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学是“根据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实物以研究人类古代社会历史的一门科学”,这些“实物”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中,具有不同的功能和性质,所起的社会作用和所处的社会地位不同,所蕴含的文化内涵也不同。古人为了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生产的实用器具,虽然在原始社会中同样具有开天辟地的创造性含义,但它们毕竟只是受到不同的自然环境、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传统习惯的启发;而那些实用与审美相结合的工艺美术品或非实用器,如宗教用品、政治礼仪用品、人体装饰品等却深受社会思想观念、政治制度、文化心理和文化传统的影响。这些遗留物都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但只有后者才是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之间构成了相辅相成的密切关系。
一、考古学为艺术考古学提供科学的研究对象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得到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田野考古学得到的实物资料是多方面的,既有古代人类本身的化石、遗骨,以及人类生活环境中的与人类生活有关的动、植物化石和遗骸,又包括一切经过人类制造或加工的物质[1]。考古学主要研究后者。在考古学理论概念中,那些经过古代人类制造或加工的物质,通常分成遗迹和遗物两大类。遗迹指古代人类通过各种活动遗留下来的痕迹,一般不能用人力搬运移动,包括城堡、宫殿、村落、作坊、寺庙、水渠、仓库、窑址、壕沟、城墙、边塞烽燧等遗址和墓葬、灰坑、岩画、窖藏等遗迹。遗物是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各种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及装饰品等,一般可以搬动,按其材质可以分为石器、陶器、骨角器、金属器、漆器、瓷器,及竹木丝帛制品等;按用途可以分为生产工具、生活用品、礼仪用品、装饰艺术品等。古代艺术品是古代人类物质化的精神产品,遍布于各种不同地域的考古遗迹,或以不同质地的遗物形式出现。虽然经人类有意识加工的艺术遗物和艺术遗迹在数量上只不过是众多考古遗存中的一小部分,但其包含的文化信息却是丰富得无可比拟的。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家运用田野考古技术手段得到的。田野考古学是近代考古学最基本的科学方法,在进行考古发掘工作之前,考古工作者都要对遗址或墓葬做前期准备工作,调查它们所处的位置和自然环境,进行适当的测量、绘图、照相和文字记录,采集标本或试掘,然后选择最佳的地点进行大规模的考古发掘。在考古发掘阶段,考古工作者自上而下地挖掘,按照土质、土色的不同来划分出地层的上下叠压关系,把出土物明确地固定在对应的不同地层,从而得出上下地层遗留物之间的时代关系,上层遗留物所处的时代相对要晚,下层遗留物所处的年代相对要早。对没有上下叠压关系的考古出土物品,考古地层学失去了用武之地,必须借助于器物类型学的方法,通过对同一种器物形制方面差异的分析,确定该器物的时代特征和演变规律。“在探讨不同时期的同一种器物的演变时,要从一个标准或一个特征出发,并始终以某一种标准或特征为主,兼及其他特征,考察它们之间的变化规律。”[2]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便是建立在高度科学性的基础上,考古地层学和类型学成为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具有确实的相对年代和时代特征的可靠保证。(www.daowen.com)
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考古学研究对象中的特殊部分,考古学在把注意力转移到古代人类的思维、情感、信仰、宗教、艺术等意识形态方面以前,在物质文化研究领域已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就。人类历史的发展框架已经树立,使古代艺术品有了自己明确的时代定位;各个时期的生产力发展状况也日渐明了,人类使用的工具、从事的生产方式、工艺技术的发展水平,使古代艺术品创造有了正确的依据;人类的埋葬习俗,诸如不同的葬式、随葬品数量的多寡、品质的优劣,引出的社会结构、文化观念的变化,使古代艺术品具有功能的含义。考古学研究的成果,为艺术考古学研究对象提供了强有力的时代背景、工艺技术背景和文化背景资料。如殷墟妇好墓出土的以“妇好”为铭文的青铜器,目前已经发现的器件有方彝、三联甗、鼎、瓿、尊、罍、觥、觚、爵、勺、钺等数十件[3];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中,也记载了许多卜问“妇好”行祭、出征等活动,这些宾组卜辞的年代是商代的武丁时期[4]。由此可以确定殷墟妇好墓出土的青铜器的制作年代下限,不会迟于商代武丁晚期。这样,对考古出土的甲骨卜辞的研究成果就给这些青铜艺术品贴上了一张明确的时代标签,使商周青铜艺术的研究更加具有科学性。
二、艺术考古学研究推动考古学向前发展
艺术考古学是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是考古学的理论和实践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当考古学摆脱盗宝式的野蛮挖掘,转而重视对发掘过程中各种信息的收集、探究,以解答某些古代历史问题时,考古学成为一门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领域发挥巨大作用的科学,考古学家也走上了追寻人类早期历史的艰难旅程。两河流域、地中海沿岸、安那托利亚高原、恒河河谷、黄土高原、非洲丛林等广袤的大地上,都留下考古学家或探险家坚定的足迹,从而基本廓清了人类的发源地、人类祖先的种群等问题。同时,通过对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实物资料的分析研究,考古学家不但正确划分出人类所经历的石器、铜器、铁器这三个以技术来衡量的时代,而且开展了对不同时代文化内容的研究。历史的粗略线条、各个历史时期的考古学文化的发展序列已经清楚地展示在世人面前,但关于文化的探究却依然停留在描述古代人类使用什么样的生产工具、什么样的生活器具,孰前孰后等方面;对那些独具造型和装饰特征的物质产品,也仅仅做了肤浅的描述,尚未深入到作品隐含的功用、象征意义,以及创作者的动机、思想观念和宗教信仰等方面。在中国考古学界,当那种“刨一锄头就可以填补空白”的情况已一去不复返,中国古代历史的框架被牢牢固定在考古学文化提供的史前史和古代文献记载构筑的历史时代时,考古学“证经补史”的工作目的已初步完成,以至于在新一代考古学家的头脑中,对考古学的重大意义产生了迷茫、质疑:“难道我们这一代人命中注定,只能站在历史框架巨厚的阴影下边,做一些修修补补的工作吗?难道这些更丰富、更精美的遗物被古人制造出来、被我们发掘出来,就只是为了证明业已被确定的时空秩序而不能被作为某种生活、某种观念、某种情感的体现吗?”[5]考古学在完成了重建古代人类物质文化史、重建史前文化形态后,开始向解释文化生产的过程、精神产品的含义的方面迈进,那些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古代艺术品,逐渐成为考古学家、文化人类学家、艺术史家诠释中国古代灿烂精神文化的重要题材,时代发出了建立艺术考古学的召唤。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创造的精神产品,古人用绘画、雕塑等艺术手法美化自己的生活,让情感凝聚、铭刻在某些特殊的器物上。这些古代艺术品由于其造型、装饰图案和主题等内容包含了较多的文化信息,不但具有鲜明的时代风格,而且具有与众不同的文化性质方面的特征,可以作为区分考古学文化或文化分期的标志、判断考古遗迹和器物年代的重要依据。艺术考古学将成为考古学科领域的一枝奇葩,引导考古学向着更深远的学科目标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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