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局限性同样带来了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局限性。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零散的、不连续的和片面的。考古学家通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艺术遗迹和遗物，是经过了时间和其他人为的或自然的因素洗礼之后遗留下来的残余部分，一方面，创造这些艺术的人早已不存在了，要想根据古代艺术作品解释当时人类的所思、所想、所爱、所恨，善与恶、美或丑，只能籍研究者的主观认识进行推测了解，“考古学解释代表了一种真理的近似”[88]。另一方面，由于艺术作品采用的物质材料不同，有些抗腐蚀能力强的陶瓷、玉石艺术品，能够历经数千年、上万年的地下深埋而永久保存下来；更多的其他质地的艺术品，却化作尘埃消失了。“考古证据的主要弱点是留存下来的材料范围受到的限制。……因为人工制品根据其年代、气候和质地，保存期限也各不相同。在非常干燥的气候里和永久的冻土层里，几乎每一件器物都保存了下来，而在热带森林里，即使是石制工具，能够保存下来也是万幸”[89]。因此，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在数量上以陶质、瓷质、玉石、部分金属质地的艺术品为最多，而那些竹木牙雕、丝帛、纸张、漆器、壁画等艺术品由于留存的数量少，弥足珍贵。从艺术形式来看，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大多是原始艺术、宗教艺术、民间艺术的作品，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点，而宫廷艺术、文人艺术的作品，由于历来受到皇家的青睐，多以传世品的面目出现，缺乏严密的科学性，只能成为艺术考古学研究的参考资料。

艺术考古学又是一门建立在考古学和艺术学科发展基础上的年轻的科学，考古学和艺术研究中的种种缺陷，也在不断困扰着这门科学的发展。许多考古学家至今仍未摆脱传统的束缚，依然停留在对古代物质文化的孜孜以求，对明显带有艺术装饰的古代艺术品，不是从艺术研究的角度去探讨装饰图案的历史演变、装饰题材的文化含义、装饰形式的审美特色等古代艺术问题，而是把装饰图案作为对遗址和遗物进行年代学分期研究的依据，或者作为确定几个文化之间是否有相同的渊源或有否前后继承关系的依据。同样，在艺术研究中，虽然已开始重视考古出土的史前艺术品，但对史前艺术是否是真正的艺术、对史前艺术品的界定，也有许多争论；对古代艺术发展史的研究，依然存在着重传世艺术品、宫廷艺术品、文人画等倾向，强调所谓的“纯艺术”，苛求艺术的非功能性、观赏性。

尽管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限性，但这门学科却有着光辉灿烂的前景。由于考古学和艺术学科都是新兴的人文社会科学，并且都处在不断地丰富发展过程中，作为在这两门学科基础上成长起来的艺术考古学，同样也处于不断完善之中。正如现代著名考古学家张忠培先生在《浅谈中国考古学的现在与未来》一文中指出的：“中国考古学尚未达到它应该出现的鼎盛时期。据其内在的潜力，预示着在不久的将来定能出现更为昌盛的情景。”并从考古资料的系统整理和研究、中青年考古学家开拓性、考古学学校教育、学术氛围等方面列举了中国考古学所蕴含的巨大发展潜力，尤其强调“中国考古学研究对象，比其他国家或地区考古学研究的对象有不可忽视的长处：以汉族为主体的内陆型国家，虽和外部有所接触，但基本上独立地走完了自原始社会至封建社会的整个过程，并创造了高度发达的文明”[90]　。因此，在考古学这块学科基石上建立起来的艺术考古学，必然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工作将会让越来越多的古代艺术品重见天日，为艺术考古学提供越来越丰富翔实的研究对象，推进艺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的发展。中华民族八千年辉煌文明结出的丰硕成果，还不知道有多少诸如浙江余杭瑶山、反山良渚文化墓地、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四川广汉三星堆、江西新干大洋洲、湖北随州曾侯乙墓、陕西西安秦始皇兵马俑、湖南长沙马王堆、陕西扶风法门寺……曾经震惊寰宇的重要文化遗址和墓葬，等待着考古学家去发现和发掘。艺术学的理论也将越来越趋于成熟，指导艺术考古学研究朝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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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布鲁斯·坎格尔.时间与传统[M].蒋祖棣，刘英，译.王宁，校.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1：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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