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考古学与中国古代艺术史密切相关，且不说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与古代艺术史的研究对象有部分是重合的，艺术考古学为古代艺术史的研究提供了许多确实可信的研究资料，就是在研究目的和意义上对古代艺术史研究有着重要贡献。

一、艺术考古学研究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缺陷

对古代艺术品的研究，导源于中国古代的金石学，只不过其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而已。北宋金石学家吕大临编纂的《考古图》，“不但书名采用了‘考古’二字，并且编纂的内容，每器都摹绘出器形，注明收藏家，出土地，尺寸大小，并加以考证，如有铭文，便摹出原文并加释文”[86]。只是历代金石学家更感兴趣的是可以用来“证经补史”的铭文资料，而对艺术品固有的艺术价值很少做出评论，更不用说研究创作这类艺术品的古代人类的思维观念、动机和目的了。20世纪20年代开始在中华大地上掀起的考古学热潮，为艺术史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开拓了艺术史家的视野。史前人类化石和石器文化遗址的陆续发现，把中华民族的历史推向遥远的过去。北京周口店龙骨山顶部的山顶洞人遗址出土了穿孔石珠、兽牙、海蚶壳等人体装饰品，说明在距今1万多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有了审美的要求，为探索中国古代艺术的起源，提供了确凿无疑的证据；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和陶塑、泥塑、木雕、牙雕、骨雕、玉雕等都是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是完整的中国古代艺术发展史的最重要的研究资料，这已经被当代的艺术史家所肯定；曾经被忽略的壁画、雕塑、建筑和各种质地的工艺美术品，开始得到重视。考古发现的古代艺术作品弥补了艺术史研究资料的片面性和不确定性，陈梦家先生以敦煌藏经洞发现的艺术品为例，阐述了考古艺术品的发现对艺术史研究产生的重大意义，“自从发现敦煌画和写本卷子以后，在中国绘画史和书法史上起了很剧烈的作用。过去收藏家和鉴赏家对于书画家名望的崇拜，对于碑版拓本先后的讲究，对于民间雕塑绘画的漠视，都应该有所改变。敦煌画之所以断代和没有真伪的问题，使它成为最好的艺术史材料。敦煌画之成于无数无名的画人之手，使它成为最好的民间艺术的代表，成为某一个时代一般性的代表”[87]。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科学性、丰富多样性、物质资料性的特征。科学性体现在其研究对象是通过田野考古的科学方法取得的，有出土地层的上下叠压关系和出土器物的类型学排比分析可供参考，从而得到相对年代；有利用物理、化学等自然科学方法，对它们进行检测，得到绝对年代；有与同地层、同墓葬出土的其他实物作为背景资料，合理分析艺术品创作的目的、艺术品的实用功能，以及在当时社会生活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丰富多样性体现在两方面：一方面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物质形态的多样性，艺术品的载体可以是陶瓷、玉石、金属等质地坚硬、不易腐朽的物质，也可能是竹、木、骨、牙、漆、丝帛、纸张等不易保存的物质；另一方面是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艺术形式的多样性，既有绘画、雕塑、建筑、工艺美术、书法等造型艺术的主要形式，又包含了音乐、舞蹈、戏剧等艺术形式。即使是同一种艺术形式，也有不同的形态，以绘画为例，有岩画、陶瓷彩画、漆画、木板画、帛画、壁画、画像石、卷轴画等。物质资料性体现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都是各种不同质地、不同艺术形式的实物，而非文献资料。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的这些特征，恰恰是以往中国古代艺术史研究对象所缺乏的。

二、艺术考古学研究为艺术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www.daowen.com)

在以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为特征的近代科学考古学被引入中国史学研究以前，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有以下几个特点。首先，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仅仅依据古代历史文献记载的引用，最多对所用古文献资料进行一些考证，但其证据依然是另外一些文献资料，即文献与文献之间的对比参照，缺乏科学的证明资料。其次，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主要在绘画、书法上取得了较大成就，这主要归功于古代文人士大夫对书画艺术的情有独钟，而对中国古代的雕塑、建筑和工艺美术，仅仅看作是手工艺匠人的“雕虫小技”，很少加以理会，对音乐、舞蹈等艺术，更是鲜有涉猎。第三，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其上限只是到夏商周三代或者是三皇五帝的传说时期，并且对这一时期艺术作品的认识非常肤浅，甚至把史前时期的玉琮，视为汉代之物。最后，中国古代艺术史的编写，局限于文人自身，主要着重对于某些书画家的画论、书论和重要作品、重要书画家的介绍，仅对皇室宫廷收藏的书画艺术品进行编册登录，而并不加以研究，北宋开始的金石学研究虽涉及商周青铜器、玉器等古代工艺美术品，却主要关注于铭文的考释。

近代科学考古学在中国生根开花后，考古学家与美术史家之间仍缺乏直接的联系。考古学家忙于寻找填补历史空白的物质文化资料，特别是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影响下的新中国考古事业，尤其重视对代表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生产工具的研究，而将古代艺术品视为统治阶级奢侈腐朽的享乐用品，是受到批判的对象，因此，对古代艺术品的研究一直被考古学家冷落。反过来，美术史家继承了中国古代艺术研究的传统，依然沿着中国古代书画发展的路子编写中国美术史，而对考古发现的新的艺术资料，仅采用那些与书画有关的材料，似乎给人一个错觉：中国古代艺术史就是一部书画发展史。在当前的艺术史编写过程中，也存在着不少缺陷，例如，对古代美术史的编写，考古学家起了很大作用，考古学家参与古代美术史的编写，确保了所用材料的科学性、时代上的准确性，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考古学家大多是站在历史研究的立场上挑选古代艺术资料，不可避免地会从古代艺术品所具有的历史价值出发，而忽略了审美艺术价值，例如，毛公鼎入选《中国美术全集》就值得商榷。毛公鼎的铭文篇幅、内容所具有的历史价值无疑是很高的，但从审美的角度看，无论是造型，还是纹饰，与其他商周青铜器相比，在艺术价值上并不突出。此外，在古代艺术史编写过程中，重宫廷艺术品、宗教艺术品、名家作品而轻视民间艺术品的倾向依然存在，殊不知两者之间具有密切的关系。

这一现象直到20世纪80年代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国策以后，才有了根本性的改变。随着对外经济文化交流的频繁进行，国外的新考古学理论逐渐被引入，对业已产生“困惑”的中国新一代考古学者以较大影响，在中国古代历史框架日趋明朗的前提下，“证经补史”的历史重任即将告一段落，考古学家开始开辟研究古代艺术品的新领域，并且结合当时的历史背景和文献记载，追寻古代人类的精神文化创造。如把对史前彩陶图案、良渚文化玉雕艺术等的研究，与中国古代的巫术文化和“万物有灵”观念结合起来；把汉代壁画、画像石、画像砖的研究与汉代社会庄园经济生活、“天人合一”宇宙观、道教和佛教的信仰等联系起来；把佛教石窟寺艺术的研究与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结合起来，等等。考古学家可凭借手中掌握的最新资料，对中国古代艺术进行分门别类的研究。同样，艺术学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后，对古代艺术的研究也赋予极大的关注，从宏观的理论高度，阐述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理论和从事艺术考古学综合研究的重要性。艺术考古学研究将给艺术发展史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