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地层学是从地质学的地层概念中借用过来的，但地质学的地层完全是由自然力量形成的，考古学的地层则不同，它是一个历史的过程，主要是由人类的活动形成的（不排斥自然力量的参与），其中必须包括过去人类制造、加工过的物质或痕迹[2]。“考古学所研究的地层，主要是由于人们活动而形成的。在大多数情况下，地层是一些颜色质地不同的堆积。探讨这些堆积的时间与空间，或纵与横的关系，就是地层学或层位学”[3]。无论遗物还是遗迹，都是某个特定历史时期的人类为了生活、生存而进行的一系列创造活动的文化遗留。当人类在某个特定地域定居下来，从事渔猎和农耕活动，不但创造和使用生产工具、武器、日用器具等，还创作具有审美和情感的古代艺术品。而当这个居住地由于种种原因被放弃时，那些物质存在就形成了一个“文化层”。若干年后，该地区可能又搬来了新的居民，开始新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创造，而后又变成一片废墟，叠压在前一个“文化层”上面。这种随时间推移、文化遗迹和遗物层层叠压的规律性，为田野考古发掘过程中，按照地层的土质、土色划分文化堆积层，确定形成地层的时间早晚关系，奠定了科学的基础。考古地层学方法就是依据这一地层叠压关系的规律，即下面的地层一般比上面的地层在时间上相对要早，来确定文化层或文化层中遗物的相对年代的。中国著名考古学家梁思永先生在主持河南安阳后冈遗址发掘时，根据科学的按土质、土色划分地层的方法，揭示出“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和殷商文化的三叠层文化序列[4]。这次发掘成果作为地层学在考古发掘中应用的重要标志载入了中国考古学史册。考古地层学是进行考古学文化研究的基础。它把田野考古出土的遗物和遗迹，以层位关系的形式，即时间先后的顺序，固定下来。正如历史学家从一页页古代文献记录中寻找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轨迹，考古学家也正是从这一层层的古代人类遗留下来的文化堆积层中，艰难地复原古代社会的面貌，使它们成为科学的研究资料。考古地层学给古代艺术品贴上了时代的标签，恢复了历史的真实。

由于古代人类创造的许多物品都是具体的，有一定的造型和装饰特征。虽然这些器物在不同的时代和环境、不同的生产工艺技术水平以及不同的审美观念和风俗习惯条件下，表现出不同的物质形态，都经历了一个产生、盛行和消亡的演变过程，但这个过程又是前后连贯，有轨迹可寻的。考古类型学方法就是通过对出土物的外形、装饰、制作工艺、用途等方面特征的排比对照，从分析物品的形态变化顺序出发，“根据这个顺序中的位置来确定某一个物品、某一群遗迹或遗物、某一个文化期别的相对年代”[5]。

考古类型学是考古学研究中整理分析资料的一个重要方法。它最早是由瑞典人蒙德留斯在20世纪初提出的，目的是解决考古遗存的年代问题。在中国考古学界，李济先生对殷墟出土铜器的研究、裴文中先生对陶鬲和绦鼎的研究、苏秉琦先生对陶鬲及斗鸡台沟东区墓葬的研究，都为考古类型学型式演变的分析树立了榜样。梁思永先生是最早运用类型学方法对仰韶文化陶器进行形态分类的考古学家，“他把不同形态的口缘、器底、柄和把，分别给予一定的符号。如口缘根据外壁是否有转折的角度、外撇还是内敛、唇部趋厚程度的不同、向内或向外还是内外均凸起的差别，分用四层符号来标记之”[6]。此后，考古类型学在整理从调查和发掘中所得到的各种资料过程中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苏秉琦先生运用类型学原理的正确认识：“由于制造器物的工艺不断改进，或由于社会的变革，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发生变化，以及地方性差异等原因，在不同的考古学文化之间或各文化的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出土的器物形态也会出现差异和变化。这些都是器物形态的比较研究能认识和鉴别的。”[7]对陕西宝鸡斗鸡台遗址出土的陶鬲进行比较分析，可以找到排出序列的四种基本类型，“这些类型按拼音字母A、B、C、D代表，分别称为：A型袋足鬲；B型连裆鬲；C型折足鬲；D型矮足鬲”，“并按照它们的发展史，分为三大期——（一）原始鬲（斝）A，约当仰韶期后与龙山期前；（二）斝鬲A、B、C约当龙山期至殷周之际；（三）鬲D，约当殷周之际至战国。”[8]苏秉琦先生的这种对器物进行分型、分式，并依据成组遗物、遗迹来判断文化性质及其期别、年代的方法，以及随后提出的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理论，都是对考古类型学的重大发展。考古类型学与考古地层学成为考古学这辆不断前进着的时代快车上不可或缺的两个车轮。没有车轮，车子是不能向前行驶的；没有地层学和类型学，近代考古学便不能存在，更不能向前发展[9]。

考古类型学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从不同时代、不同文化或同一文化的不同阶段、不同地区的器物，到古代人类的居住遗址、墓葬，甚至雕塑、书画等艺术品，“只要有一定的形体，都可以用类型学方法来探索其形态变化过程（当然也包括上面的装饰图案）”[10]。艺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是经过田野考古调查和发掘得到的古代艺术遗迹和遗物，属于造型艺术的范畴，具有生动形象的形态特征。艺术的发展是一个历史的过程，由于不同历史时期的生产技术、意识形态不同，导致人类对自然界和对人类自身的认识水平也有高低之分，反映社会生活环境和审美感受的古代艺术品的纹饰图案、装饰手段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和深厚的文化内涵，因此，考古类型学的研究方法能在艺术考古学的研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www.daowen.com)

考古类型学在艺术考古学上的应用，具有双重意义：一方面，通过对古代艺术品形态和装饰题材的分析研究解决年代学的问题，从而使考古资料有更严密的科学性。如信立祥先生的《汉画像石的分区与分期研究》一文，运用对汉画像石分布区域及其形态的型式的综合分析，讨论南阳、鄂北地区，山东、苏北、皖北、豫东地区，陕北、晋西北地区，以及四川、滇北地区汉画像石的分期问题[11]。另一方面，通过对大量材料的分析、排比后，归纳出古代艺术品的内容题材和装饰手法的种类，整理出一套完整的、系统的研究资料，如孔祥星先生对隋唐时期的铜镜研究，便是按照铜镜背面的装饰主题作为分类标准，把隋唐铜镜分为四神十二生肖镜、瑞兽镜、瑞兽葡萄镜、瑞兽鸾鸟镜、花鸟镜、瑞花镜、人物镜、盘龙镜、八卦镜和万字镜等十大类；有的大类中又分出几个品种，如四神十二生肖镜可分成十二生肖镜、四神十二生肖镜和四神镜三种[12]。这些归纳后的资料，为进一步从事古代艺术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考古类型学不但是整理艺术考古学研究资料的重要方法，更为研究者提供了新的思路，如通过对新石器时期的彩陶图案内容的排列对比，找到了彩陶动物纹饰、植物纹饰演化为几何纹饰的规律，以及从彩陶纹饰的传播推断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继承关系。张朋川先生通过对仰韶文化半坡类型鱼形纹饰的排列、分析，发现半坡类型早期的鱼纹比较写实，头上的眼、牙和须，身上的鳍和尾，都毫无缺遗地画出；半坡类型中期，鱼纹已向写意发展，鱼头由原先不规则的自然形概括为几何形，鱼头的上、下颚被拉长，加以夸张的鱼牙呈弧边三角突出在张大的嘴的上部，也有着意追求对称的装饰效果，而将鱼头的上、下颚简化为等形的拉长的凸弧边三角形，鱼身上下的鳍也由原来不对称的自然形演变为对称的几何形纹样；半坡类型晚期彩陶上的鱼纹图案呈现错综复杂的过程，因而对鱼纹的表现更多地采用了示意性的象征手法，常以分解和复合两种形式出现。由于受到庙底沟类型早期彩陶的影响，还出现了一些鱼和鸟结合的图案花纹。由此可见，“鱼纹是半坡类型彩陶中的主要母题，在发展过程中又以多种形式分解和复合，形成了各式各样的几何形图案。半坡类型彩陶上鱼纹由写实到写意，具象演绎为抽象的变化过程中，形的相互转借是特别值得注意的”[13]。同时，通过对彩陶图案装饰部位的综合分析，发现了彩陶装饰部位与人类审美之间的关系，“绘制彩陶花纹和图案的部位都在最显眼、最容易看到的位置：高大器具的侈沿部、颈部、肩部和鼓腹部，其中敞口器具的彩绘往往在其内壁上，著名的人面鱼纹彩陶盆和舞蹈纹盆是最好的例子。很多彩陶器在俯视时会呈现出一幅很美丽的圆形放射状图案。而内收的斜腹和底部通常不施彩绘，至少没有专门绘在这种部位的”[14]。彩绘部位的选择与原始人类的生活习俗有关，他们往往把生活用具直接放在地上席地而坐，这样，绘于陶器的图案就能很容易地被映入眼帘。色彩鲜艳、对比强烈、结构严谨、布局合理、内容丰富多样的彩陶装饰图案，隐含着人类童年时期的审美观念和文化内涵。

考古地层学和考古类型学都是确定考古学遗存时空关系的重要方法，为确定考古遗迹遗物和遗址的历史年代、文化属性、文化系统等提供了坚实可靠的证据，为复原、分析和解释各种文化开辟了新天地。这两者之间又是密切联系、不可分割的。地层是按时间的早晚，自下而上依次堆积而成的，“地层决定器物的时间序列；器物决定地层的文化内涵”[15]。考古地层学为考古类型学的研究对象，如陶片、玉器等遗物确定不同的层位关系，即遗物存在的早晚关系，为研究器物形制的演变提供先后顺序的依据；同样，考古类型学研究的正确结论，又对地层划分的科学性进行检验，如在田野考古发掘过程，必须对地层进行划分，但划分上下之间的地层依据是个关键。一般采取两种划分法：一是以土壤中土质土色的不同划分地层；二是以土壤中包含的文化遗物的不同特征来划分地层。后一种方法，实际上是不同文化类型遗存的分界，就需要利用考古类型学的知识。半坡遗址文化层虽然按照土质土色分成6～13层，但却只有两个时期的文化堆积（部分地段是三个文化时期）[16]。相比较而言，考古地层学的方法在田野考古实践中应用得较为普遍，考古类型学则广泛应用于对考古调查和发掘资料的整理、研究。