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人类学“就是从文化的角度研究人类的科学，它是相对于研究人类体质特征的自然人类学而存在，是研究人类社会关系以及发展规律的一门学问。文化人类学是由研究人类共同体的民族学，研究人类社会结构的社会学，研究人类习惯的民俗学和研究人类生活智慧的民具学等学科组成的”[17]。它的研究重点偏向于史前时代的考古学文化和现存野蛮民族。野蛮民族指的是现存于世界范围内尚未进入文明社会的原始民族。虽然对古典派人类学家认为现存的原始民族等于文明人的史前祖先的观点颇有争议，但不可否认，从现存原始民族简单粗野的文化现象中，仍然能找到进入文明社会的现代人类曾经经历过的原始状态的踪影。梁思永先生早就敏锐地洞察到这一点，“他尝以为要了解古人如何制作器物，最好能从现代民间手工艺的技术入手”[18]。文化人类学家正是依据人类文化中普遍存在的文化相似性原理，从实地调查现存原始民族的生产和生活状况入手，通过对记录的民族志材料的分析研究，“归纳出些通则或原理来使我们得借以推测文化的起源并解释历史上的事实及现代社会状况，然后利用这种知识以促进现代的文化并开导现存的蛮族”[19]。

由于“人是唯一能在身后留下记录的动物，因为他是唯一能制造产品的动物；其产品能‘使心灵回想起’一种不同于物质存在的概念”[20]　，人类在与大自然的相互依存和不断斗争中，创造了各种各样的物品，满足自身的生产、生活、审美欣赏等方面的需要：古人打制、磨制石器工具以提高狩猎或耕种的劳动生产力；捏烧陶器、磨制骨器、刻凿木器来方便生活；用绘画、雕刻、舞蹈、音乐等艺术手段来丰富、美化生活；……然而，长达百万年的史前人类生活面貌，早就一去不复返了，仅仅在荒芜的洞穴中和厚厚的地层下面，留下了他们曾经创作的绘画作品或使用过的各类物品，以及腐朽的躯体、动物的遗骨等。它们被考古学家借助于科学的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方法陆续揭露出来。这些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只是原始人类生活中的极小部分遗留，有待于考古发掘新资料的补充。只有那些质地坚硬或保存环境较好的物品被保留下来，许多质地酥软的编织物、骨器、木器却再也难觅，那些动态的音乐和舞蹈更是人死而音、形随之消亡。此外，这些物品在原始人类生产、生活和意识形态领域中所充当的角色，依然笼罩着重重迷雾，尤其是考古发掘出土的原始艺术品，虽都是具有优美的造型、精雕细琢的工艺成就，但原始人类耗费大量人力、物力、精力创造它们的动机和思想，以及原始艺术品所包含的人类创作情感、理想却再也无法得到正确理解了。值得庆幸的是，哥伦布、麦哲伦等航海探险时，在某些环境条件恶劣的偏远地区，如非洲、美洲和大洋洲岛屿上，还生活着一个个尚未演进到文明社会的原始部落。他们被西方探险家发现后，在文明世界引起了极大的轰动，一些致力于人类学研究的学者深入原始部落中，详细记录了他们的所见所闻。这些民族志材料，既是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重要资料，也对研究史前物质文化史有很重要的参考价值。在中国西南地区和东北黑龙江流域以及台湾地区，直到近代仍有处于原始氏族社会的少数民族存在，他们的社会生活状况更是研究中国艺术考古学的珍贵资料。因此，对原始艺术品的理解，假如没有当时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知识，是无法得到正确的答案的。艺术考古学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人类学研究资料和研究成果的借鉴。

考古调查和发掘出土的原始艺术品都是经过人类艺术加工创造的具体有形的实物。虽然我们有理由相信，在史前时期，人类最基本的艺术形式如绘画、雕塑、音乐、舞蹈、工艺美术已经完备，只有建筑艺术限于科技水平而落后，但人类并非因为生产力的低下而忽略了艺术的创造，相反，自旧石器时代晚期开始，无论是史前民族的文化遗址里，抑或现存的原始民族文化中，都存在着艺术创作现象，“可以说没有一个蛮族无审美的感情，没有一个不晓得妆饰和音乐的。艺术的活动在蛮族中实在比文明人较盛，它影响了较多的人，并构成了较大部分的文化内容。在野蛮生活中，每个人其实便是一个艺术家”[21]。正因为如此，原始艺术品的艺术题材和内容错综复杂。但是，他们为什么在生产力如此低下的状态下，要花如此大的财力、精力创作艺术品？他们为谁而作？艺术品在人的生活中起什么作用？毫无疑问，答案就隐含在史前艺术品的装饰题材和内容当中，它们饱含着大量的史前文化信息。

如何尽可能准确地解释史前艺术品，就需要运用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和方法。文化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是多方面的，既有对史前原始艺术、有史时期野蛮民族和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又有与古代艺术创造有密切关系的人类生活状况、伦理道德观念、宗教信仰等物质文化和人类意识形态方面研究的成就。前者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直接内容和参考，史前原始艺术品和古代具有少数民族特色的艺术品，既是文化人类学研究对象的一部分，同样也是艺术考古学的主要研究对象；后者则为正确释读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提供了必不可少的背景资料。现存少数民族艺术创造的研究成果是艺术考古学研究的重要参考资料，现存的少数民族，其生产方式、生活习惯、宗教信仰甚至艺术创作都是比较原始的，与生活于成千上万年以前的史前人类有较多的相似之处。研究现存原始民族的艺术创作动机、目的和艺术产品的用途，可以为部分地复原史前原始艺术品创造过程、正确释读它们所包含的内在意义做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毕竟史前新石器时代的一切已经离现代文明社会的人类实在是太遥远了，不能以现代文明社会人类的思维观念、道德标准、信仰体系来衡量、解释古代艺术品，只有参考在现代文明社会尚存的、与外部文明社会接触较少的部落或民族的资料。同时，中国现存的50多个少数民族，其祖先曾经是有史时期的野蛮民族，如分布于我国云南和四川以及西藏交汇处的丽江、中甸、昌都、木里等地的纳西族，就是曾经在先秦时期与中原王朝相抗衡的羌族的后裔。纳西族的东巴神话题材非常丰富，“它既有泛神论的玄秘、图腾崇拜的原始，又有创造天地的恢宏、争夺日月的浪漫；慷慨悲歌相闻于人类同大自然所进行的殊死搏斗，金戈铁马跃动在血染的河山；远古人类对宇宙及生命的深沉思考，潜流于荒诞的表象之下，纳西民族丰富的生产知识及生活经验，积淀于鬼神世界的底层”[22]。东巴神话和东巴文字画这些艺术形式，对解释古代艺术品的确切含义不无启发。(www.daowen.com)

史前艺术品的文化内涵隐含在塑造的艺术形象或装饰图案内，对它们的理解如果没有当时的生产力状况和文化背景作基础，往往如隔靴搔痒，很难触及真正的意义所在，甚至得出错误的结论。让我们借鉴西方艺术理论家冈布里奇为了说明艺术家的风格和现实的关系所使用的鸭—兔错觉的例子：模棱两可的艺术形象，既可以被看成一个鸭头，也可以被看成一个兔头，这只是某一个图案由于观众的视觉角度和经验的不同产生的分歧，假如观赏者从未有过鸭子的经验，他就不可能认为这个图案是指鸭子，反之亦然。对史前艺术品的释读，远比鸭—兔图案的理解更难。一方面，不同生存环境条件下的原始民族，由于地理环境造成的阻隔，相互之间缺乏文化交流，创作的民族艺术品在艺术媒介、艺术题材和艺术特征上各不相同，使史前时期的中华大地上，在几乎相同的历史时期内，却点缀着许多文化特征迥然不同的“考古学文化”遗存，从而形成独具特色的民族文化；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原始民族与古代原始民族有长达数千年的时间差距，以该民族的文化现象去理解他民族古代相似的文化现象，只能是一种参考、借鉴，而不是证据。[23]然而，现代原始民族创作的艺术品和创作动机，以及艺术品在现实生活中的功用，却是解释中国古代原始艺术品的最好范例。因为参与释读的是远离野蛮时期的文明人，事过境迁，原始时期的情感、经验早已被理性的和新的艺术经验所代替，只有现存的原始民族的审美情感和经验才比较接近于史前人类创作艺术品的动机，因此，文化人类学成为研究原始艺术的关键。

文化人类学家对现存原始民族的调查材料，为研究原始艺术品的文化含义提供了一个较为合理的背景资料。因此，通过对现存原始民族的民俗、神话和艺术品创作等方面的研究，我们能得到一定的启示和帮助。例如，台湾高山族的派宛部崇拜神蛇；瑶族中有龙犬的传说和崇拜仪式；东北地区和内蒙古自治区的赫哲、通古斯、鄂伦春、达斡尔、索伦等族中流行萨满信仰，尤其是生活在我国黑龙江省大兴安岭地区的鄂伦春人，虽然从17世纪中叶开始由于铁器和枪支的使用，使原始的氏族制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但鄂伦春人所信仰的萨满教却被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萨满是鄂伦春人专门的宗教巫师，是一个通达神灵、沟通人和神灵的“使者”。萨满的宗教活动，最主要的是为病人祈祷，为死者祝福，也为人们祝愿狩猎生产能够获得丰收。龙、虎、蟒蛇、狗、太阳、月亮都是鄂伦春人经常信奉的神。[24]萨满及其在所从事的宗教巫术活动中使用的法器，如满族萨满的神帽上有一个鸟的模型，系上铜铃、猪牙、鹿角、獐骨，鸟表示翱翔于天地，铜铃可以通鬼神，猪牙代表勇猛，鹿角代表长寿，獐骨代表驱邪。[25]现今达斡尔族中保存下来的萨满法衣，下缘往往绣着各种小动物，或者钉着铜片。研究良渚文化玉器的考古学家牟永抗先生从达斡尔人的萨满法衣中找到了灵感，推测良渚文化大墓中发现的那些玉质动物饰件可能就是缝在这类法衣上的装饰。[26]它们对解释中国史前艺术品的创作动机和隐含的文化内涵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又如，“台湾的高山族，经济上还相当原始，但是他们浮雕的图腾版却具有很高的艺术水平，他们所编织的贝衣，已有很长的历史，同样是极美的工艺品；大凉山彝族所用的餐具和马鞍上绘着精美的色彩和花纹，苗族和侗族的竹器，即使是很简单的鱼篓，在艺术上都有很高的造诣。”[27]这些现存的原始民族创造的艺术品，是研究史前原始艺术品最重要的参考资料。

由于现存原始民族所处的生产力发展阶段、生活的自然环境，以及人的思维和习俗，与创作史前艺术作品的艺术家生活方式和意识形态有许多惊人的相似，就如亨利·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中所说：“人类出于同源，因此具有同一的智力原理，同一的物质形式，所以，在相同文化状况中的人类经验的成果，在一切时代与地域中都是基本相同的。人类的智力原理，虽然由于能力有不同而有细微的差别，但对理想标准的追求则始终是一致的。因此，它的活动在人类进步的一切阶段都是同一的。人类智力原理的一致性，实在是说明人类同源的最好的证据。我们在蒙昧人、野蛮人和文明人身上所看到的是一种共同的智力原理，正因如此，人类才能够在类似的条件下创造出相同的工具和器具，由相同的原始思想萌芽中发展出类似的制度。”[28]依据这文化进化论原理和人类心灵相通性原理，在解释史前艺术品的文化内涵时，显然可以参考现代原始民族创作艺术品的动机、用途和含义等。一方面，由于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如气候、地理位置等有差异，从事的生产方式如狩猎、农耕、渔猎等也各不相同，原始艺术品的题材和内容也就有了差别，如内蒙古阴山岩画刻得最多的是与牧民们生活关系最密切的羊、马、牛、鹿，最少的是飞禽，鱼类尚未见到[29]；又如江苏连云港市郊锦屏山马耳峰南麓的将军崖岩画上，出现了农作物图案[30]，这是史前时期人类两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在艺术上的反映。另一方面，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中，往往是现行的工具、技能首先出现变化和进步，而一些传统的文化和习俗却改变得比较慢，造成了有些古老民族的思维和习俗在现代民族的习惯与遗风中有所遗留和保存[31]。为此，运用文化人类学的资料进行史前艺术品的研究，必须使所采用的民族学材料尽可能地符合史前艺术品制造者曾经生活的环境风貌和生产方式；研究原始农业文化条件下人类创作的古代艺术品，尽量参照现代从事农耕为主的原始民族的资料；同时，尽可能地使用文化传统有历史性联系的民族史资料，研究中国古代的原始艺术品时尽量避免用现代非洲、澳洲的原始民族资料。总之，研究史前原始艺术，必须参考现存原始民族的调查材料，但在实际运用过程中，又必须做出选择，尽量选择生产方式和生活环境基本相似的现存原始民族资料，使研究资料更具有科学性，研究成果更接近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