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学是一门历史科学，主要是用直接观察的方法来研究世界上各民族的生活特点和文化特点以及这些特点的发展规律”[15]，“因而，民族学所关心的是婚俗、亲属关系、政治经济体系、宗教、民间艺术和音乐与思维行为模式，以及在当代各种不同社会这些模式有些什么不同，民族学家还研究文化动态，即各种文化是怎样发展变化的”[16]　。民族学家通过对现存民族的生活特征和文化特点的直接观察和调查，对现有材料进行科学的分析，并根据社会发展的规律和唯物辩证法的指导，追溯这一民族的发展过程和全部历史。然而，由于地域、交通、语言方面的阻隔，加上民族偏见，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对少数民族的记载是非常少的，有些记述也存在着道听途说、以讹传讹的现象，与实际情况不符。民族学为了要弄清某一民族的历史，特别是族源，以及各族原始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需要考古学提供宝贵的研究资料。同样，当考古学家不再满足于对出土的遗迹和遗物的分类、整理等基础研究工作，而是把目光聚焦到阐释当时社会的组织结构、生产生活方式、精神活动等非物质性的内容时，就需要民族学资料的参考，因而在艺术考古学与民族学之间搭起了一座相互沟通的桥梁。

一、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提供丰富的实物资料

史前和先秦时期人类创造的文化，由于缺乏文字记载，实物资料主要是由田野考古发掘的各类遗存提供的。夏鼐先生首先提出，“在考古工作中，发现某几种特定类型的陶器和某些类型的石斧和石刀以及某些类型的骨器物和装饰品，经常地在某一类型的墓葬（或某一类型的住宅遗址）中共同出土。这样一群特定类型的东西合在一起，我们就叫它一种‘文化’。”[17]考古学研究中，把属于同一时代、分布于共同地区、并且具有共同特征的一群遗存，以首次发现的典型遗址所在的小地名作为考古学文化的名称。在新石器时期有“仰韶文化”“马家窑文化”“齐家文化”“红山文化”“大汶口文化”“良渚文化”“龙山文化”等文化类型；在商周青铜时代，西北地区有辛店文化、寺洼文化、卡窑文化、沙井文化，西南地区有三星堆文化，江南地区有楚文化、吴越文化等，“从考古学文化这一方面来考虑一个考古学文化既是有一群共同特征的遗迹和遗物的遗存，而这种特征除了生产力水平和自然条件等原因外，又是由一定的心理状态、风俗传统、审美观念等因素造成的，不同的考古学文化，当然是由具有不同心理状态、不同风俗传统、不同审美观念的人们所遗留的”[18]。分布于不同的时代和地区，具有风格各异的文化特征，往往对应着各不相同的氏族、部落和部族。虽然考古学文化最接近历史上的民族概念，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代表了各不相同的史前民族共同体，但对于具体属于历史上那一个民族的确定，却是相当困难的，已故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先生在其名作《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中忠告道：“应先对各地考古学文化的内涵、特征、时间源流与空间交流梳理清楚，不要急于比傅文献记载的民族。”[19]然而，考古学文化的民族特色又是一个确然无疑的客观存在，不同考古学文化遗址中出土的史前艺术品，具有各自独立的民族艺术特征。每一个民族因为其所处的自然环境、从事的生产方式、继承的文化传统等因素的不同而形成了各自独特的民族心理，以至于造成在情感活动和审美取向方面的差别。不同的民族心理造就了不同民族艺术家独特的情感和创造力，从而创造出了独特的民族艺术，形成艺术的民族特点。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有许多是民族艺术家情感和审美的创造物，体现着这个民族的审美心理、文化习俗和宗教信仰等意识形态领域的思想观念，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是以无数次的文化族群的组合与重组为基础的，一部中华民族的文明发展史是由生活在这片广袤的大地上的各民族劳动人民共同创造的。在史前新石器时代，辽阔的中华大地存在着许许多多以氏族、部落、部族等形式出现的原始民族，即使进入阶级社会后，也并非按照以古代历史典籍为依据的传统历史研究观点：中国古代文明的发源地在黄河流域，是华夏民族建立的夏商周三代，以青铜器铸造和礼制的建立为主要特征，而是“从龙山时代开始，中国的各个区域都发展了大大小小的平行的、互相竞争、彼此交流的王国。龙山时代的王国（苏秉琦先生称之为古国）规模尚小，遗址中还只有小件红铜器物。到了夏商周三代，中国各区域都出现了大规模的国家；在黄河流域有夏商周，在长江流域也有规模相似，势均力敌的方国，如最近发现的四川三星堆、江西大洋洲所代表的政治势力。这些国家经过两千年征战吞并的结果，到了东周只剩下十几个大国，到公元前221年，完全为秦所灭，中国首次形成一个大帝国”[20]。

西南地区的青铜文化以三星堆巴蜀文化和云南的滇文化为代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两个祭祀坑内出土了一大批具有古蜀民族特色的金、玉、铜、石质地的艺术品，主要有金杖、黄金面罩、青铜人头像、青铜鸡、青铜蛇、青铜鸟、青铜树、玉璋、玉戈和象牙等[21]（图140）。云南的滇文化盛行于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在遗址和墓葬中，青铜器的数量非常大，制作也很精美，最著名的有青铜贮贝器和铜鼓。贮贝器是专门用来贮存海贝的，在器盖或器身大多装饰有祭祀、战争、纳贡、播种、纺织、放牧、狩猎、舞蹈等图案。1957年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的祭祀场面贮贝器，盖上共铸有127个形态、动作各异的人像，是一个杀人祭礼场面。干栏式房屋楼上的三边排列着铜鼓，一边有供上下用的楼梯，正中是一“滇”人贵族形象，坐在高凳之上，另有八人列坐两旁；下层右方的人穿着后幅甚长之衣，杀牛宰羊，准备食物；下层左方一猪一马，看似待杀；旁边有似蛇喂孔雀和饲虎之人，虎和房屋之间有一架，上悬一铜鼓和一錞于，一男子正持锤击之；房屋对面看似广场，中置一柱，上蟠蛇两条，一蛇作噬人之状。柱旁有一木牌，上缚一人，又有一戴足枷的“昆明”人，似为牺牲；两旁稍近处有两个高与人齐的巨型铜鼓，是祭祀用的重要法器[22]（图141）。

图140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遗址出土青铜人头像

图141　云南晋宁石寨山出土西汉祭祀场面青铜贮贝器

汉高祖刘邦建立的西汉王朝，幅员辽阔，国力强盛，奠定了华夏民族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主导地位，汉民族的称谓以及中华民族成为以汉民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综合体，当由此而来。所谓民族是“指人们在一定的历史发展阶段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的民族文化特点上的共同的、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3]。当确立了汉民族的主体地位以后，就有了少数民族与非少数民族的概念。秦汉时期开始，在以记录王朝更替为主线的中国古代历史文献中，有关古代少数民族的记载就屡见不鲜了。匈奴、鲜卑、丁令、貉族、肃慎、羌族、藏族、苗族、越族、濮族、白种诸族等古代少数民族，在中华民族的历史舞台上，扮演了许多不同的角色，共同演绎出一部民族兴衰存亡、民族融合、民族大团结的中华民族发展史[24]。

图142　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汉代匈奴墓出土金冠(www.daowen.com)

图143　辽宁北票西官营子村北燕冯素弗墓出土金“步摇冠”

图144　北京通县辽墓出土酱黄釉鸡冠壶

在今内蒙古、辽宁、宁夏、甘肃、青海等战国、秦汉时期的墓葬中，考古学家多次发掘到做工精美、造型奇特的长方形、圆角长方形、半圆形的青铜饰牌和金银项圈、金冠等古代艺术品。金银器和青铜饰牌的装饰图案，以各种动物纹样为主，特别是青铜饰牌，多以镂雕的艺术手法装饰有网格纹和马、牛、羊、鹿、虎等动物纹，或伫立，或蹲踞，或咬斗，或群兽相聚。内蒙古自治区阿鲁柴登墓葬出土的金冠，表面则是浮雕的狼咬羊图案，顶上站立一头展翅的雄鹰[25]（图142）。这些艺术品反映出浓郁的游牧、狩猎民族特色，其创造者是战国、两汉时期活动于以蒙古高原为中心的北方草原地区的、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一支强大的游牧民族——匈奴族。继匈奴以后在北方地区崛起的是鲜卑族。魏晋南北朝时期，鲜卑族在那儿建立起许多政权，在与汉文化的频繁交流过程中，逐渐吸收汉族文化，但也保留了较大的民族特色。此外，鎏金神兽铜牌饰、金银耳饰、银或铜腕饰，也是鲜卑族常见的装饰品，1965年，辽宁省博物馆在位于辽宁北票西官营子村将军山东麓，发掘了十六国时期北燕贵族冯素弗夫妇墓，出土了具有北方游牧民族特色的金“步摇冠”[26]（图143）。金“步摇冠”是鲜卑族独具特色的艺术品，“步摇冠”一般在冠饰上插花枝，花枝上悬缀金环、金叶，戴在头上，当走动时，由于枝叶的晃动，就会发出悦耳的声响，当时的鲜卑贵族都喜爱戴金“步摇冠”。鲜卑族的后裔契丹族耶律阿保机在公元916年建立的辽政权，长期与北宋对峙，在政治、经济、文化方面深受中原王朝制度的影响，中原生产的漆器、瓷器，在契丹贵族的墓葬中时有发现，但更常见的是雕饰精美、多种金属质地的成组的马具和造型奇特的鸡冠壶、鸡腿坛等陶瓷器[27]（图144）。鸡冠壶的造型源自契丹族传统使用的各种皮囊壶，由于壶的上部有鸡冠状的孔鼻，故名[28]。早期扁身单孔，以后逐渐向扁身双孔、扁身环梁、圆身环梁、矮身横梁演变。鸡冠壶迎合了契丹民族游牧生活习俗，把曾经形影不离的皮囊壶，凝固在实用美观的三彩陶瓷器上，使虽然已经放弃了游牧生活的契丹贵族，留住了对往昔艰难岁月的眷恋之情。

二、民族学资料为艺术考古学研究提供借鉴

艺术考古学为民族学研究现存民族的起源和发展轨迹提供了丰富多样的物质材料。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代艺术品，凝聚了古代各民族人民智慧创造的结晶，隐含了深刻的民族文化内涵，艺术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民族学探究现存民族的过去、民族历史的发展过程及其规律大有帮助。同样，由于“所有民族都具有一种心理上的一致性，足以用它来解释不同文化传统中存在着平行演化顺序这一事实。换言之，一切民族都具有基本的相似之处，所以不同的社会对同样问题往往能独立地找到相同的解决方法”[29]。因此，民族学对现存民族的实地观察、访问或直接参与各种活动后得到的资料，如古老的婚姻制度、家族制度、宗教和巫术等，以及对这些材料的科学研究成果，也必将在艺术考古学研究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组成的国家，现存有56个民族，其中有不少民族直至近代，依然处于原始状态，如生活在东北地区黑龙江流域和大小兴安岭的赫哲人、达斡尔人、鄂温克人、鄂伦春人等，从事狩猎或捕鱼，信仰萨满教，崇拜熊图腾[30]。西南地区的云、贵和川西，也是少数民族的聚居地，一些民族的社会经济仍停留于狩猎、采集为主的阶段，如部分佤、德昂、布朗、独龙、拉祜、苦聪人、彝族山苏人；一些则停留于原始农耕（锄掘）或畜牧为主的阶段，如部分佤、德昂、布朗、景颇、哈尼、拉祜、基诺、苗、瑶等族人，残留了较多原始文化形态的痕迹，原始的自然崇拜、图腾崇拜、巫术等宗教文化，随处可见[31]。由于这些民族的生产方式和思想观念具有较大的原始性，对这些民族的调查资料，就可能成为解答中国古代新石器时期原始艺术品文化内涵的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西南地区的部分现存少数民族又与曾经在中国古代社会历史上叱诧风云的民族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这些民族的民族学研究，有助于解读他们祖先创造的灿烂文化。彝族是西南少数民族中人数最多的民族，与距今六七千年前矫健剽悍的古羌人部落之间存在着渊源关系已经成为当今民族学者的共识[32]。彝族文化的特征是崇虎、尚黑、敬火、爱武，特别是对虎的崇拜直接继承了原始氐羌民族的图腾观念，在著名彝族史诗《梅葛》中，留下了以虎为图腾的记录，“用虎的脊梁骨撑天心，用虎的脚杆骨撑四边”；“虎头莫要分，虎头作天头，虎尾莫要分，虎尾作地尾，虎鼻莫要分，虎鼻作天鼻。虎耳莫要分，虎耳作天耳。虎眼莫要分，左眼作太阳，右眼作月亮。虎须莫要分，虎须作阳光。虎牙莫要分，虎牙作星星……”[33]虎成为支撑天地、创造万物的神物。不但彝族生活地区的山川河流以虎命名，如“哀老山”在彝语里为“大虎山”，“乌蒙山”意即“虎族的祖先山”，“澜沧江”是“虎跌入之江”，武定县旧称“罗甸”，意为“虎族居住之地”，等等，而且彝族的十二兽历以虎为首，并在虎年虎日，由毕摩及其他巫师神婆带领，头戴虎头面具，模仿这十二种动物的声音和动作姿态，踏歌而舞，迎接母虎神为首的纪日十二兽神的降临。彝族文化的虎图腾崇拜，对正确理解考古发掘出土的四川广汉三星堆文物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是一个很有说服力的参考。在三星堆遗址一号祭祀坑里，共发现两件虎形艺术品：一件是圆眼、尖圆大耳、昂首竖尾、龇牙咧嘴的铜虎（图145），另一件是用纯金模压而成的呈扑击状的金虎。二号祭祀坑也发现了数件头上饰云形角、双眉内勾、圆眼、大嘴、上下两排牙齿紧咬的颇似虎头的兽面具[34]。这些实物资料说明，在三星堆青铜文化中，同样也存在着虎图腾崇拜现象。对古代历史文献的分析，同样也得出了创造商代晚期三星堆古蜀文明的蜀人的祖先是源出川西高原岷山的氐羌族的结论[35]。因此，创造三星堆文化的古代蜀人与现代生活在西南地区的彝族之间，可能有着许多联系，如共同的祖先、相同的图腾崇拜、类似的面具艺术品。云南省楚雄彝族在祭祀祖先的星回节（火把节）期间，武士们手执长刀，脸上绘着图腾黑虎的纹饰，扛着旌旗、抬着巨大的黑虎神面具而舞[36]。这些面具“基本属于人面造型，其显著特点为凸目、阔嘴、露齿，有些始祖面具底色皆为墨黑色，凸出的眼球为黄色，眼圈、口唇、鼻子都涂成红色，脸上有朱红色横条。而三星堆青铜面具在出土时，许多尚能看见眉眼描黛、口鼻涂朱的情况。三星堆青铜大面具宽1.38米，彝族始祖面具一般则宽1.5米。二者惊人的相似之处看来不是偶然的”[37]。

图145　四川广汉三星堆商代晚期遗址出土虎形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