡白话文。经过新文学运动发起者的努力，1920年各大报刊改用白话，教育部颁令改用国语，白话文运动取得决定性胜利。但是，反对白话文的声音始终没有间断，因而《白话文学史》不是单纯的学术著作。胡适在《白话文学史·引子》中提出两点：

第一，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不是这三四年来几个人凭空捏造出来的；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是有历史的，是有很长很光荣的历史的。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来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决不能在那么短的时期内变成一种全国的运动，决不能在三五年内引起那么多的人的响应与赞助。

第二，我要大家知道白话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占一个什么地位。老实说吧，我要大家都知道白话文学史就是中国文学史的中心部分，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只可叫做“古文传统史”罢了。

黎锦熙在为《国语文学史》所作的《代序》中说：“这是‘文学革命’之历史的根据，或者也含有一点儿‘托古改制’的意味。”

胡适的《白话文学史》的写作目的被后来的研究者们明白地揭示出来：

他的《白话文学史》及其前身《国语文学史》，又是他开展白话文运动中的一个具体而重要的步骤。因此，它们不仅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毋宁说相反，是为他提倡白话文学从而开展新文学革命的宏大目标服务的一种革命行为。^[8]

《国语文学史》和《白话文学史》是学术著作，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的著作，它明显带有工具色彩，目的在为作者胡适所倡导的白话运动服务，是作者推行白话运动有机的和重要的组成部分……^[9]

胡适写《白话文学史》，其目的不仅在于中国文学史，更重要的是以此为手段替“五四”白话新文学运动寻找历史的“证据”，以正本清源，提高人们对白话文学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推动新文学运动的深入。^[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